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
一九一六年十月间，我经上海第一次到达北京。
作为首都的北京，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天安门、紫禁城、中南海、天坛，和许多巍巍的宫殿大庙、王公府邸、红墙绿瓦、雕龙绘凤，不愧为旧式建筑艺术的结晶，却也标志出帝王时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许多坐着轿车、戴着大红顶子的过气王公大臣，依旧待漏（百官清晨入朝，等待朝拜天子）神武门，向逊（放弃，退让）清皇帝溥仪朝拜。旗人男女们相见时打千（清代男子通行的请安礼。行礼时右手下垂，左膝前屈，右膝后弯，上体略前倾）问安，洋车夫满街叫喊着“老爷、太太”。大商店对顾客恭敬迎送，气派十足；这一切都是封建积习的残存。
东交民巷俨然是北京城内的一个特别区；其中使馆、银行、洋行等等大厦林立，四周筑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象征着列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门大街，不免使人触目惊心，回忆起庚子义和团事变的惨痛往事。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散设各处，保留着过去的衙门习气，并没有甚么新气象的表现。北京确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陈列。如果说他是中国的缩影，却也不十分恰当；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风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孙家鼐首任管学大臣，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满了衙门的气味。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筹办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成立，改称为北京大学，由严复、胡仁源先后任校长，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继任校长。这是中国一间最早由官办的正式大学。）靠近皇城，其旁还驻扎着粗犷（ guǎng ）武夫张勋的少数辫子军。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虽早，但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其中著名的有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和以国学见重于时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同学们还多少有一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其中也有一些所谓风流名士的人物。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当时各地学校乃至北京城里的其他一些学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代的新风气，而北大却有点古色古香，特别守旧。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风气才为之一变。他注重提倡学术，不声不响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的最高学术机构。他加聘了许多新教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著名人物，先后荟聚一堂，讲授他们的独到之见。北大就在蔡校长这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政策下，做学问求知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同时北大的新学生也在大幅增加。那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上课。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间房子都住了好几位同学，大半是新旧同学挟杂着住在一块。我首先接触的，是同学中新旧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抵触的现象。我房间里的八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即将毕业的老学生。他们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表现出高年级生的自傲心情，并不理会低年级学生的抗议。结果，多数新来同学一致奋起，强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规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甚么联系，除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学生各行其好，极端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风气开始抬头了。低年级的学生讥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我们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学习；反对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等见解。这是北大一个极重要的转变，与蔡校长的改革政策是互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白话文易于以浅显通用的语句，自由而确切的表达作者所见，又便于多数人阅读，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当时胡适谓为“活文学出现”，陈独秀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这样就展开了新旧文学的大论战。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一九一三年陆续刊登于《不忍杂志》，主要主张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消私有财产，以进人类于大同的世界，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最急进了。中华书局有单印本。）的大同学说（康有为把人类历史发展视为一个在总体上不断上升的过程，把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向了放眼未来，并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借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走势的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新青年》的发行数量也增多了，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月刊。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报刊也在响应这一运动，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也开始滋长起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动亦较为显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六年同盟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父子间各执己见的辩论。
新旧冲突不仅限于思想方面，还演化到具体的事实上来。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订了婚。这是我祖父的主张，父母只是赞成而已。他们依照习俗，代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对，大意是：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许是很合适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后来，在我与父亲通信辩论新思潮问题的时候，又提出这一问题，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这使父亲大感困难，这僵局后来由我亲戚从中调解，婚约终于解除了。
我父亲于一九一九年春来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给他一些书刊。彼此叙起家常来一样是很亲热的。父亲知道我已是一个活动的急进分子，常在慈爱的神色中表示不以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约和新思潮的问题。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联带责任的态度。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