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第一次政治生命（1956-1959）
前六期《画说》是我对儿童时代的美好回忆，但生活并不总是这样，这期以后，该说点“正经”事了。
第一次政治生命，听起来很可笑，这是我们那时候庄严荣耀的时髦用语，通俗说就是加入了少先队（我的刘元妹妹很惨，到了小学六年级快毕业时，才勉强获得了“第一次政治生命”）。这时起，做党和毛主席的好孩子就成了我们生活的目标。
我们不再无忧无虑天真无邪了，政治活动渗透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着我们成长。（没兴趣者可以闪人了）
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我们换了两届班主任，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老师喜欢我了。我每年的操行评语都是“中”。我一直想当个好孩子，却不知个中奥妙。三年级开始同学们一批一批加入了少先队。入队的资格由班主任说了算，我总是不入班主任的法眼。差不多全班人人脖子上一条红领巾时，我才赶上了末班车。中队长告我，我之所以能入队是因为会画画，少先队的黑板报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美术字的人。我终于获得了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
这张图画上面是1957年我在写板报，题目是“支持埃及人民收复苏彝士运河”。那阵天天不是支持这小国就是那小国，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就是英帝国主义。我们唱的歌是“我们支持你，我们支持你，阿拉伯的兄弟我们在一起。”“古巴嘻古巴嘻，古巴嘻～扬基喏。”
我的课本常常是这样的，快速一翻，一个小人在跑步，被一块石头绊倒了，栽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跟头，挂了……
有这样的课本，得“中”，难入队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从实质来说，我才是一个好孩子。后面的故事大家可以自行评价。
1955年国家开展了一场“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报纸上经常报道破获了潜伏已久伺机变天的或台湾空投潜入大陆的美蒋特务集团。《中国少年报》上报道说有一个潜伏特务男扮女装混入国家机关，因为有大喉结并能一手提四个暖水瓶引起人们的怀疑，从而被揭发出他的真实身份。还有一个报道说南方某农村少年儿童发现家中新来的亲戚很可疑，双脚白皙，手臂上有戴过手表的白印迹，就大义灭亲，报告了公安局，果然是个空投特务。
我们小队活动日最喜欢到景山公园玩“打游击”“抓特务”的游戏。
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人都想抓住一两个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成为英雄。一天放学的路上我在一个墙角看见一些奇怪的符号，我怀疑这是特务秘密接头的暗号，或者意示这下面埋着定时炸弹。我立刻抄在纸上标明地址，继续往前搜索，一路抄写街上所有奇怪符号和数字。天已经黑了，我到派出所报案，郑重地把画满字符的纸片交给警察叔叔。我想象着警察抓到了特务，我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扬，老师们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谁知警察笑道：“这可能是电线工人或管道工人作的记号。”我满心失望地回家了，还挨了妈妈一顿说。
一次妈妈的机关组织孩子们到缅甸大使馆参加缅甸总统儿子的生日庆典。我们在院子里玩游戏，我和一个小男孩一起荡秋千。这时周恩来总理走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我停下来，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他。周总理主动跟我说话：“小朋友，这个小男孩是哪国人？”我说：“是中国人。”他问：“你怎么能知道呢？”我答：“他刚才和我说中国话了。”总理笑了说：“好，你们好好玩吧。”回家海燕听到此事，责问我：“你为什么不想周总理问好，为什么不让他代问毛主席好？”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全国掀起除四害高潮。这年的4月份全国开展了三天集中火力消灭麻雀的运动。当天报纸的头条写着：
“轰！让麻雀无处落脚，饿死累死！打！让麻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毒！让麻雀断子绝孙！掏！销掉‘老家贼’的‘户口’”！
麻雀成了人们心中最凶恶的敌人。麻雀和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党的号召就是正确的。
学校也停课三天，清晨四点钟起床，我们带着脸盆，竹竿，扫帚到居民院子里轰麻雀。只要一见有鸟儿飞过便挥动竹竿大声吆喝，同时可以听到来自街上和各个院子的锣鼓齐鸣，杀声震天，如同全民的狂欢节日。
我家有棵高大的槐树，疲惫已极的麻雀落在树上歇脚，死活不肯离开。设立在本地制高点隆福医院的“轰麻雀指挥部”不断通过高音大喇叭发出指令：“崔府夹道16号大槐树上有麻雀！”我们忙不迭地在树下敲打。没过多久又听见高音大喇叭里喊：“崔府夹道大槐树上还有麻雀！”我们觉得很丢脸。
