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朝的教育理念
秦王朝是以“教化治国、礼仪兴邦”治理国家的理念中的一个旁系分支：礼法制度中的法制观念，来治理国家。准确而言，这种治理国家的方式，仅仅是要求各阶层在行为举止上，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尊重儒家封建帝王神权而已。
秦王朝却没有进行“教化治国”的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没有把刚刚以武力统一的六国“刍狗”们，各不相同、混乱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民心”统一起来（各个地方的“刍狗”，仍然忠贞、崇拜他们的先王家族），没有让他们从精神、思想、意识里，自觉地维护秦王朝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自觉地尊重赵氏家族的封建帝王神权，自觉主动地维护秦王朝社会各阶层的等级礼仪……而且打压具有掌握着“教化治国”的舆论宣传功能的儒士阶层。例如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时，六国遗民立即跟随他们的先王后裔，风起云涌，反抗秦王朝的统治。
又如在《二十四史》里，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中，只有秦始皇、秦二世没有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而且把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的事实，无情地揭露出来《史记·吕不韦》。秦始皇可是中国历史上最享有“盛名”的皇帝之一，而在后世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即使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分裂割据、昙花一现的失败小帝王，都有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以向“刍狗”表明这些小帝王的帝王神权，是“天授”的；唯有秦始皇、秦二世的帝王神权，不是“天授”的。
这种舍本逐末的治理国家的方式，是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
第四节 汉朝的教育理念
一、刘邦的治国。
当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听从儒士陆贾的劝告，以“教化治国、礼仪兴邦”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理念。重用陆贾、刘敬、叔孙通等儒士阶层，制定维护刘氏帝王尊严的各种礼仪制度，要求社会各阶层在行为举止上，尊重崇拜刘氏家族的帝王神权；以崇拜、跪伏于刘氏帝王神权、刘氏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刘氏帝王尊严为目的的各种各样的文化音乐艺术教育，在全国进行舆论宣传，教导社会各阶层从精神、思想、意识里，尊重刘氏帝王家族的封建神权，神圣不可侵犯。
例如把刘邦当皇帝后、衣锦还乡时写的《大风歌》（《史记·汉高祖》、《史记·吕太后》）；项羽失败绝望而自杀前的悲鸣：“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史记·项羽》；陈胜、吴广“弄虚作假”的神话传说《史记·陈涉》；以及刘邦的各种各样“真实”的神话传说，如刘邦母亲怀孕时“梦与神遇”、是蛟龙的后代、刘邦醉酒后身上出现龙、相士们的各种预言、刘邦醉酒斩白蛇等《史记·汉高祖》。在全国大规模地进行舆论宣传，向“刍狗”们表明刘邦以武力夺取的帝王神权，是“天命”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使得全国各阶层在行为处事、言谈举止、精神、思想、意识里，全方位地尊重、崇拜、跪伏、自觉维护刘邦家族的帝王神权。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余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沃，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史记·刘敬、叔孙通》。凡是威胁或潜在威胁刘邦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所有人，都被迁移、流放和受到管制。
随后的历朝历代，当改朝换代后，一般沿袭刘邦的做法：依靠武力成功地争夺到帝位者，立即重用和利用儒士阶层，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新帝王的“造神”运动；把凡是威胁或潜在威胁开国帝王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所有人，都被屠杀、监禁、流放或受到管制。
二、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意识的儒家治国思想，重新一统天下。自此以后，孔子的儒家经典，成为中华民族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孔子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成为教育中国各阶层的核心指导思想。封建帝王任免各级官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视其对儒家经典的研究、理解和实践的程度。儒士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空前高涨，仅仅次于皇亲国戚；儒士阶层不再仅仅从属于儒家封建帝王、贵族神权体系，而是构成中国儒家封建神权网络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汉武帝之前的历朝历代，儒士阶层仅仅具有“教化”的功能，“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帝王屠刀，掌握在帝王和各级贵族和权贵的手中；汉武帝之后的历朝历代，“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帝王屠刀，掌握在儒士阶层的手中；儒士阶层一手拿着儒家经典，一手挥动着寒光闪闪、血迹斑斑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帝王屠刀，强迫中国各阶层，接受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各级儒家封建神权崇拜、儒家封建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礼教观念。
