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人生第一次打击
不知不觉的，我们长大了，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
名落孙山
1965年我高中毕业，遭受了人生第一次打击。
高中我考上了北大附中，按说是个值得骄傲的学校，但是高中三年我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社会上有什么运动学校里就有什么。1963年学雷锋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大学解放军运动、阶级斗争教育，1965年工业学大庆运动（评功摆好）、思想革命化运动。
这些运动对于我，一个六十年代的热血青年来说当然触动很大。老师要求我们检查自己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及工农兵的思想的差距，写一份写思想总结。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第一次对自己的成长过程进行了反思，严厉地批判自己因为看西方古典小说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给自己扣上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帽子，至于那是什么玩意儿，我真的闹不清，不过是鹦鹉学舌当时报纸上时髦的批判用语。现在想想我充其量就是自由散漫再加上抖小机灵而已。我认为把自己的“坏”说得越严重，认识就越深刻。我的思想汇报写了四五页纸，通篇充满自责。
尽管我强烈地想改造自己，并且也付诸行动，但似乎在班主任的眼睛里我仍然没多大长进。我没有一点政治嗅觉，完全不能预见到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前期。我更不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在从1962年就开始的上层政治革命中被决定了。从那时起《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不断地登载要求剥削阶级子女加强改造的文章。1965年有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杨国庆砍伤了两个外国人，报刊就此大做文章，把此事作为阶级报复事件，责令“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要引以为戒”。这种舆论愈演愈烈，以至后来发展为文革中“血统论”，夺去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前途和生命。对此我没有任何知觉，我认为自己和阶级敌人及其子女根本无关，而且我从来不看《中国青年》一类报刊。
班上进行了班干部大换血，新干部的条件是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人，上台的干部都是出身干部军人或工农家庭的。
直到那时我仍然以为自己的出身很好，我完全想不到这种人为划分的“阶级对立”已经把我和一些同学打入了另册。
尽管是政治风云即起，大家还是在努力为上大学而拼搏。我的学习不差，稍稍努力就是优秀，考大学时当然下了一番功夫。
七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我们迎来了高考。
我的文科考得都不错，历史早就了然于心，答题行云流水，因为憋尿提前半小时交卷，仍然信心满满。作文考试前写了许多篇文章做练习，这些文章稍加改变就可以安在不同的题目下。作文考试的题目是《为革命而学习》。当时的口号不管什么行业都是“为革命而……”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说真是手到擒来，我们恰好练过这个题目，立即提笔洋洋洒洒，写的都是受当时文风影响的大而无当的空话，每段开头都是“为革命而学习，就要……”满纸泛泛而论，但我确信写得很棒。
理科估计上不了九十，但是八十多分是没问题的。按照我的计算成绩该在大学分数线以上。
高考结束后，毕业的操行评语发下来了。看到我的评语，立时透心凉，不仅还是一个毫不留情的“中”，而且把我写得非常糟糕，里面充斥着“要努力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一类的语言。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评语基本上就宣判了这个人的政治死刑，大学还敢要吗？一考完试我就抱着所有的教科书笔记本到海淀的废品站当废纸卖了。我的感觉不好，如果考不上大学，决不是因为成绩，留着这些书不再有用。
高考完毕我到南京姨妈家去了，疯玩了整整一个夏天，赶在发榜的前一天回到北京。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据说被录取的早上发通知，没录取的下午发。我满怀希望等待着，一个早上过去了，邮递员来送过报纸，没有带来任何好消息。我的心开始发慌，安慰自己，投递过程中有半天的时间误差是常事。下午几个同学神色惶惶地跑到我家，他们还没收到通知。我们又一起去附近一个干部子弟同学家打听消息。他考上了哈军工，又给我们历数谁谁谁考上什么大学。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没戏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站起来，怎么走的。清醒时，眼前是晃动的蓝天，七八双手抬着我，正往医务室走去。我羞愧难当，我不是那种执著得化不开的人，连日的疲劳加上落榜的冲击，身体不听指挥了。