可怜的麻雀无处落脚，光是最后一天，全市捉了四十万只。城市的上空很长时间看不见一只飞鸟。麻雀的消灭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导致了后来一些地方严重的虫灾。
1958年8月，毛泽东发令：“书记挂帅，一切保钢。”一时间为完成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目标，轰轰烈烈的全民炼钢运动开始了。
老师号召我们把家里不用的铁器交到学校，回炉炼钢。回到家姐妹四个为了争抢厨房里的铁锅，打得不可开交。把阿巧急坏了：“别拿走呀，我还要做饭呢！”
大跃进中大批的农民诗人农民画家和大批的民歌民画涌现出来。中宣部要求人人写诗歌颂“三面红旗”。我们的作文课也是写诗，我拍拍脑袋就写出一首，一连写了十来首。
“诗”写多了，淘气的本性又发作了，我把课本上的古诗都按原来的韵律改成了浅薄的歪诗，同学还都喜欢。有一天我被叫到了办公室，校长拿着一张单子，上面记录着我的“杰作”，问：“这些诗都是你写的吗？”“是。”“有没有人指使你写这些诗？”我知道不好了，吭哧道：“没有。”“没有就好，要知道现在反革命分子就是通过像你这样调皮捣蛋的孩子散布这样的反动诗歌，达到污蔑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我打了一个冷战，头一次知道反革命和我是可以这样联系在一起的。
五年级我们开始参加“十一”的庆祝活动。早上四点多钟就到天安门广场等候，我们的任务是“场内站队”——手挥纸花，高喊口号，以“花的海洋”作为游行队伍的背景。游行结束后，几万小学生“涌向天安门”。老师千叮万嘱不要摔跤，否则会被踩死。
1958年《北京晚报》创刊，为了推广销量，少年儿童都上街卖晚报，半天卖不出去一份，我想了一个办法，到餐馆一个个地问，很多人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买了。大人们真好。
为响应绿化祖国的号召，春天我们到城外种植蓖麻和向日葵。秋天我们去收集他们的种子，一般来说，向日葵的花盘已经不见，但蓖麻大量结籽没人要。老师说蓖麻不仅可以绿化祖国，蓖麻籽榨油还可以当飞机的润滑油，飞机有了油就可以打击美帝。
晚上我们承担起交通宣传员的任务，主要监督自行车有没有车灯，没有车灯的，就不允许再骑车。被截住的骑车人都非常客气，答应推车回家。不过他们走出我们的视线后，就一蹁腿又骑走了。
我不过淘气而已，并不捣蛋，我真的想当一个党和毛主席的好孩子。我寻找各种机会为班里做好事。我把各班的小粉笔头收集起来，捣碎，加水重新搓成粉笔，晾干，当我把一盒再生粉笔郑重地交给老师时，得到的回答是：“这种粉笔根本没法用，你要专心学习，别搞这些没用的事。”
我跟老师争取到了每天早上在黑板上抄习题的工作。我每天早上六点就从家里出发，天还黑着。我要赶在同学上早自习时抄完习题。到了学校校工还没起床，我在校门外传达室的窗下高叫董大爷开门。董大爷披着衣服睡眼迷稀地打开门，总要说一声：“又是你，那么早。”
我非常关心时事政治，多次向老师建议利用晨检时间给同学们读报，老师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每天晚上看报选出一些内容第二天早上给大家念。有时还搞一个时事小测验，同学们越来越重视听读报。
不管有多少政治“任务”，这才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刻。
除了学习，我们还有使不完的精力。五年级我考上少年宫木偶组，我们排演的剧目，都是些惩恶扬善的童话故事。大灰狼由男生扮演，我被分派的角色总是狡猾的狐狸。到了晚上我们去各个小学演出。小学生整整齐齐坐在地上，小脸仰着，巴望着节目开始。看见他们我心里十分骄傲。
我和班上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话剧团，吸引了大批同学参加。第一个话剧由我编剧导演，表现大跃进中工人们克服困难，战胜保守势力，研发“活性染料”的事迹。话剧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后来我们又排演出了好几场话剧，还在全校大会上成功演出了《大灰狼》。
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和同学走回家，看见路上有一个盲人坐在地上在叨唠。我上前去问，盲人说，他家在十里铺，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他今天去报到，谁知日子搞错了，只好先回家，但是没有带返程的钱，一天没吃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回家。我拿出还没来得及吃的芝麻酱烙饼给他。
我和同学凑了两毛钱，把他送上去十里铺的汽车。他一个劲地道谢，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小学考初中的作文题目恰好是《一件好事》，我写了这件事，得到满分。
我们看了大量的课外书，一天高忆陵同学告我在《译文》上看了一篇泰戈尔的小说，讲一个老头娶了一个九岁的女孩为妻，每天晚上人们都听到屋子里传出女孩的哭喊：“我不！我不！”高和我探讨，老头对女孩做了什么，我们做了最大的想象，结论是他打她。为什么要打？不明白。从那以后我专门搜集泰戈尔的书寻找答案，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