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妈——向阳湖上五七宝 （半壁家园）刘海鸥
没人送他走
1968随着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8月小妹妹刘元去了黑龙江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插队（不久莫旗划归内蒙）。12月三妹克阳一个去了山西原平永兴村插队。
半年后，1969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又发了一个“最新最高指示”，知识分子都被送去走“光辉的五七道路”。
被毛主席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干脆撤销，爸爸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和文化部的其他单位一起连锅端到了湖北咸宁。在动员大会上，军代表告诉知识分子，你们就在那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9月下旬爸爸们突然接到指示立刻离京。具体时间是9月26日，中秋节的前一天。这是军宣队特意挑选的日子，带有惩戒性——就是不让你们在家里过中秋团圆节。这种节日是不利于贯彻五七指示，不利于干部的思想革命化的。
我那阵正在海淀区永丰公社东玉河小学的初中“戴帽班”教书，一天收到了爸爸寄来的一个明信片，说某天要坐火车离京赴干校。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把明信片塞在兜里，过几天又来了一封明信片，说时间又改在某天，我还是没在意。我觉得不应该为私事请假，也没有时间请假，而且校长徐平最痛恨老师请假。又过了两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三个明信片，上书：
“海鸥：接最后消息：26日下午1:35仍在永定门车站上车。26日上午在社集合，整队到天安门向毛主席宣誓，12时进站。你就不必回来送我了。你姨夫送来一哈密瓜，极好。元元有信来，你母亲一切如常。父1969年9月24日下午四时半。”
明信片到我手里时已是9月27日的上午。晚了，爸爸已经走了。我突然意识到，爸爸连发三封信给我，封封说不必送，实际上就是想让我送他。爸爸走时没有人送（妈妈被隔离审查），而出版社其他的人都是拉家带口地相送。我想象着爸爸在火车站东张西望，在最后一刻仍然希望亲人的身影出现，不禁痛哭起来。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革命，收到第一二封信我就应该回家帮爸爸整理行装，与爸爸话别。
我不管校长会说我什么，马上请假回家，我的心里充满对家的眷恋。回到家里，爸爸再也看不见了，只有他给我留的一块哈密瓜。
几十年来，对这件事的追悔如毒蛇一样地咬着我的心，一想起来心就疼，就要流泪。爸爸的这张明信片我一直好好地保存在日记本里。如果问，这一辈子你最后悔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这件事，我没能送爸爸去干校。
“五七宝”
妈妈被定性为“政治骗子，变节分子”后也被驱赶去干校。好在她可以在去妇联（她的工作单位）或丈夫的干校中做选择。她当然选择了去爸爸的干校，家里六口人已经分在天涯海角五个地方了（姐姐海燕1965年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12月，妈妈也走了。北京就剩了我一个人。
第二年的寒假到了，我突然意识到，我有了享受单身国家职工每年十二天探亲假的权利，为什么不去看爸爸妈妈？这个发现令我无比激动，立即收拾行装，买了一些他们爱吃的点心，坐火车南下。
到了咸宁县，找到文化部中转站，帮他们装货车，然后搭车奔五七干校。干校离咸宁还有二十几里路。山迴路转，周围是绿树掩映的红土丘陵，虽是冬天仍是杂草野花一片生机。想到即将见到爸妈，心情非常好。
干校设在一个湖地的边上，这个湖在古代有一个优雅的名字“云梦泽”。斗转星移，日月沧桑，湖水已经干涸，只是在大涝之年才是一片汪洋。当地老百姓可没有幽思怀古之情，管这湖叫斧头湖。文化部干校在此安营扎寨后取了一个应时谗上的名字——“向阳湖”。文化部所属各个文化单位除了几个留守人员，几乎连锅端到这个荒蛮之地。
