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中学毕业，被分配进入一家国营大单位，捧上了人人生羨的铁饭碗。踏上了社会，我自认人生的第一要务是处理好与周边同事的关系，关系搞好了，工作起来会顺风顺水，也为将来的前程打好基础。我有这个意愿，同事们了解我之后也乐意同我交往。就这样没多长时间，找我办事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年轻人被他人重视，自我感觉飘飘然，走路也轻松自在许多，颇有点不成熟的自负。
找我办事无非就是托关系看病。我们单位职工看病的定点医院（过来称之为＂老保医院＂）正是我父母亲所在医院。家父是这家医院肿瘤外科主任，是远近闻名的＂第一把刀＂（手术刀）。有名望的医生不管是什么年代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每天找他寻医问诊的人络绎不绝。
父亲是个大忙人，几乎每天都安排有手术，很多都是8个小时以上的大手术，除了每周四上午是他固定的门诊时间，找他看病相对容易些，其余时间要找他并非易事，查房、手术、会诊、开会，工作安排的满满的。自然而然，许多病人都会集中在这段时间来看他的门诊，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后门＂可走的市民百姓。我也经常在父亲的门诊时间带着同事来找他，一来我单位离医院很近，穿越三条马路就可到达，另一方面求我帮忙的又大多是单位领导，领导嘴上说的都是漂亮的官话，真正能律己的还是凤毛麟角，我们那个年代利用工作时间办私事是个常态。
父亲的医院座落在外滩，门诊大楼原是美孚洋行大楼，是一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大楼外墙被层层暗灰色的尘垢覆盖着，尽显岁月沧桑。踏人楼内，黑色精美的大门、高高的窗台，半圆券窗户透着淡稚的柔光，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砖依然留着曾经的华丽。从早到晚，狭窄走道上都是来来往往看病的人，没有片刻的安静。挂号室在底层，一长串的挂号队伍占据着半个走道，让这里变的更加拥挤不堪。那天我正好陪单位某领导去找父亲看病，看到这么多人排队挂号，我既没有耐心排队又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能耐。挂号间的门虚掩着，我轻轻地地推开房门，靠近门边的护士看到我探着头，忙问我：＂今天又来找你爸爸啦？＂，我点头应道：＂帮我挂个号。＂我把同事的＂老保卡＂递了给她。我是医院里的常客，父母工作在这里，自己也是在这里呱呱坠地，自小又是放在医院托儿所的全托班，医院很多职工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帮人插队挂个号对我来说实属不足挂齿的小事
挂完号，我拿上病历卡走出了门外，沿着走道上了楼。二楼的走廊上一条条长椅上都坐满了看病的人，而肿癌外科门外等待看病的人更多，除了坐着的人，还有很多人站在走廊上，有人边抽着烟边大声说着话，空气中明显有浓烈呛人的烟味。房门外放着一张大办公桌，桌上整齐地平放着层层叠叠的病历卡，一位护士坐在桌旁，不时地接过病人递上的病历卡，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列好。护士看到我；＂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其实，她知道我的来找父亲。＂我带单位同事过来看病，今天好像看病的人很多。＂我边说边把病历卡给她，后面一句话其实有些多余，桌上的一大长串的病历卡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护士拿上我递给她的病历卡，起身进了就诊的房间。此时我感到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们，目光中有疑惑，不平甚至有点愤怒的情绪，看来我们二个新来者打破了这里有序的气氛。
不多时，钟医生尾随着护士走了出来，她点头示意我们进屋。屋内光线明亮，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明媚的阳光占据了半个房间，房间的一侧坐着几位候诊的病人，屋子中间放着二张合并在一起大写字台。父亲身着白大褂背对着房门坐着，钟医生和张医生坐在父亲的右手边，左手边的位置是留给看病的人坐的。我们绕过父亲的身后站在窗台边。父亲正在给病人看病，一口湖北口音的普通话，声调亲切柔和，张医生在旁边记录着病史。不多时，那位病人起身，连声道谢，父亲又嘱咐了他几句。钟医生在父亲的耳边轻声的耳语了几句，显然是告诉他我带人来看病。父亲一转脸看到我们，连忙站起身来，我忙上前向父亲引荐单位领导。一阵寒嘘之后，自然而然地坐下来看病，我站在原地同钟医生聊着天。
