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双十，思中国民主痛苦路
作者：谢盛友
1911年9月，因四川保路运动，清政府遣湖北军队镇压。10月10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发动武昌起义，11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数月内获得各省陆续响应，是为辛亥革命，外蒙也自行宣布独立。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宣告成立，成为亚洲第一个受国际广泛承认的民主共和国。经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而于1947年在制度上进入宪政时期，后因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事接连失利，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于1949年底迁到台湾。
蒋介石十分赞同学习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认为这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
1911至1941年间，中国和德国之间合作，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蒋介石分成两步走，一步一个脚印学习德国经验，第一步学习俾斯麦统一中国，第二步学习魏玛立宪。
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达成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后，蒋介石公布并施行《训政纲领》，而且成立立法院。但其时的立法委员并未直接选举，而是由国民政府指派，任期两年。名额则由初期的49名增加到抗日战争前的194名。而1934年遴选出来的194名立法委员任期则因二战原因，延至二战后的1947年。
1947年中华民国国大代表选举中，蒋介石以一般中华民国国民身份投票，并选出化学家陈裕光为南京选区国大代表。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各省分别于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举行。该次选举原定与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同时在10月进行，但国共内战致使铁路破坏，交通不便，使得选举推迟，最终国民大会代表普选略微提前于立法委员普选而在11月首先举行。本次直选和立法委员直选使得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了4.61亿人民直接授权产生的代议机构，从而使得中华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由于国共内战，蒋介石失败，第二次毁灭了蒋中正的中国梦。
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台湾之前，当时有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党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要坚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须要有一宣扬自由民主的言论机关，因此胡适、雷震、杭立武、张佛泉等人，研议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但不久后中华民国政府暂退至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无法在大陆地区发行，遂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由胡适担任发行人，主要的编辑是雷震和殷海光。在当时的国民党于台湾的威权统治下，该杂志在台湾的言论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几乎是整个1950年代在台面上唯一可以听到的异议声响。因雷震等台港在野人士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藉《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殷海光写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等人逮捕，该杂志停刊。
《自由中国》创办之初，与时任总统的蒋介石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但是，随着韩战的爆发，蒋介石重获美国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争取美援的必要性大减；加上中国国民党实施党改造后，强人威权政治体制逐渐成形、巩固。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于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从批判共产主义转向检讨台湾内部问题，及批评国民党政府政策弊病，而和执政当局关系逐渐恶化。
《自由中国》至少有以下三点重要的贡献：
第一，在台湾自由报业理念的传扬上，《自由中国》杂志以小媒介的形式，却发挥了大媒介的功能，它在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加紧新闻箝制的政策之际，坚持媒介应有的新闻自由价值及理念，为后来的党外杂志树立了争取新闻自由的典型。这是《自由中国》在台湾报业史上发散的可贵光芒。
再者，《自由中国》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为基础，透过政治论述，宣扬民主宪政理念，在国民党戒严体制之中寻求突破牢笼的奋斗与实践，也给予后起的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相当的思想启发，“影响了从1970年代开始，逐渐再抬头的政治运动”，“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薛化元，1996:391-392）。这是《自由中国》杂志在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自由中国》由政治论述起，终于政治实践的特质，表现了论述与实践相与结合，言谈与改革并进的政论杂志/政治机器典范，更是深刻地启发了其后的党外民主运动，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三合一的民主参与模式，从此成为党外杂志与国民党党政军三合一体制对抗的本钱。1970年代末期的《美丽岛》杂志及政团并体雏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点。
1979年8月，黄信介创办《美丽岛》杂志，自任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施明德为总经理，黄天福、吕秀莲为副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一个“没有党名的党”逐步成形。12月10日，发生美丽岛事件，黄信介等党外人士遭到逮捕。