傍晚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邮递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同情地安慰道：“没关系，明年再考。”
我躺在床上休息，满心绝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爸爸觉得对不起我，他猜到了孩子考不上大学，是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爷爷的概念，我所有的履历表中，从来没写过“爷爷”这个词。我一直以为，爷爷早死。其实，他的去向连爸爸也不很清楚。他们走的是两条道。爸爸一直追随共产党，四十年代初就和爷爷断了来往。他只是听人说一九四九年爷爷去了台湾，死活不知。
后来的风云变幻，我绝了上大学的望。
鉴定之谜
班上大约有近一半的同学没考上大学（43人中20人落榜），这些人经常聚集一起互通有无，变得空前地团结。我总是琢磨不透，名落孙山的为什么是他们？
余同学，多么有才气的女孩子，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和书法，会画画，会作曲，曾经自创歌剧，精通古文历史，会唱所有的传统京剧，生旦净末丑无所不能。
王同学，学习委员、团干部，我们班的“万能解题机”，又喜欢帮助人，不管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找到他一定给你耐心解释清楚。
张同学，能歌善舞，作文优等，其它的课程也不在话下，小字也写得漂亮。
韩同学，一个极其聪明的学生，没有任何一道数理题能够难倒她。人也长得漂亮。是透着机灵的漂亮。
还有张同学李同学杨同学……他们的功课也都是班上的佼佼者，考上大学应该是没问题的。
相反班上一些人学习一贯糟糕，却考上了大学，虽然上的是三类三等的专科学校。如果他们能考上，全班百分之百的同学应该都能上大学。
没上大学的人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学是那时不能见诸阳光只能暗地通行的国家政策。另外还有一条拿得出来的政策做幌子——“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中的一部分人也是可以改造好的。”可什么是政治表现，什么样的人可以改造好，什么样的人不能改造好，全凭掌权人的一句话语。班上出身不好而考上大学的只有一个，她学习最好又是班长，所谓出身不好也就不过是一般的资本家家庭，无碍大局。“关管杀台”及“五类份子”的孩子是绝对没有份的。
三十多年后，我们通过韩同学才知道，除了发到个人手上的评语，另外还有一份鉴定塞进了我们人生首次建立的档案袋，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后者隐秘不可告人。知青大返城时，在农村插队的韩同学自己带着档案回京，这本是“违法”的，人事档案属于国家机密，个人不能拿自己的档案，更不能打开看。但是那位农村干部为了图省事，把档案发到个人手中，让自己带回城里。韩同学好奇地拆开档案来看，才发现了可怕的秘密：她被说成是一个思想反动的学生，学校意见一栏中只有蛮横的四个字：不予录取。填写的日期在我们高考之前，就是说在考试之前，我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我不知班主任在我的档案中写了一些什么，只知道比起发到个人手中的评语，入档的鉴定只能是更严厉，更不堪，要不然为什么那么死死地瞒住本人。
多少年后，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仍然在谈论这个“档案问题”，班主任老师特地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反思那个时代给师生留下的精神创伤，谈起当年的毕业鉴定问题，他解释说他不是党员，只能写评语而没有权力写入档案的鉴定。谁写的鉴定，写了些什么，对于经历过严酷生活的同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向何处去
没几天爸爸去了河南，带着一片忧心走了。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失落，党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早已深入人心。我们的前面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军队的女儿”作榜样。海燕不是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吗（海燕的故事以后讲）？我横下一条心——到新疆去，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在农村四清的爸爸从妈妈的信中知道了我的动向，想来必是心如刀绞，大女儿已经去了新疆，情况并不乐观。现在二女儿又要走了。他甚至没法集中精力干活，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上午屯谷茬，在刨谷茬时杂念联翩。总在想念孩子。想念海燕，担心她不安心工作，闹出事来。想念海鸥，怕她不够坚强，远离家乡，生活不习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痛苦。孩子，坚强点，让父母安心点。