“五七干部” 们初到向阳湖做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定胜天”无用功——围湖造田——沿着湖边建起十几里长的大堤，在湖底开荒种地。本来这片湖区是长江的分洪区，大水一涨，可以泄洪，缓解涝情。自从干校建了大堤，水无处可泄，老百姓的田地就遭了淹。大堤外面虽然挖了宽约二丈的壕沟，还是难以阻挡特大洪水。雨季沟里注满水，曾经淹死过一个老乡的孩子。没有人能想到他们的行为会带来这样的恶果，一个喊了二十年如一日的响亮口号指导着他们围湖造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奋斗的结果呢，几年在湖底种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即使有一点粮食还没等到成熟就叫老乡偷光了。不过国家本来也没指望他们打粮食，“改造”才是正题。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那三个“其乐无穷”改成“其害无穷”字就对了
我到达出版社所在的十四连时，知识分子们正在盖宿舍。是真正的砖房，看来是打算长期扎根下去了。妈妈穿着一件对襟棉袄，裤脚绑着绳子，正搬着砖往工地上走。她是“小工”，为砌砖瓦的“大工”和泥递砖打下手。大工小工我在农村都干过，大工是技术活，小工是力气活，其实小工要累得多。爸爸是“大工”，正站在脚手架上砌砖。他穿着一身“再生劳动布（是一种又厚又硬，放在水里如铁板一般坚硬的布料）”衣裤，戴着棉帽，脖子上围个手巾，既不象工人又不像农民。
爸爸在五七干校
所有的干部都穿得破破烂烂，不伦不类。当地老乡管“五七”干部叫“五七宝”，还编了一个顺口溜，干校人人都会背诵：“五七宝，五七宝，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着大手表。五七宝，五七宝，种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不了。”我觉得“五七宝”这个称呼挺可爱的，问妈妈为什么这么叫。原来“宝”是此地人对孩子的昵称。比如狗娃、铁柱，就叫狗娃宝，铁柱宝。“五七宝”这个称呼很有幽默感，又似讽刺又似同情，却蕴含丰富——五七干校里全是宝，都是国宝。文学历史美术各方面的精英耆宿都集中在这里：张天翼、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张光年、孟超、陈白尘、侯金镜、李季、郭小川、严文井、冯牧、周绍良、徐邦达、刘九庵、耿宝昌、卢光照、许麟庐。金人、孙用、萧乾、纳训。不可胜数。爸爸刘辽逸也算一个！
“老魔鬼”
爸爸妈妈没有料到我会跑到干校来，非常惊喜。我来不及说太多的话，放下行李一口气都没喘，就参加了建房劳动，和妈妈一起搬运砖头。妈妈一次搬四块砖头，一脚高一脚低的很吃力。当然吃力，她的右胳臂断过，大小臂之间用两颗大钉子连着，活动不自如，更不能吃劲，看她勉为其难地搬砖头，又心疼又担心，可是妈妈笑得很灿烂，还让我照了一张相。
妈妈在五七干校
我一下子搬起十二块砖，胳臂尽量伸长，砖头顶到下巴。我卖力干是为了爸爸妈妈，为了让他们在连队里有个好点的名声和待遇。
大知识分子们都在干活。在干校里是没什么条件可讲的，不管什么人，岁数多大，身体如何，都在干着同样的活。让我十分震惊的是亲眼看到了孟超老头的遭际。孟超才华横溢，他的剧本《李慧娘》曾风靡大江南北，文革前突然被批为“鬼戏”，说是目的在于反党。孟超从此遭罪。我在干校的工地上看见他时，觉得他怎么也有七十多岁了，骨瘦如柴，驼背，头发髭着，脸瘦成一小窄条，嘴部凸出，露出两颗大暴牙，样子与鬼真是所差无几。他抱着两块砖，对，是抱着，他的臂力不够，还要靠胸来帮助。他抱着两块砖跌跌撞撞地走着，周围一群“共产主义学校”放寒假的孩子追着他叫骂：“老魔鬼！装孙子！偷懒！”
所谓“共产主义学校”是为下放干部的孩子开办的。我不解的是，一九七零年在城市里中学基本上恢复了教学秩序，红卫兵已经偃旗息鼓，打人骂人的事情也已经鲜见，为什么在干校倒死灰复燃了。那些孩子都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又不是什么红卫兵。带头闹得最凶的（在我的记忆中还挥着树枝之类的东西）是大翻译家萧乾的女儿，她自己的爸爸的地位比孟超也强不了多少。这女孩据说在干校里极为革命，左数第一名，很惹人反感。多少年后看过一篇写这个翻译家子女的文章，因为中国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这个女孩革命理想和行动差距越拉越大，她很难接受，生活并不幸福。我才知道那时候她的“革命”是真诚的。