1990年3月，国民党在野百合学运及民进党压力下，答应召开国是会议。民进党在两大派系恶斗下，最终同意参加国是会议。与野百合学运同时的3月15日，为抗议老国代藉选举总统之便扩权谋利，黄信介率民进党国代在烈日的总统府前求见李登辉总统。结果在宪警人员棍棒交加下，身为最大反对党主席的黄信介遭四肢悬空架起，被抛弃在远离总统府的街头。当晚三家电视台及翌日各大报社均大幅处理这则新闻，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19日李登辉总统派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亲赴黄府致歉，表明李总统对于宪警人员无礼行径全然不知情，“都是下面的人在乱弄”，李总统本人被蒙在鼓里。4月2日，黄信介与民进党秘书长张俊宏获李登辉总统邀请进总统府，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昂首进入总统府的反对党主席。黄信介向李登辉提出六大政治改革时间表，获李登辉表示这些目标可在两年内完成。受到李登辉给足礼遇及面子后，黄信界面对记者时脱口说出“我看我们这个总统还是很英明、很民主”。
至少我个人认为，蒋经国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没有蒋经国，台湾的今天肯定是另一个样子；没有蒋经国，两岸的今天也不是这个样子。
1987年，蒋经国发布总统令，取消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准许民众赴大陆探亲，从而开启了台湾民主化的进程。蒋经国逝世，宣告统治台湾近40年的蒋家时代正式告终，蒋家走入历史，李登辉其后全面接掌党政军权力，自此台湾民主化、本土化，并于1989年正式解除党禁，1991年首次全面改选国大代表，1992年首次全面改选立法委员，1994年全面恢复民选地方自治，1996年首次举行总统直选，李登辉顺利连任，台湾在1987年蒋经国解严后10年内完成民主化。
曾经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长达6年的马英九回想故总统蒋经国，台湾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当时见证故总统蒋经国向访宾透露解严的前总统马英九，7月15日回忆当时担任翻译的他，浑身上下就像触电一样，感觉非常震撼。1976年，蒋经国接见《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马英九则是蒋经国的英文翻译。当时葛兰姆询问蒋经国，“你们是否准备要解除被称为紧急命令的戒严”，蒋经国说，“是的，我们把国家安全法令修改后，就会宣布”。
马英九说，蒋经国很早就开始思考解除戒严。有一次蒋经国要他查“戒严”（martial law）的英文，他找出大英百科等多项参考资料向蒋经国解释，蒋经国听完眉头一皱说，“我们没有军事管制啊”，当时他感觉蒋经国开始了解外界怎么看了。
马英九也谈到当时负责草拟“充实中央民代机构方案”，他说，宣布解严没多久，蒋经国问他政府迁台后，有没有对外声明代表全中国；他查了之后向蒋经国说没有，并告诉蒋经国，国民大会准备修宪，有人建议要设大陆代表才能代表全中国。
他表示，当时蒋经国告诉他，“只要依照宪法治国，就是代表全中国，不用设大陆代表”，他听了大大松一口气，幸好长官这么开明，否则怎么做下去。
马英九表示，他跟了蒋经国6年，蒋经国是在威权体制生长的人，执行许多威权体制政策、法令，最后亲手终结威权体制，非常不容易，很少有人真的做到。
谁修理了蒋经国的权威？
根据张祖诒先生的纪念文章，“经国先生并非圣人，岂能无过？但他有认错的谦卑，有改过的勇气！......”张祖诒引述蒋经国的话说：“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可见蒋对权力的使用多么慎重。张祖诒回忆说，有一天，他陪同蒋经国驱车经过台北街头，看到一家修改服装的店铺，挂著一幅市招，上有四个大字：“修理权威”，蒋大为赞赏，认为应得最佳广告奖。
蒋经国先生对所谓“威权”的价值观，不但没有权力傲慢，而且认同“权威”是可以“修理”的。
台湾媒体针对中华民国历任总统的贡献作过多次民调，经国先生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曾经高达七成。他至今最令人怀念的，除了推动十大建设，改善台湾人民生活，缔造经济奇迹，使台湾“升级”之外，就是解除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并替未来政治全面民主化铺路。开放大陆探亲，打破两岸中断近四十年的隔阂，促进改善两岸关系。
谁修理了蒋经国的权威？应该是蒋经国先生自己。
蒋经国先生一生努力思考和实践，他晚年的感言，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实践，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1988年1月13日下午3时50分，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因心衰竭在台北市七海寓所逝世，享年78岁。蒋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依《中华民国宪法》继任总统，此后中国国民党内引发一连串的权力斗争；最终李登辉顺利接掌中国国民党主席，全面接掌党政权力。
他在继承总统职务之初曾受国民党“外省派系”压迫，但他以基督教信仰勉强支撑。李登辉曾在中山楼文化堂以《圣经》教导所有高官及高级将领和国大代表，并且在1994年4月接受日本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访问时，自比为《旧约圣经》中带犹太人逃离埃及高压统治的领袖人物——有著耶和华神祝福的领袖摩西。
李登辉和蒋经国少年时期皆信奉佛教与民间信仰，青年时代曾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阅读过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两人都间接或直接经历过共产党组织，但随后都因理念相背而离开，年纪较长后成为基督徒，背景极为相似。李登辉学历高，能力强、为人聪明，恭敬有礼，行事谨慎低调，没有班底，也不结交元老重臣，相对于锋芒毕露，内外盘互的林洋港而言，李登辉更得到蒋经国赏识和欢心，于是得以受到蒋经国多方提携教导。李登辉担任国家元首之前的两年，亦即蒋经国生命的最后两年，面对民主进步党的成立和澎湃之民情，蒋经国逐步推动各项政治改革，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织政党与办报。
1989年4月7日，李登辉总统任内，支持台湾独立的异议人士郑南榕为抗议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箝制而自焚。后来李登辉持续推动修法促进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也下令释放两蒋时代因政治因素遭无限期软禁的人，如张学良、孙立人。
1989年6月4日，中国大陆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李于当晚发表声明：“中共所采取毫无人性的做法，必将受到历史的裁判，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登辉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如今我认为，六四也许不是一场民主运动，因为1989年的中国，不同于东欧，这里有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背景推动着东欧民主运动的车轮，而中国没有。也不同于台湾的民主运动，那里有殷海光、胡适、雷震、傅斯年这些理论家在推动，而在大陆，没有。
现在，我们八十年代的这些留学生对六四评价的要求，不高。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 89年六四不是一场“动乱”，六四这个话题是可以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