西汉名儒董仲舒把传统儒学的“天命论”的观念，根据《易经》和阴阳家的玄学思想，发展为“天人感应论”，从而给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各级儒家封建神权的造神运动，即“君权神授”、“神权天授”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论依据，让儒学蒙上神秘的宗教神学色彩。因此儒学逐渐向宗教神学方面发展，称为“儒教”。儒、释、道并称，成为中国的三大宗教之一。中国儒士阶层的“犬儒”意识，逐渐向“儒犬”意识转变；儒士阶层逐渐成为维护封建帝王神权、各级封建神权权贵阶层的根本利益的恶犬。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理念
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延续汉武帝的“教化治国”的理念：对底层“刍狗”，主要是以孔子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进行舆论教化；对于读书人，主要是以孔子的儒家经典，作为主要教材，进行文化理论教育；对读书人所读之书，没有强制限制。
这一时期的不论大、小帝王，昏君、暴君，不论汉人皇帝、还是胡人皇帝等，儒士阶层都给他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在他们各自的统治范围内，进行舆论宣传，以表示他们的帝王神权，是“天授”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对于从低层读书人中选拔官吏的标准，是以对孔子的儒家经典的研究、理解和实践的程度，作为唯一标准。
第六节 隋朝的教育理念
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限于儒家经典。从而开始把绝大部分读书人，吸引到研读儒家经典的泥沼之中。隋朝的“教化治国”的致命缺陷，就是仅仅吸引读书人研读儒家经典，却没有大规模地进行“舆论宣传”，经过南北朝四分五裂的混乱统治的全国“刍狗”的支离破碎的民心，并没有完全凝聚在杨氏帝王家族的身上。
隋朝没有沿袭汉朝刘邦的做法，把凡是威胁或潜在威胁杨氏帝王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所有人，进行大规模和彻底地清除，仅仅是屠杀、监禁、流放和管制主要首脑。此为隋文帝治国的“妇女之仁”的结果。
第七节 唐朝的教育理念
唐朝逐步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限于儒家经典。把绝大多数读书人，吸引到研读儒家经典的泥沼之中，让他们规规矩矩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此控制了读书人的思想意识，让他们完全地、毫无任何贰心地、心甘情愿地跪拜匍匐于儒家封建帝王神权之下。故此，唐太宗李世民私幸端门，看到新进士们弹冠相庆，缀行而出，不禁喜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朝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舆论宣传”，进行“李氏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造神运动，让全国“刍狗”的民心，逐渐凝聚在李氏帝王家族的身上。例如把北方胡人称呼李世民为“天可汗”，在全国进行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即使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皇帝——武则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相士预言和“神话”传说，以表明武则天的帝王神权，是不可违背的“天授”的。
第八节 宋朝的教育理念
一、宋朝的“教化”治国。
宋朝发展和完善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放宽了应试者各种限制条件：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年龄大小，除了奴仆之外，都有权利投考。对于周围国家的读书人，例如辽、西夏等国的儒士，也给予投考的权利。对于赤贫的儒士，给予特殊的经济照顾。这样，把所有的读书人，吸引到研读儒家经典的泥沼之中，让他们陶醉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理想的追求之中，而不能自拔。让所有的读书人完全地、毫无任何贰心地、心甘情愿地、诚惶诚恐地跪拜匍匐于儒家封建帝王神权之下。
宋朝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和各种各样的帝王神权崇拜的造神运动，让“五代十国”支离破碎的“刍狗”民心，逐渐凝聚在“赵家天子”的身上。《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就是这种造神运动的产物。
二、理学。
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在西汉大儒董仲舒根据《易经》的玄学思想，发展的儒家学说（儒教）的基础之上，吸取了佛教中的“消除自身各种欲望”的思想精髓，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张。佛教要求修炼者自己主动清除自身的各种欲望；儒家嫡系传人——理学家是手持“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屠刀”，竭尽所能地消除中国底层“刍狗”的各种“人欲”，仅仅存在维护儒家封建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
程朱理学主要表现形式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封建道德的五种教条。“三纲五常”是建立在舜的“五教”和孔子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即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的基础之上，增加“神圣不可违背的‘天理化’”而发展而来的。在理学家的推波助澜下，儒家学说完全宗教化，成为“儒教”。中国儒士阶层的由“犬儒”，完全转化为“儒犬”；儒士阶层完全成为维护封建帝王神权、及各种封建神权的根本利益的看家护院的恶犬。儒士阶层在帝王神权、及各种封建神权面前，就是百依百顺、奴颜媚骨的北京哈巴狗；他们在底层“刍狗”面前，就是凶狠残暴、无恶不作的中国式看家护院的恶犬。
