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采用的酷刑几案例
网文2011年7月25日《内蒙地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对于文革期间迫害内蒙少数民族所使用的酷刑，有这样一段介绍：
“海外学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说：受命到内蒙挖“内人党”的汉族干部，在运动过程中制定了‘只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疼他们的灵魂’的成功经验，专案组为了搞逼供信，在经验交流会上推广了三十多种刑法，诸如吊打、老虎桡（櫈）、灌凉水、压贡（杠）子、钉竹签、鬼抽筋、过电、烙铁烫等等酷刑，最令人发指的是以下四种新发明：
第一是“热情帮助”。办法是生起四座煤火炉，烧得里外通红后放置于犯人四周，同时还要让犯人穿上十几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虚脱昏倒为止。
其二叫“冷静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里，双手背铐着跪在雪地里。
其三是“小心谨慎”。办法是朝天放十来张桌子，让犯人脱光衣服站到桌子腿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一慢就用皮鞭抽打。
其四是“只争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给穿上一条灯笼裤，里面再塞进一只野猫或黄鼠狼，打手们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猫和黄鼠狼便在犯人的裤裆里乱窜乱咬，撕裂犯人的下体和生殖器的肌肤，使犯人疼得死去活来。
网上提供的几个案例：
（一）当时内蒙古正在实行军事管制，几个士兵把一个直径将近两米多的大铁锅烧红，把一个蒙古人的胳膊和腿捆在一起吊在树上，然后把他的肚子露出来，就用那个烧红的铁锅去烤，烤到最后，蒙古人的腹部慢慢膨胀起来，最后“砰”一下爆裂，然后肠子掉在烧红的铁锅里面，立刻像蟒蛇一样窜越起来。当我目睹了这样悲惨的景象以后我就走了，因为当时我是知识青年，我就开始走上一个流浪的旅途，脑子里老是萦绕着这个悲惨的景象。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摘自袁红冰《文化大革命是对蒙古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一文。）
（二）、 在挖“内人党”的运动中，所有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有一些汉人也受到牵连。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都是家常便饭的事，还有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如在哲里盟曾有妇女被逼着与公牛交配；尚有两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两只灯泡。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惨状经历者不堪回首。断胳膊、断腿多是小意思。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之多，上致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等；下至普通农、牧民，甚至还有妇女、儿童。笔者的一位朋友（现在美国）就是受害者，当年她只有二十四岁，为小学教员，住边远地区，但也逃脱不了关进私牢长达六个月的命运。她全家受到清洗，她的两个老师被打死。凡是蒙古族的精英或知识份子，都是主要攻击对象。株连的人数之多，殃及的范围之广，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1968年10月1日，中共的国庆节前，中共总理周恩来接到其侄女自内蒙古偏远的边境牧区寄来的信，说：有十几户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户不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为蒙古人喊冤叫屈。但是，挖“内人党”为中共统治集团有计划、有目的的血洗蒙古民族的重大部署，周恩来也不可能出面制止。这使70至80万蒙古人民蒙受不白之冤，遭逮捕和关押，上百万人受到牵连，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种下了蒙汉冲突的祸根。（摘自巴赫《文革“内人党”事件窥探》）
（三）、在毛皇统治下，一旦被揪出整肃，立即批斗、抄家、凌辱、殴打、禁闭、隔离审查、蹲小黑屋，个人和民族尊严扫地，完全失去自由。特别是酷刑逼供，骇人听闻。运动痞子与刁民的整人手段刑具五花八门，残忍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历代皇朝与德日法西斯。例如内蒙古在抓"内人党"时，有五万多人惨死于酷刑逼供，打残打伤数10万人，其中乌盟用过的酷刑有上百种。（摘自鄂怀远《党天下要还原为人民天下》）
四、辑录者言：正义无法伸张，记忆可以捍卫
据网上维基百科提供的材料，“内人党”事件的处理是：“1979年11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滕海清在内蒙所犯下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之后，于1980年6月又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了第二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在挖‘内人党’中，内蒙遭受的酷劫是骇人听闻的，林彪、康生、四人帮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郭以清等人，是造成这一惨案的罪人！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应予以党纪、国法的严肃制裁！不然，确实难以平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民愤。’”
对此，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党委的回复是：“中央的领导人由中央做行政处理。滕海清因为过去有战功，不追究其在内人党事件中的责任；吴涛不宜留在内蒙古，调回北京军区（任）副政委；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在挖肃后已受到降级、劳动锻炼等处分，不宜再予追。而内蒙古有权处理的只有在1968年8月就已失势的郭以清。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牢狱服刑三年。”
显然，文革期间在内蒙搞的清查“内人党”，其性质是一场大规模的对蒙古少数民族的民族灭绝运动。这场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其元凶江青和康生虽然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具体对内蒙蒙族广大干部和群众实施迫害的罪魁祸首滕海清及其帮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和惩处。像滕海清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少数民族鲜血的罪犯，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 1988年还获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直到他 1997年在北京去世，活了88岁，一直逍遥法外。说明中共治下，就是一个没有正义和法治可言的黑暗王国。
当代著名学者徐友渔在《记忆即生命》一文中讲：“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受苦受难者可以记录苦难，记录罪恶，保存和转移这些记录，以便它们有朝一日重见天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他认为捍卫记忆实质上是在捍卫民族的灵魂。
一些蒙族和汉族的文化精英正是这样，他们不甘心蒙族同胞所遭受的苦难和迫害被有意淹没，他们怀着悲愤的心情，用文字记录这段暗无天日的历史。其中在日本高校任教的蒙古族学者杨海英著有《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一书。杨海英生在内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1989年留学日本，所学专业是人类学。文革期间他还是一个孩子，当他长大成人以后，接触到许多文革期间饱经磨难和九死一生的蒙族受害者，倾听了他们所受的酷刑和折磨以后，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采访了一百多人，我写了五、六十本日记，这好像是给我的一个使命、给我的一个任务，只能由我来写。所以我就开始写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我仅仅是一个代笔者，就是代蒙古人下笔……。在这点上，我有一种‘老天爷赋给我这样一个使命’的感觉。”杨海英从他采访的上百个对象中，选择14个有代表性的受害者，把他们的文革经历用文字如实记录，写成《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一书，2009年首先用日文在日本出版，在日本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为此，2011年该书获得日本纪实文学第十四届“司马辽太郎奖”。并陆续翻译成中文、韩文、德文等多种文字。此外，网上提供的史料还有《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量屠杀蒙古人的基础资料》（2009——2016，共8册，日本风响社出版）；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1月）；《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作者：高树华、程铁军。明镜出版社（2007年）；图门、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民族出版社，1995年）等。
这说明，对于内蒙少数民族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残酷迫害，虽然正义的审判迟迟没有到来，但中共统治集团中那些历史罪人，已经进入史册，他们将遗臭万年。
2020/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