突然，孟超绊倒了，抱的两块砖摔在地上，脸正好磕在砖头上。嘴里流出的血和鼻子里流出的清汤或者是鼻子里流出的血和嘴里流出的清汤混在一起，蹭得满脸和砖头上都是，又把砖灰粘在脸上，真正是一个厉鬼的样子了。他趴在地上，两脚翘起，半天不能动弹。孩子们围着他转着跳着喊着：“老魔鬼，装洋蒜，快起来！”。他一直也没能站起来，我实在不忍再看，走开了。
晚上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摇头慨叹：“唉，这些孩子知道什么，他们了解孟超吗？他们看过《李慧娘》吗？简直是无端的仇恨。”爸爸说得对，文革制造了仇恨，是无端的仇恨，其种子深深地种植在孩子们的心灵。以至几十年以后这种仇恨还在中国人的头顶开花结果。爸爸和孟超是朋友，他们在桂林时就相识，常有来往。一九四九年爸爸刚到北京，就去找孟超。那天的日记写道：“昨天到东四二条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找孟超。孟超比在桂林还显得健旺，虽然头发多半都白了。他太太还留在重庆。”后来两个人又都在同一个出版社供职。爸爸说孟超是奇才怪才。
因祸得福
我住在妈妈的集体宿舍。在干校的头一两年，所有的干部和他们的配偶都是各住男女宿舍，孩子则在县城的“共产主义学校”住宿。整个干校呈现着“共产主义”景象。妈妈的小屋里，住了五六个人，床横七竖八地摆着，每人床头用行李箱权做床头柜，上面摆一些水杯之类的日常用品。
同宿舍的人对妈妈都不错，只有一个年轻的法文翻译徐某某，是个班长之类小头目，把妈妈当做牛鬼蛇神看待，颐指气使。这是一种因为自身条件很差（当然是指家庭出身）所以非常“革命”的人，文化革命盛产这一类人，对上和对下的嘴脸不必多说也可以想象得出来。我非常为妈妈不平，跟爸妈抱怨过她几回。爸爸笑笑：“这种人多得是，不要跟他们计较。”妈妈反倒看不起我，说：“不要把自己的身份降得那么低吧，值得吗。”
其实妈妈到文化部五七干校真是因祸得福。妇联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像她这样没有权势没有背景的人正是人家手中拿捏的对象。那些不幸发配到妇联衡水干校的“敌我矛盾”们被三天一小批，五天一大斗地捱生活，而妈妈在爸爸的干校却如鱼得水。尽管干校里也开批斗会，但是与她无关。宿舍里的“左”派对她态度再生硬，终归没有什么利害冲突，而且 “左”派也就这一个人，妈妈根本没把她当回事。妈妈和知识分子们处得都很好，她的历史知识和古文知识极为丰富，和那些人谈古论今，有很多共同语言，心情舒畅之至，还落个“汪老太真有学问”的美名声。从妇联到出版社，简直是两重天。
晚上是开批斗会的时间。那阵又突然挖起“五一六”分子，每天晚上让“五一六”分子交代同伙。就象过去挖“AB团”、“改组派”一样，采取的是疲劳轰炸的政策，俗话叫“熬鹰”，熬得人受不了了就开始胡乱指证，于是每天黎明来临，都是“战果累累”地挖出一大串人。不过爸爸没事，挖出来的“五一六”分子多是当时积极造反唯恐不革命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就当了“五一六”。究竟什么是“五一六”，竟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包括“五一六”分子本人。“五一六”们挨斗，非“五一六”们也跟着受罪，每天收工后不是开批判会就是写大字报，没得消停。我到达的第一天晚上，就帮他们抄写一份声讨的大字报。在干校那些日子，我几乎天天都要抄写大字报，甚至帮他们起草批判稿，只为了爸爸妈妈劳动一天后多一点喘息的时间。至于骂的是谁，我根本不认识也记不住名字，或者根本就不用指向哪个具体人。我边抄边想，大文人，就这种批判水平？文人们大概心里都明白，这些大字报不过是为了制造气氛，说些以不变应万变的套话就够了，谁看哪。
“百货大楼”