走廊上激烈的争吵声从虚掩着的房门传了进来，可以清晰地听到年轻男子愤愤的声音，还不时夹带着其他附和的斥责声。钟医生闻声走出了房间。她似乎感觉外面的声响与她有着某种联系。房间里的人并没有留意门外的争吵声，或许他们认为医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安安静静反而不太正常。过了一会儿，声音渐渐降低了，紧张的氛围平静了许多。只见钟医生涨红着脸，微笑中带有一丝不自然的表情走了进来。父亲问她发生了什么事？钟医生说，有二个江西来的父子找你看病，他们说以前认识你，父亲听后微微点了点头。看完了病，我们便告辞走出房间。走廊上还是原来那些人，忽然，一个双眼有神，脸色黝黑的年青男子从右面的长椅上站了起来，冲着我憨厚地笑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不住的点头示意，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佝偻着背的老汉，看上去一副痛苦的样子，我也礼貌地回敬一个尴尬的微笑，心想可能就是这对江西父子。
几天后，父亲又向我提及那天看病的事情，看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知道父亲已经憋了好多天了，一直没时间和我坐下来谈谈。父亲说：＂孩子，你是否想听听那对父子的故事。＂我随口回答道：＂想听＂，心里却在嘀咕，就是看病插个队还有啥可以拿来说事的。父亲接着说，你们生在大城市里的人很难真实的体会底层民众的处境。那天你们走了之后，外边的护士把一对父子领进了屋子，他们是江西玉山县农民。几年前，我率上海医疗队去那里为血吸虫病患者做切脾手术，指导当地医院做吸血虫病的防治工作。玉山县多山，多河，多树林，而农民大多又种的是水田，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血吸虫病泛滥，当地的农民深受其害。一个人生了这种病得不到医治，就会丧失劳动力，也就与贫穷划上了等号。我在那里呆了一年，为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切除脾脏，挽救他们的生命，而那对父子就是在玉山巡廻医疗的时候认识他们的。他们都是贫困农民，家里有好几个人受到血吸虫病的伤害，丧失基本劳动能力。小伙子是他们家里唯一的男丁，是主要劳动力，当时也染上了这种病，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病，当时我正在那里，机缘巧合的结识了他们一家人。后来小伙子的病治好了，我和卫生院的医生去他们家随访，其贫困的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后来，当他们得知我们医疗队要回上海，还特地赶了上百里的山路，带着家乡的特产，来给我们送行，此景此情，至今难忘。今次小伙子的父亲病重，县医院诊断为直肠癌晚期，那里的医生说，去上海找刘主任或许还有救。所以他连夜带着父亲来上海。那天的一幕想必你也看到，小钟出去了解情况后，跟他们解释了一番，也知道你是我的儿子。他们父子都很谅解，虽然他们都是普通农民，却知道基本的道德礼仪，有着一份朴实的情感。父亲讲了之后，便语重心长地说：＂看门诊的病人都是慕名而来者，其中大多数是没有后门的劳动人民，一周一次的门诊是他们难得的机会，你却经常带人来，占用他们的时间。你觉的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别人是种伤害，况且他们都是有病在身才来医院的。＂对父亲的话我有些听不进去，心里暗想又不是我一个人来找你，你怎么不对别人有这样的要求呢？父亲似乎感觉到我有些不乐意，接着说：＂你与同事搞好关系我不反对，如果确实重要的事可以来病房找我，如果仅仅做常规检查，开病假单，开药之类的小事你可以直接找小钟和小张医生，他们会帮助你的。＂父亲说的是语重心肠，我也不好说什么。
这件事过去40多年了，而父亲的一句＂你觉的理所当然的事，但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却一直铭记在心。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平日的人情往来中，都会发生有形无形挤占底层民众利益的事情。从这次山东高考顶替案，到类似于看病、招工、升职、求学、户口、生育……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公平都是如此。底层百姓本来生活就不易，社会还不时地把不公平加害于他们。我们每一次的自我满足，其实都是伤害更加脆弱的人为代价。我们越是恣意妄为，他们越是无路可走。
人性都是自私的，靠自身的良知来约束自己不太现实，唯有建立规则，人人遵循，没有例外，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