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弢:中国作家协会的知名人 —— 波恩有个黄老板
我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头尾加起来虽不到四整年,但正赶上 85 年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进入一个新阶段,外事工作非常繁忙,往往是第一个出访团的任务尚未完成,人还在国外,下一个出访团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签证要提前办理,这样仅有一本护照就不够用,为了工作,我拥有两本公务护照,到了88 年因德方的私人奖学金,我在完成 “汉堡文化周” 后为能以私人身份留在德国,事先特地去公安局又办了一本私人护照。这样,最后一次出访,我身怀三本有效护照来到德国。
在对德繁忙的外事交流中,我们始终绕不开一个人物,他就是波恩 “香江酒楼” 的黄凤祝老板。第一次的接触似乎偶然,我们 16 人的作家团,加上我驻波恩大使馆的官员以及就读波恩大学的我国留学生地陪,共 30 来人被黄老板邀请在他饭店用餐,加上一些外宾,他宽敞的包间餐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因忙于翻译应酬,具体行政事物由秘书承担,所以整个过程也不知道哪位是老板。那顿饭是黄老板请的客,是事后才听说的。
知道他是老板是在全团都已上了车,汽车开始发动,他身着一件退了色的牛仔上衣,手提两个大塑料袋冲上车来。我因工作需要坐在头排,汽车快要走了,他没有时间多说话,甚至都来不及说一句告别话,把两大口袋的东西塞给我,让我分给大家。我一看均是世界著名音乐家的 CD,足足有五、六十盘,和鼓鼓的一大口袋巧克力。这两样东西,对当时为节省外汇、回国舍不得花西德马克买礼物的作家们来说,恰如雪里送炭。大家只顾着高兴,也没更多地去想这位黄老板怎么如此热情好客、慷慨大方。自那次以后,往下几年的来德作家团都跟黄老板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老板跟我们打交道都是主动出击,我们每个团的行程,他不知从何渠道得到消息,每次我们到达下榻的旅馆,他已迎候在位,并给每人准备了见面礼。还没寒暄几句,他就跟我们约定去他饭店吃饭的时间。作家们都很好奇,向我打听此为何人,我开始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知道他不是咱们的使馆人员,虽是餐厅老板,但每次用完餐都不肯收钱。后来才知道他是位痴迷中国文化的爱国华侨。
黄老板的事业原则是以商养文。他经营酒楼,把挣来的钱都投资在文化事业上:他办文学杂志、开书店、有出版社、搞印刷厂,还亲力亲为,迻译中国古代及当代作家的作品,出了一系列装帧漂亮、文字优美的书籍,是 80 年代最早一批把中国文学译介到了欧洲,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向德国乃至欧洲搭建了最初的文化桥梁,写下了新时期我国文学 “走出去” 方针政策功不可没的一页。
黄老板为人谦谦有礼,从不夸夸其谈,是个绝对的务实派。工作废寝忘食,言而有信,极其讲效率。他为人低调,凡事不求回报,跟中国文化人建立了一面倾斜的落差关系。他对人的无私资助时常慷慨到让人费解。甭说作家团到了波恩他必定上门邀请,那时波恩为西德首都,是我大使馆所在地,大多团队出访都绕不开去使馆汇报工作,这样每个团一到波恩,就躲不开黄老板的盛情邀请。