干校的饭非常难吃，主食是南方的两季稻米，粗糙。这还算是好的，多数情况下是吃窝头（妈妈总是用她的广东口音称之为“窝窝头”，多了一点愉悦认同的感觉）。菜也是清汤寡水，老倭瓜元白菜，把肠子洗得干干净净。干部们是不允许私下吃偏食的。凡家人从北京寄来了罐头，饼干奶粉一类的包裹，一到就被军代表截获，还摆出来展览开批判会，之后战利品就不知所踪了。我曾寄过一次食品包裹就这样被半路截走，以后妈妈不让再寄。对于那些牛鬼蛇神，军代表则公开打劫。后来有人写文章揭发，孟超每天都必须向军代表“进贡”一盒牡丹烟。
妈妈一生就爱吃好东西，嘴馋得不行。我带去了一些高级奶油小饼干，还不敢公开地吃，我们远远地走到大堤口，坐在树下，偷偷地吃。饼干很快就吃完，也解不了多少馋。这才明白，根本不用带多么高级的点心，只要比糙米窝头好吃点儿就行。我真后悔带得太少了。
干部们馋起来，就去逛王六嘴“百货大楼”饱饱眼福。“百货大楼”是干部们给干校边上王六嘴村的小供销社起的名字。妈妈带我去“参观”了一圈。王六嘴只有几十户人家，供销社也就十一二平米大小，黑洞洞的小土房。只有一些农具化肥蜡烛火柴煤油电池手纸肥皂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之类的东西出售，可能还有一些黑块糖，粗饼干，一览无余。加起来恐怕还称不起“百货”。五七干部来了以后，供销社也进了一些罐头。军代表有令，不准去供销社买吃的破坏五七战士的形象，但还是有人偷偷地买。我和妈妈去时，正碰见郑振铎的大公子及其漂亮的夫人在那里买肉罐头，见到我们有些尴尬，搭着讪就走了（郑振铎，著名文学家，一九五八年出国访问，飞机失事遇难）。
不让在村里买东西，休息日（并不是所有星期日都休息）到咸宁县城买应该不碍什么事了。到了那天，劳动之后尚有余力的干部跑二三十里地到县城先吃足了再买够了。可笑的是，一个军代表逢干部进县城采购，他都要站在路口，对回来的人一个个检查购买的东西，并且不问自取。干部们哪敢得罪军老爷，自愿或不自愿地贡奉，那军代表每次都大有斩获，装满一书包，够一个礼拜吃的。
军代表的威信很低，他们是湖北军区派来的，最高职务不过是县人民武装部的政委之类。领导了中央部委一级的干部，得意得上了天，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制服这一群臭老九才痛快。于是就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你们这些个臭老九，要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真打起仗来，我先把你们都‘突突’了。”意思是枪毙了。这是刚到干校，开全体誓师大会上军代表的讲话，立时给“五七战士”们的心里蒙上一层阴影。多少年后，不少回忆“向阳湖” 的文章都提到了这段“不朽” 的名言。
军代表的风流逸事则有如三言二拍十日谈。妈妈讲起来还带了一点幸灾乐祸的口气。有一段说的是有个进步女青年五七宝（不是十四连的），当了军代表的秘书，积极争取入党。常常和军代表“谈心”至深夜不归。其他群众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十分痛恨，便设计捉拿。一夜，女进步分子没有回来，于是同屋人以关心她的安全为名，大张旗鼓地唤起整个连队，晃着手电去寻找。先找到了军代表的住处，军代表不在。一帮人便一个个办公室搜寻，终于在黑灯瞎火的档案室里找到这一对男女。据称是在“看”档案研究问题。这一类的事，象春风一样立即传遍干校。那个军代表赶紧被调走了。
唉，没书没报可看的大知识分子们也变得八卦起来了。
打牙祭
春节到了，没有谁比同在一个干校的夫妻更盼望这个节日的了——夫妻可以“探亲”。就是说有三四天的时间夫妻能够团圆。干校里有很多对夫妻就在一个连队，天天在一起劳动，一起吃饭，眼光光地互相望着，就是得分头睡男女宿舍。大年三十这一天，年轻夫妇们喜气洋洋，说笑打趣，扛着被褥，提着杂物，去安置他们的“新家”。连队专为他们腾出来了几间“团圆房”。有一对夫妻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很奇怪，男的是个古文编辑，却喜欢摆弄些修理钟表电器之类的小手艺活，他的太太是歌剧院的女高音，在别的连队。看见其他人都在欢天地地搬家，太太也急不可待地催男人和她一起搬，可男的特别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地继续埋头搞他的小修理，好像此事有伤脸面。太太气得当众大哭，最后俩人都赌气不搬了，一堆人围上去劝解他们莫失良机。我还年轻，不懂此事的急迫性，但也会心想，这一赌气，又得等一年了。