随着程朱理学的推广，南宋灭亡后，开始出现对前朝忠贞不二、念念不忘的“遗民”，现代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文天祥，就是具有“遗民”意识的代表；文天祥的精神意识和元朝“遗民”、清朝“遗民”的精神意识，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文天祥是汉族帝王神权统治者的“遗民”，而被“排外意识”强烈的汉族统治者、汉族儒士阶层作为民族英雄，歌功颂德而已。
第九节 元朝的教育理念
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完全接受南宋末期的儒家理学思想，并且把儒家理学主张，在整个元朝统治疆域内推广。开始把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限制在儒家理学的范围之内。但是元朝的科举考试屡兴屡废，一共只举行过十六次。
元朝统治者仅仅是安抚、收买汉族儒士阶层，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就下令赦免所有的汉族儒士，让他们脱离奴隶的地位。但是元朝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教化”汉族“刍狗”的“舆论宣传”，汉族“刍狗”的民心，没有完全凝聚在蒙古族的帝王神权的身上。虽然如此，当元朝灭亡后，仍然有数目不菲的汉族儒士，居然心甘情愿地、发自内心地成为元朝“遗民”，这就是儒家理学的功劳。
第十节 明朝的教育理念
当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立即大规模地进行“教化刍狗”的舆论宣传，让全国“刍狗”的民心，很快凝聚在朱氏帝王家族的身上。却对儒士阶层，采取两手政策：对朱元璋的帝王神权忠贞不二的儒士，一般都能受到重用；凡是对朱元璋心怀二心的儒士，格杀勿论。
明朝继续以科举考试制度，来控制儒士阶层和各级“刍狗”的精神思想。而且，明朝的科举考试的范围，仅仅限于程朱理学。八股文，作为明朝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所谓八股文，就是根据四书五经命题，限制用一定格式、体裁、语言、字数而做的应考文章。而考试的内容，必须以宋明之间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程朱理学。根据帝王的要求，考生在做文章阐述经义，只能依照题意，揣摩古圣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绝对不许发挥自己的见解，绝对不许联系现实政治事件。考生只能循规蹈矩，以孔子、孟子的是非为是非。而且解释经义，四书一定以朱熹的集注为标准，五经一定以宋元理学家的注疏为准绳。考生必须服从程朱理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意识。
如此以来，儒家理学的思想文化意识，完全控制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仅仅存在儒家封建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灭掉自身的一切“人欲”；如此以来，完全地控制、限制、束缚、僵化了读书人的思想、意识和灵魂，让中华民族的所有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人格；像哈巴狗般地、诚惶诚恐地跪伏在封建帝王神权、各级儒家封建神权的淫威之下，摇首乞怜。这就让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识，逐渐形成一种自闭保守软弱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体系；迫使普通百姓，不敢挑战权威、对权威恐惧而崇拜权威。
明朝初期的王阳明，把儒家理学思想完善、总结、定型。从此儒家理学一统天下，主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意识，直到至今。
第十一节 清朝的教育理念
当满清政府统治中国后，立即下达“剃头令”——一种满清王朝的儒家封建礼法制度，凡是不服从“剃头令”的汉人，格杀勿论，这就从“礼法”上摧毁了汉人维护明朝封建礼教的反抗意识，必须服从满清的封建礼教制度。
在满清政府初期，对汉族儒士阶层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安抚、笼络、收买，即使对明朝忠贞不二、念念不忘的“遗民”，强行给予他们以官职，让他们逐渐忠贞于满清帝王；对汉族“刍狗”，利用汉族的儒士阶层，进行大规模、铺天盖地的“教化”汉族的“舆论宣传”，让汉族民心逐渐凝聚在满清帝王神权崇拜的身上。其中投降满清的汉族大儒——洪承畴的功劳最大。
满清政府的中后期，对仍然心怀二心的儒士，进行血腥地镇压。
清朝延续明朝的“八股文”为主要文体的科举考试制度，控制全国所有读书人的思想意识，和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意识。
第十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理念
在中华民国初期，废除满清政府的“剃头令”，推行“剪辫子”的运动，由军人、学生组织强行剪掉象征满清礼教制度的“辫子”，这就从表面形式上，废除、摧毁了维护、忠贞于满清王朝的礼教制度。
但是这一时期是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混乱时代。对于各种学校教育，一般由学校校长自我规定，没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因此欧美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
当然在国统区、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各个军阀控制的区域，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不一样。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地方军阀政府，其本质都是以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为主导，维护各自的儒家封建神权，进行收买人心、蛊惑人心的舆论宣传教育。毛泽东的共产党的舆论教化宣传最为成功，获得人心拥护，因此窃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