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入睡之前一直在想，进了大楼之后，怎样？怎么去我的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应该是楼道出来右手边，最里面那间。开门的是一个黑色的感应器。办公室边上是休息室。休息室和办公室之间一面墙都是公告牌。
进了大楼怎么上楼的？我不记得了。
那是我第一个工作的地方。
每天早上我坐在拥挤的地铁里，随着人流下车，再往前走不到100米就到了单位大楼。那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古老的红砖楼。我工作的范围只在二楼和三楼。三楼是单位总部所在，我们二楼那个办公室只是一个小部门。
四楼和五楼是一所私立大学。中午10点时候，三楼的休息大厅里有人推着餐饮过来卖。有时候我也去买个夹肉的面包。卖吃的小姐姐是结实的小个子西班牙人，她告诉我她老公是英语老师。那时候我好喜欢搭讪。见谁都要聊几句。后来办公室的Anja 说要给她女儿请英语私教，我说楼上卖餐的西班牙女人的老公是教英语的，我帮你去问问。Anja 惊讶的看着我，说：“你居然连这个都知道 。”
我其实真是一个害羞的实习生。真的。
Maria 是市议员。那时候38岁。她有一头细细的螺丝卷黑发。好多，好长，从后面只看到长发，然后是翘起来的屁股，然后是两条腿，脚上常常是一双细高跟鞋。前面呢，只看到好大的胸！总是露出来肉乎乎的半个。她脸上有雀斑，笑起来很妩媚。她有一次告诉我,老板要她加班，坐得离她很近很近。
那年夏天，她去度假的时候收到了解雇信。她打了好多电话来，老板都冲我摇头，要我把她打发走。
老板说她是一个做事没有头绪的人。
Anja家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她老公是摄影师。他们的孩子都在私立学校上学。为了多挣钱，他们还开了一家卖电子自行车的店。她每天到办公室都很疲惫的样子，脸色不好。
Anja 不是很喜欢我。至于原因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太讨厌了吧。也可能是她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没有精力去喜欢身边的人。
相对于Anja, Illona 简直是讨厌我。Illona 也是一头螺丝卷发，只不过是金色的。她很胖，年纪大概是50加。她不喜欢我，因为我是中国人。她说她不知道我们亚洲人到底想什么。我说我说的什么就是什么，你管我想什么干什么？从此她看到我都把头抬很高。还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老板要我负责一个任务，她立刻打断说，这个任务可是至关重要，不能出错的。说完，又把头抬得很高看着我，我看到她那两个鼻孔，黑乎乎的。
我说，如果出了错是我出错。你急什么？
Michaela 也五十多，也是个很直接的人。很多人不喜欢她。但我喜欢她。有一次一个客户一口咬定给我打了电话请求处理某件事。所以最后没有被处理不是他没汇报，而是我没听懂或者我没记下来。老板当然一眼看出来是他在胡说，甚至都没有和我提起来这件事。午休的时候Michaela来安慰我，我才知道来龙去脉，她告诉我她其实是法国人，她知道这种委屈。
我们单位还有两个网管。他们的名字很有意思，叫指甲们。是两兄弟。那两兄弟长得一点都不像。一个胖一个瘦。我们住得很近，回家的路上经常在一起聊天。我去三楼总部办事情都会去他们办公室聊一会儿。
当时我们一起实习的还有Tamara. 她好可爱。又矮又胖。那一年圣诞聚会我们俩坐在一起，喝了好多酒，到最后只要我开口她就笑。我没说什么好笑的话，是她喝多了，觉得什么都很可乐。肚子笑疼了还要笑。
我们赶最后一班车回家。她一边跑一边还在大声的笑。
那天我穿了红色的针织裙，她穿的是黑缎红花裙。那是我印象里最后一次看见她。
后来还来了一个实习生Anna。希腊人。她抽烟抽得厉害，身上总是散发出呛人的烟草味。有一次她借了我5欧元去买烟，第二天没来。再也没回办公室。据说是抑郁症发作。她的确不怎么爱说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她也是黑头发，梳一个辫子，经常擦古铜色的粉底液。
我还记得两个大美女。一个来自塞尔维亚，一个来自俄罗斯。她们是某个部门的秘书。我经常看到她们。心里想，真是美女啊。好漂亮啊。越发觉得自己像一只没长成的萝卜头，在她们面前暗淡无光。
好了。记下来那么多，我还是没想起来，进了大楼，怎么去我的办公室的？
办公室的冷气很好。热的时候我根本不想下班。冬天透过窗户能看到一座桥。夏天，草木繁盛，看不到桥。每当季节交替的时候，我都会说：“Jörg, 看不到桥了。”或者：“Jörg, 桥又出现了。”
他会扭头看一眼，越过电脑朝我长叹着说：“真的。又到这个时候了。”
Jörg 是我老板。他女儿和我生日差不了几天。
我已经离开那个楼好几年。那座桥依然在草木中随着季节的更替时隐时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