不光如此,黄老板还对作家团追踪陪同,王蒙团、王愿坚团、邓友梅团的访问重点城市是汉堡,他撇下饭店前来汉堡参加我们的活动,分组活动当翻译,陪同作家还时时慷慨解囊。一个酒店的老板能放下自己的生意不管,能做到这一步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后来自己做了老板,感受就更加深刻。看得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热爱达到何等深挚的地步。更为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夫人安妮,一个当年德国的汉学姑娘,跟咱们又没有同根同族血缘关系,但对中国文化的笃爱、对丈夫献身于推广中国文化事业的理解、辅助和支持,让人感慨不已;她跟黄先生一样,低调内秀,我跟她见过那么多回面,至今始终回想不起她曾大声地说过一句话。对所有的的中国作家来说,她一直是一个默不出声、从不抱怨、事事有求必应但从不抛头露脸的女东道主。她上下一身黑色,包括头发,更凸显她的内在秀美。
黄老板不仅 “家有食客三千”,还不知劳累地进行采访、撰写报道、举办文学活动,搞作品朗诵会。为了不让年老的作家路途来回奔波,他把自己离酒楼不远的大房子让给作家们住,以方便来酒店用餐。玛拉沁夫、从维熙、高晓生都住进了他的房子。我是团里翻译习惯随着玛拉团长,加上整个出访,莫言始终跟我合住一间,这样莫言也一起留住黄老板家里。
黄老板非常了解当时的中国国情,非常善解人意。西德马克是每个中国作家求之若渴的宝贝,谁都指望利用一生难得的一次出国机会,到德国能攒到足够的外汇回国圆了彩电梦。黄老板除了请作家吃喝免费、送礼,还送每人丰厚的零花钱。他谙悉作家们是有个性的人物,自尊心强、好面子,是不肯轻易伸手索取嗟来之食的,他就巧出名目,给大家发放采访费、版权费、作报告费,让人拿了钱心安理得。住在他家里还能免费打国际长途。那时往中国打电话多贵啊,电话亭里,投币 20 马克,讲话不到三分钟,全部吃光。全团 15 人加上留学生司机、陪同近 20 人,有时招集大家开工作碰头会,我会一再提醒大家电话不能动,专门强调了昂贵的国际长话费,我怕看不住,几次向黄老板建议把电话锁了。出于脸面,他死活不肯,还提醒大家住宅有电话,想往中国打电话就拨 0086 的国际前拨号。我们在国内打惯了公家的电话,对用电话会觉得理所应当。后来我到德国留学时,有个同学来德后一下子找不到住处,德中友协的德国朋友主动免费提供家里的房间,还包伙食,这个不自觉的留学生偷偷用房东的电话往国内打,麻烦了人家一个月、白吃白住不说,还打掉了人家一千多马克的电话费。黄老板说。家里来了外人,如果把电话锁起来,这表示对客人极大的不信任,是对人的侮辱。黄老板之所以不锁电话,他是对我们的尊敬。其实有没有人打过电话或打了多少电话,看一看电话机上的计数器就明白了。
87年秋,我们有一个作家团访问奥地利,为配合访奥,社科院《世界文学》专门出了奥地利当代文学专辑,我翻译的小说《猎兔》,在维也纳还见到了作者本人。我说小说风格很接近屠格涅夫,让他兴奋不已。作家团里有天津的航鹰,这次出国,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怀给了她一笔考察费,让她到了欧洲考察国况民情,顺访西德、比利时,因考察款到手的晚,没法事先安排。访奥后我要陪康濯、柳萌团及时回国,不能同行。但航鹰是第一次出国,“老农进城”,又是一个女的,维也纳过马路还要拉着手,把她独自一人扔去两个陌生的国家,让人放心不下。我设法联系德国朋友,这种本来就是我们份内的事,因为太唐突,人家帮不上忙,无奈之下,只好又求助了黄老板。
作家们受惠黄老板心存感激,但这种感触唯我最切,因为别人是难得的一回,而我是每次都在场,这种长期有来无往的交道,让人觉得不近情理,人情债很重。慢慢地,到了波恩请吃请喝还给钱,在作协成了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一些作家单独来访,黄老板还要负责接送、陪同、翻译,夜以继日,特别航鹰的事是我直接联系了黄老板,为了表示歉意和谢意,于是有了下面这封信:
凤祝: Beijing, 06,06,1988
你好 !提笔如晤 !
