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有照抄苏共模式才成功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对应用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如何搞，各路领袖们各自都有主张的。有的主张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 那时的孙中山也发出了"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号召, 因而国共合作了。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在城市中领导了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工人运动，将大革命逐步推向了高潮。然而当孙中山逝世后, 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权后彻底背判了孙中山, 进而对全国进行了清除剿杀共产党, 一时间共产党员们除了被杀的活的只得四处逃窜。在军队的共产党员们组织了"南昌起义", 但因"南昌起义"失败剩下的残部也四处逃窜, 大革命以悲惨失败告终。
但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那些留苏留法的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的大小领袖陆续从国外回来, 被迫放弃了国共合作这条道路, 中国共产党独立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这些留学生们的脑子里装满了马列主义, 回国后都想指导和领导中国革命。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苏联的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开展的，所以这些中共的领袖们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国共合作后大革命的悲惨失败，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加上"南昌起义"后的残部听命于中共中央的命令不断攻打城市不成功后, 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残部上了井岗山。毛泽东深刻地体会到城市革命这条道路并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要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毛泽东在探索开辟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受到了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严厉批评。这些洋领袖们给毛泽东头上按了几大罪名：“狭隘的经验主义” ，先是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后又是"嘲笑毛泽东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又说毛泽东给地主富农有出路沒有消灭肉是坐到地主阶级一边。又称毛泽东“富农路线”, 是因为毛泽东反对土改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更说毛泽东的地主也是人要吃饭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还又说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等等。毛泽东因此被开除党籍、严厉批判和撤了军职、赶出中共中央领导层。但毛泽东没有放弃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因为不成功的城市中心论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坚持对个人当不当官不算什么, 参加共产党是为中国的工农闹革命。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上井岗开辟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这时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盲目乐观，党内的“左”倾情绪潜滋暗长，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误判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这次“左”倾盲动错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严重脱离实际，城市和农村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同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此观点。党的六大在工作重心问题上，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六大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因此，大会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还放在城市。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毛泽东领导的朱毛红军逐步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朱毛红军和井岗山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革命斗争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在此种形势下，党本应正确认清形势，抓住有利机遇，探寻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推进革命事业。然而事与愿违，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错误判断国内国际形势，在共产国际“左”倾思想指导下，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犯了“左”倾冒险错误。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要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还是坚持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虽然承认在农村中组织红军的必要性，但是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因此“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并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实行大规模进攻战。李立三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此后，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攻打中心城市的暴动基本都悲惨失败了，与此同时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朱毛红军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副部长米夫的操控下，王明实际获得了中央的领导权。这样，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又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他按照共产国际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最终导致朱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悲惨地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了绝境。红军死伤惨重红色根据地全失临时苏维埃政府成为马背上的零时政府。红军残部四处逃窜名曰"长征"。
实践反复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行不通，只有探索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的正确出路。毛泽东没有照抄苏共模式。经毛泽东不断坚持斗争纠正党内错误后, 终于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经延安、西拍坡农村革命根据地, 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中没听苏联的划江而治一举解放全中国, 除台湾外。成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学习苏联”、照搬苏共模式的做法，毛泽东认为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抄”还是必要的，自己不懂，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抄”。而这种“抄”，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和国防体系，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完全“照抄”苏联又很不满意。毛泽东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当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立的时候，毛泽东便以更多精力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希望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工作。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由京广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找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总共34个部委的汇报。历史表明，毛泽东听取各部委工作汇报的举动，成为开启探索任务的重大关键步骤。
在毛泽东着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认识到一直被膜拜的苏联经验并非完美无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严重弊端，简单模仿苏联的办法终究不能代替中国人自己的探索，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毛泽东认真反思苏联模式，重新思考中国的建设道路问题。1956年2月至4月间，为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总结经验。毛泽东亲自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当时毛泽东已经60多岁了，身体健康欠佳，每天起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算是一点闲暇时间，他称此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生活。就这样一连紧张工作了两个来月。对于学习外国问题，毛泽东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毛泽东对照搬苏联经验十分反感。他后来回顾说，卫生工作中的生搬硬套害得他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
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中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对于包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外国的经验，“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这样，《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以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如今有人想照搬照抄美国模式、西方民主、"普世价值"来为中国争取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是纸上谈兵忽悠人的, 也是行不通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事只能由一直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解决。靠外国政府支持操纵在外国留学的中国人来治理中国是行不通, 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更谈不上在外国政客团体操纵下如木偶提线似的几个假洋鬼子, 来对中国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是无用的, 更是对中国人民来讲是有害无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