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串连——大寨苹果
（1966年10月——11月）
一九六六年的十月，学校比较温和的一派红卫兵组织学生去大寨参观和劳动，我报名参加了。我太向往外出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再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云天，能够亲临实地参观，向贫下中农学习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虽然频受打击，我仍然不屈不挠地发自内心地要表现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愿望和行动。
在北京火车站等了一天一夜，我们登上了去太原的列车。在太原换车时，我在火车站的食堂买了一碗刀削面充饥，面里什么佐料也没有，但饭桌上有酱油醋辣椒自理。久闻山西醋之名，果然好吃，味道醇香，为了吃醋，我又买了一碗刀削面。
听说黄河穿过太原市，我坐上公交车去看黄河，太原市给我的印象很好，整洁安静，还没有被造反浪潮改造得面目全非。公共汽车上有小孩子给大家念毛主席语录，声音稚嫩，稍带口音，很是动听。
从太原到阳泉，我趁在阳泉等车的机会独自去谒拜了烈士陵园。多年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我对革命先烈有着无限崇敬的感情。我去过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去过八宝山烈士公墓；去过广州的红花岗、黄花岗；去过南京的雨花台。在阳泉烈士墓前，我心潮澎湃，默诵：“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性命，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不能抛弃的吗？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在阳泉等火车时，很多学生买了阳泉梨，一个学生让我帮她削皮，其他学生看我削得又快又好，全都围上来让我给他们削。这时候我觉得他们不再是什么红卫兵，就是一群天真幼稚的小孩子。
我削水果的手法和别人不一样，用食指从里往外推刀。这一辈子我就见过三个人这么削水果：我妈妈、我、我妹妹克阳。
到了大寨，我们几个代培老师住在武家坪一个老乡家里。我们的房间本是他们用来存放杂物的仓房，常年没人住，又冷又脏。最要命的是炕上无数饥渴的臭虫跳蚤吸足了我们的血。我身上奇痒，从头到脚全身红斑。晚上数一数竟有三百五十多个包，通宵就在咔哧咔哧地抓痒，夜里大家聊天，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回北京洗个热水澡。”没人吭声，我马上后悔了，他们在想什么？资产阶级小姐作风？没有贫下中农感情？假革命或口头革命派？他们会不会向红卫兵汇报？经过多次的教训，我已经快成为谨小慎微的君子了。
我们在房东家里吃派饭。每顿一人一碗荞麦糊糊，没有菜，没有一丝油星，连盐味都没有，只有放在糊糊上面的一小勺辣子调味。干了一天活，一碗糊糊根本糊弄不饱肚子。这里的习惯是只有男劳力才吃干粮。眼睁睁地看着男房东吃了两大海碗糊糊，还啃着馍馍，馋得不行，心里鼓励着自己，再坚持一段，等回了北京，不管吃什么，首先好好地填饱肚子。
在大寨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干农活，割豆子搬石头修公路掰玉米挑担子。大寨是以在贫瘠的山地上建设梯田著称的，不管什么活路都要沿着梯田上上下下。挑担上山是最累的活，我们要把收获的玉米挑到山上的场院。尽管肩膀痛肿，我咬紧牙关坚持，最多的一次挑了一百零一斤。几个大寨女子也在挑大筐，身挑苗条，纤细的腰身一摆一摆的，轻轻巧巧地走着，几步就赶上了我。
一天下了工，我和代培老师们到大寨供销社转了一圈。供销社里挤满了买零食的红卫兵。吸引住我们眼睛的是苹果，又大又红，一看就是新鲜多汁的。一个老师说咱们来到大寨应该吃个大寨水果作纪念。我犹豫再三，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会不会又招惹是非？见大家都买，最后我也买了一个苹果，反正“法不责众”嘛。苹果果然好吃，又脆又甜又多汁，冰凉凉的，沁到心底。
当天晚上，全校师生和贫下中农集中在大寨人开会的露天场院开会。只听得红卫兵头头张铁军声色俱厉地说：“红卫兵小将们，阶级斗争不能忘，在我们身边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今天召开批判大会，地主阶级狗崽子刘企鹅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
几个红卫兵把我给揪上了台，推推搡搡地按下我的头。罪行很简单：买了一个苹果吃。批判一个接一个，上纲上线——混进革命队伍，给北京的红卫兵抹黑，破坏农业学大寨，地主阶级享乐主义本性等等。他们喊着口号：“打到刘企鹅！”“刘企鹅不投降就让她灭忙！”特别响亮地起哄式地把重音落在那个侮辱性的外号上。
这样的当众受辱我已经历过多次，在学生面前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我感觉最丢脸的的事，很多贫下中农也在台下，因为我干活卖力，他们对我的印象很好，现在他们怎么看我呢？我心中还有一万个不服气，我之所以敢买苹果，首先因为“红卫兵小将们”挤在柜台前几斤几斤地买水果点心罐头糖果，大摇大摆地当街吃喝。为什么他们可以买我就不能买？所谓阶级斗争不过是他们猫捉老鼠的游戏而已，是他们生活无趣时制造的一种调料，抓个人来斗一斗，解解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让我失望的是，其他几个代培老师也都买了水果，而且是她们带头买的，现在她们一声不敢吭，把头埋在膝盖里，像耗子一样缩着。人到了这时只会明哲保身，真是令人寒心。我心里想，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