航鹰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回来了,虽然她因急着赶火车回天津未能在京跟我见面,但回家后随即给我写了长信,信中谈了很多你的为人、热心照顾、精心安排。同时她也提到了你近来的一些不愉快的事。说真心话,我在从奥地利给你打电话之前是犹豫再三的,我确是生怕惊动打扰了你。我很了解你的待人,一旦朋友有困难,提出帮助,你是不会拒之门外的。所以在求你帮忙之前,我已向别人求援过,在不成功的的情况下,出于无奈,况且时间又紧迫,第二天我要随团返京,航鹰又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在维也纳两周的相处也很愉快,我不忍心将她独自撇下不管,最后又不得不麻烦你这位好友,事后我心里一直是不踏实的。在此,我除了代航鹰向你千万次地道谢外,我本人也非常衷心地感激你,你的仗义不必多言,但愿日后也有能为你做点什么的机会。
在大陆作家群、文人中,对你的状况我大概还算比较了解的,别的不说,单是 1987 年,我们就有三批以上的作家打搅你。你的性格谦虚内向,不计较经济得失,你自己是永远不会表示个 “不” 字的,但作为我们是应该体会到这一点的,尤其是我,因每次去人我都亲眼目睹了。说实在的,我有时感到很惭愧,为自己,也为有些人。我身为中间人,有些事没把握好,没提醒,这该是我的不高明、不到之处。关于此事,我跟我妻子(她是中文系毕业的)长谈了一夜,我们的共感是,我们太失礼了。
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你酷爱文学,热爱咱们这个民族,重义忘利,你热心好客,有如当年的孟尝君,然而······大概在某些细节上应有些改变,否则将是得不偿失。我私下认为,以后我尽量为你提供一些作家的动态,包括出访欧洲、尤其去西德的人员,我不必让人知道你了解此事,你可根据你的兴趣安排,有选择地作出处理。即使是你想晤面的作家,我也不赞成你较长时间地接待,可在他们顺道波恩作一短暂停留,进行一次文学交谈即可,不然你会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如来者不拒,反而会影响你的事业。多结交些青年作家。
九、十月份的汉堡 “中国月” 邀请的作家有邓友梅、张洁、王安忆、程乃珊、鲁彦周、刘索拉,我看来也得同行,对方提到了我。9 月 27 日到汉堡,至 10 月 4 日,然后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一周。如果去汉堡。届时我会设法与你联系的。汉堡活动后,我留在德国,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5 日 Osnabrück 大学举行 Remarque 作品研讨会,作为这个 Gesellschaft 的 Mitglied,我已收到邀请。此后,从 10 月16 日起,慕尼黑市文化厅邀请我去四个月的 Studienaufenthalt。完后,或许还会有其他单位向我邀请。其间我们定会有见面的机会。我听航鹰说,你需要宣纸,她给你带去的量够吗?需要毛笔吗?这些东西又轻又好带,我诚心想帮你忙,你若有什么想法,希望你把我看作一个朋友,直率地告诉我,能有报答朋友情义的机会是莫大的快乐。
今年 10 月,荷兰一家出版社要举行古华《芙蓉镇》的发行仪式,邀请了古华、朱晓平( 男,34 岁,《桑树坪纪事》的作者,今年中篇小说头等奖获得者)和另一名青年女作家 (此人我还在物色)。此事是一名西德人跟我联系的,他是驻京的联合国开发署、荷兰、英国、西德代表,名叫 Walter A·,他说,三作家访荷后,还要安排顺访西德,10 月 16日赴荷,在荷 10 天,在德 10 天,届时我已在西德。
以上所说的仅是提供你选择的机会,不是,绝不是什么义务,你若没时间,完全可以忘掉,不要当作一种负担,我只想给你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我今年要出三本书,都是翻译小说,赴奥前刚译完 Patrick Süskind 的《香水》,由文联出版公司出。去慕尼黑的主要任务一则研究 Thomas Mann,二则搞翻译,下一个选题是 Alfred Andersch 的《Die Rote》长篇小说。搞翻译是个苦差事,每天弄到两、三点睡觉,但不弄自己又不肯,真是自讨苦吃。好了,今天说了那么多,占用了你很多时间,问夫人好,她象你一样,谦虚、内秀!
Mit herzlichen Grüßen verbleibt
Dein 金弢
后来我求学到了德国,三次路经波恩都没敢去找他,就是怕又麻烦了他。黄老板后来放弃了酒楼,这位早年哲学、政治学博士受聘成了中国同济大学的哲学教授。直到关愚谦的去世,大家在网络微信上发消息时,不期邂逅,我们有幸又联系上了,时空相隔三十二年。
( 2019年二月二十七日於德国慕尼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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