在那个年代，爸爸的日记多是记事，几乎没有表露感情的内容，这是唯一的一篇。多少年后看到这篇日记，我的心在流泪。
正在这时我收到了海淀区教育局的通知，分配我留在北京当老师。在父母看来，上不了大学，这个工作也还差强人意，可是我跟中了邪一样，拒绝接受分配，只是一个心思——新疆，新疆，新疆。实际上我的觉悟还远远达不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高度。我内心深处不愿意去新疆，但是更不想服从分配，似乎在和谁赌气。大学落榜者的分配前景除了插队，就是在北京的街道工厂郊区农场当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或在副食店当售货员，最好的工作算是小学老师。我都不愿意做，一百个不愿意，我宁可离开城市到边疆去。
我到海淀区教育局找到管分配的干部要求分配到兵团或农村去，吵了一大架，撕掉了分配通知。我真是不理解我的决定让爸爸妈妈的心里有多疼，两个人电函交驰，商量对策。远在安阳的爸爸千里外搬兵，请他的表弟余运先，即我的表叔，一个在北京的中学老师到我家来游说。表叔说：“你现在是一腔热血，将来会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在边疆找对象结婚生孩子回北京都不容易。能留在北京教书多少人求之不得，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呢？”我非常的心高气傲，想：“瞧瞧，这就是一个在城市里当老师的人的思想境界和追求！如果在城市里变得这么俗不可耐，我更要离开城市。”其实表叔所说，何偿不是父母所担心的呢？多少年后真的找对象结婚生孩子了才觉得他的“庸俗”确实有道理。
我逼迫妈妈走了姨父的后门（当年海燕就是通过这个路子走的），顺利地办好了去新疆的一切事情。临走的前几天，妈妈要带我去农垦部领取安置费及火车票，上班前她和我说好下午请假带我去。去新疆的事马上就要实现了，我的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只知道没有一丝兴奋。中午妈妈没有回来，下午两点多钟才匆匆进门，头一句话就是：“新疆去不成了。”“为什么？”我抗议道。妈妈说：“中午去请假，卢琼英（领导，陈翰伯太太）问干什么去，我说了你的事，挨了她一大顿批评。她说我支持女儿不服从组织分配，走后门搞不正之风，丧失了党性立场，责成我立即制止此事，并作深刻检讨。”妈妈接着说：“新疆肯定是去不成了。卢琼英还要我汇报你最终是否服从了分配。”我心里知道妈妈非常乐意接受这些批评，她并非支持我走，而是万般无奈，拗不过我。“组织”帮她挽留了女儿，她感谢不及呢。我和妈妈大吵一顿，心里却顿时轻松起来，一个月后去教育局报了到。
没想到的是，分配当教师的几百个毕业生中有五十个人分配到中学，我是其中之一。更想不到的是，在集训时教育局的领导给我们训话：“所有当教师的同学高考成绩都超过了大专分数线，而你们之所以被选中当中学老师，是因为你们的成绩更为优秀。”
教育局给我们这五十个人办了一个三天的学习班。在讨论发言中，人人都表决心要摆脱反动家庭带给自己的影响，做一个无产阶级的人民教师。这时我才知道，这批“未来的人民教师”没有一个出身好的，都是来自“关管杀”或地富反坏右家庭。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我的家庭为骄傲。如今和这么多“黑五类”子女为伍，自尊心大大受挫。我想起爸爸曾经和我说过：“你妈妈这么早参加革命，如此忠心，可是一辈子就当个小科长，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的确，妈妈一生兢兢业业地革命和工作，始终没当上什么“大官”，除了率真，心口一致等不适于官场的自身的因素外，爸爸揭示了本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是。”
爸爸当然“是什么”，他是有名的翻译家。这个“什么都不是”说的是政治上，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在台湾。爷爷事实上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他已经被当作一个政治符号偷偷塞进了我们家每一个人的档案之中，其威力甚至超过了“关管杀”，所以爸爸在政治上不可能“是什么”。不仅他，连妈妈，甚至我们这一代也遭株连，“什么”都不可能“是”。
我也犯迷惑，不是强调阶级路线吗，不是强调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吗，为什么把关管杀台的子女放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党就放心了呢？
爸爸立即从妈妈的信中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在日记里写道：
海鸥的工作确定，我就安心了。远离身边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真使人难过。海燕后悔已晚了。但也不必后悔，主要是好好接受锻炼，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人材。想家是必然经过的阶段，过一二年就好了。
爸爸内心是矛盾的，又想跟上党的号召又心疼女儿。“真使人难过”一词道尽了爸爸心中对女儿全部的爱。
这张照片是韩英同学档案中毕业鉴定的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