红卫兵宣布了对我的惩罚——给学生送夜宵，以及每顿饭前要给红卫兵的食堂挑三担水（他们有自己的食堂，还要吃宵夜）。当天晚上我被斗得懵头转向，顺从了红卫兵的惩罚，挑着两桶沉甸甸的夜宵，送到红卫兵住处。夜宵是用在大寨供销社买来的核桃红枣葡萄干及各种干果熬的粥。红卫兵们早已吃零食塞饱了肚子，两桶宵夜几乎原封不动喂了猪。
第二天红卫兵来押解我去挑水，我的脑子已经清醒，几个月来我对红卫兵的理解宽容忍耐突然走到了尽头，爆发出反抗的怒火，我坚决拒绝道：“我不干，我不挑水也不送饭！”红卫兵把水桶扁担扔在我面前说：“如果你不干，你就永远也别想吃饭。”有几个学生又想上来打人，我拿起桶，嘴里硬顶道：“我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要挑水我只给贫下中农挑。”心想你们总不能在大寨这块革命“圣地”把我打死吧。拿贫下中农做挡箭牌，红卫兵居然拿我没办法。
我找了一家门上贴着“光荣军属”（肯定是贫下中农）的农户挑满一缸水，之后坐在门口土坡的石头上默默流泪。为什么几个月来我一直被打击被侮辱，以至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到文化革命中去？为什么我越是想革命，就越是遭到侮辱和抵制？我想明白一条道理，“革命”这个词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含义。非革命干部出身的人是没有权利“革命”的，如果这些人要“革命”，在红卫兵看来，答案只有一个，他们要革无产阶级的命。我对红卫兵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通过文革的这些日子，我知道自己是永远也不能和他们融合的，他们的优越感已经将他们的行为带向了极端。五十多年后这种优越性通过“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有增无减。网民们用准确的五个字概括了我上面想通的道理——姓赵？你也配？！
大寨之行留给我的记忆不堪回首，唯一的亮点来自一位师院附中附近农村的女学生。有一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在山上割黄豆（从来没见过一个红卫兵干活），女学生给了我一只手套，教我怎么样割豆子。我们边割边聊天，都是些家常里短的事，她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红卫兵的娇骄二气和“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她仍叫我老师，光是这一声老师就让我十分感动。和她在一起，大半年来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放松了，那么轻松，那么有人味。
干着半截活我想解大便，她也要拉。我们边聊边拉，我突然想起身上没有手纸，她从兜里翻出一块皱皱巴巴的报纸递给我。“你呢？”我问。“没关系，我不用。”回手从地里摘下两张蓖麻叶子，“用这个就行。”如果说拉屎擦屁股这事让我的心与她更贴近，听起来荒唐可笑，但这就是我的切身感受，也许她根本无所谓，但这是我几个月以来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得到的唯一一点温暖。
大寨不愉快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从阳泉到北京的火车拥挤不堪，晚6点从阳泉出发。早5点到达北京，11个小时我在车上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一动不能动，直挺挺地站了一宿。
到北京一看，大串连已经成气候，学校里红卫兵都已鸟兽散，多数老师也都已不知去向。学校的教室全都住满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回到宿舍看见我的床上只剩下光板，被褥全被红卫兵拿去招待外地学生了。我的火不打一处来，自从大寨苹果风波之后，我已经十分地厌恶红卫兵，并且决定不再顺从他们。我在一间教室找到了自己的被褥，毫不客气地卷起来拿回家了。外地的串连孩子，对不起了，我对你们没有任何的成见，只是痛恨那些不把我当人看待的红卫兵，我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
第二天回校时，又见墙上张贴着辱骂我的大字报。说我对外地串连的红卫兵采取了阶级报复行动，破坏红卫兵串连运动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云。以前一见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心咚咚地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现在这一类的攻击对我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我冷笑一声，转身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