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新中国战略
作为新中国缔造者的毛泽东，终身思考着中国国家的战略。早在1921年前后毛泽东和民国时代的广大热血青年一同在急切探索中国未来之路时，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这说明，毛泽东思考中国问题，就是把它放在世界的谱系之中来考量的，中国问题虽然关乎中国内务，但是中国问题必将影响世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民族、民主问题，说到底是走什么路建成怎样的国家的问题。其后一个时期毛泽东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在此后比较长的时间用这种思路分析中国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分析如何有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上，提出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力戒“关门主义”。他指出：“不能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再次强调中国与世界必然的相互关系，他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可见，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一体的，把中国革命放置于世界革命谱系之中，中国也将被放大。
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从文化的角度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不够。当然，建立这种文化的目的是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因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里毛泽东就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方向和确定目标。
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并基于此，提出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并且，“完全同意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这里虽然是在谈外交政策，但是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强国才是中国屹立世界的主要依据的观点。
而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认为一个新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才能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因此中国就愿意同那些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并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这时候毛泽东从更高的眼界上看到了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和繁荣的关系，而且也逐渐展示出建设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大国的领导者气度。 新中国成立后， 195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指出：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显然，在毛泽东的全盘考虑中，改革落后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力，增强国防，防止国家内乱这些巩固人民政权的措施，可以确保中国的强大而不至于受到侵略。
其后，毛泽东多次提到“建设一个伟大国家”。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1954年，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上说：“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我国人民还要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另外，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时，就向世界表达了中国应当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愿望。他认为：“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已经勾画出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国内要素和国际作用。 20 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从僵化、破裂走向了对峙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比较严峻。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都打过我们。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增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着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这时候，根据艰难的国际背景，毛泽东从中国“可能挨打”的出发点来部署中国的工作，要求用“非常规”的方式加速发展，独立自主发展尖端科技，从一个大国迈入强国的地位。实际上，通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跨入核大国的位置，为中国进入世界大国地位，营造新的国际环境创造了条件。 20 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毛泽东面对苏联的“有限主权论”、中苏边境一连串的武装冲突事件造成的来自苏联的威胁，和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的新转机，启动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钥匙。1969年12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斯诺并与他站在一起检阅了国庆游行队伍。12月，又同其在书房会谈，传达中国愿意欢迎美国一位总统访问中国的立场。之后通过“叶海亚渠道”、“罗马尼亚渠道”、“乒乓外交”、基辛格的“波罗计划”、尼克松的“谋求和平的旅行”，毛泽东在书房接见尼克松一行，到中美《上海公报》签署发表，中美关系改善、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世界格局为之震变。而经过毛泽东最终审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于1971年11月15日下午宣读的发言稿中说：“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中国的大国战略图景规划已经完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家的国际地位是依靠强大的经济地位来保持的，但是中国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在世界上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中国未来强大起来也不做超级国。毛泽东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国和如何与其他大国相处”这个大国战略问题，有着不同的解答，其根本依据都是从实事求是出发，从中国实际国情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角度出发，依据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而做出结论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中国存亡成为国内主要矛盾。而把这种矛盾放置于世界革命的矛盾关系中，或者说从世界革命总问题思考中国的未来前景，是毛泽东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
在新中国建立前革命即将胜利，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来团结最广大的民众共同奋斗，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布局和结构怎样，对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关系有何种影响，成为主要战略思考点。建国初期，中国采取了革命阵线的“一边倒”，到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后，加之苏联在世界各地进行区域扩张，在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对峙，中国只能探索不依附于他人的自己独立于世界之林的新战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顶住了苏修的压力，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使得中国稳步发展高科技，增强国力。毛泽东在谋划大国战略的过程中，坚持依据中国的实际，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但是要看到矛盾的解决不是要等待时机，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关系。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是主要任务，但是也要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使各种有利因素促使国内矛盾变化。中苏对立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严峻，经常处在可能被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危险之中，中国国力也还相当孱弱，毛泽东除了在国内实施战略转移的“三线建设”，“超常规发展尖端科技”等措施，更重要的是勇敢站出来，“两个拳头打人”，反对任何霸权主义。不是要等到科技发展起来了，国家足够强大了，才敢出来说硬话。而在炮击金门，试探美国和“台湾”关系的外交实验中，更是展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智慧。这些对于当今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处理好各种关系，都是有现实参考价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不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的根本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