“团圆房”有限，中年往上像爸爸妈妈这样的老夫老妻，“探亲”就免了，各自在自己的集体宿舍里“欢度”春节。即使这样团圆房还是不够，只好两对夫妻共享一间房。二十几年后，我看过一篇“团圆房探亲”的向阳战士写的文章：一个屋子里，中间挂一布帘分成两“间”，两“家”的床也就相隔几尺远，鸡犬之声相闻，无奈人有三急，只好厚起脸皮，斯文扫地地干事。
春节伙食稍微改善了一下。各班排从食堂领和好的面团和拌好的饺子馅，自己包饺子。饺子馅以白菜为主，可闻一点肉腥。知识分子们包的饺子真不怎样，大锅一煮，大半都开了花，没油没盐没滋没味。
春节干校放假几天，干部们三五成群到附近的县城集镇打牙祭。咸宁县城离干校二十多里地，汀泗相对近一些，那天爸爸和好友蒋路叔叔（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译者）带着我到汀泗去吃馆子，说那里的红烧鱼量足味美，一定要吃。一路上我们沿着高高低低的丘陵走着聊着。为了过春节，蒋路叔叔特地到小镇甘棠理了一个发。一回来就受到大家的嘲笑。头发理得怎么样，我做晚辈的就不加评论了，有刻薄者的打油诗为证：
高知老蒋路，甘棠不虚行。前有马桶盖，后有屁股簾。
路上蒋路叔叔跟我聊天。他说我曾有一封描述庐山风景的信，爸爸特别欣赏，拿信给他看。蒋路叔叔说，这真是一篇美文，可以登在《人民文学》杂志上。我听了觉得好笑，知识分子这么改造还是呆气不改，这种纯景色的描述在那个充满无产阶级火药味的年代，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之作，哪里有地方敢登载。
快到汀泗了，我们沿着京广铁路线走，我发现在铁路的一侧，有一座北伐军烈士纪念碑。那碑立在一个农家院的后面，周围被荆棘乱草窠子包围着，旁边还有一个鸡窝。塔已经变成黑黢黢的颜色，顶上的民国徽已被涂了一个大黑疙瘩，但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几个字还隐约可见，。早在小学历史课上就知道北伐军第一个大胜仗就是在汀泗桥与贺胜桥之间打的。今天亲眼看见这四十多年前的革命遗迹，我非常兴奋，拿出照相机，越过荆棘，三人站在塔下轮流照了好几张相片。
蒋路和爸爸在汀泗北伐军纪念碑前
汀泗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很失望，绝大多数饭馆（其实本来也没有几家）关门，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一家小饭铺开张，爸爸他们盼望的红烧鱼根本没有，只有炒麂子肉一样菜。勉强吃了一顿，麂子肉并不好吃，硬得很，也不香。爸爸说实际上是老水牛肉。
妈妈连吃老水牛肉的口福都没有，一年下来也就是这几天可以彻彻底底地放松一下筋骨，她宁可在宿舍呆着，吃窝窝头，也不想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去走几十里地。本来说好要给她带回一个红烧鱼的，没能实现。想到妈妈在“家”里等待，我实在于心不忍。
过了几天我自报奋勇要去咸宁县城买些熟菜回来，县城的饭馆总不会关门吧。妈妈不同意，这样对她太奢侈了，她不忍心劳累我。我坚持要去。
那天早上，我提了三个饭盒，妈妈送我到通往县城的大堤上，坐在上堤前最后一棵树下，拿出我从北京带去的奶油小饼干当早餐，然后，她用包装纸仔细撕了一条鱼，放在一个饭盒里：“买一条干烧鱼，他们的鱼很新鲜。”撕了一支鸡，放在另一个饭盒里，“买一个炖鸡块。”又撕了一只猪，“买红烧肉。”她最喜欢吃油香盐咸的大肥肉。
但是又让妈妈失望了，好不容易走到县城已经过了中午饭点，所有的饭铺都已休息，当然不能再等晚上饭铺馆开门，紧赶慢赶往回走。拎着三个空饭盒天擦黑才到干校，远远看见妈妈正站在大堤那头翘首盼望。她不放心我一个人跑那么远路，当然心下也希望我能带回点好吃的。这一趟跑得我心里更难受。
离开干校时，很多人托我回京办事。牛汉（即牛汀，妈妈称他大汉）托我带一封信回家。那个法文翻译竟然在最后一天脸上堆笑，让我给她家带些什么东西。我非常乐意为他们做事。牛汉是因为爸爸妈妈赞赏他为汉子，那位翻译呢，我希望她能对妈妈尊重一些。
火头军和放牛娃
干校的日子熬人，妈妈的身体渐渐被拖垮。她给我们各寄过一张照片，是去武汉看病时照的。照片上妈妈头发花白，颧骨突出，两颊凹进，象一个晒干的葫芦瓢，却神采奕奕地咧嘴笑着。我们看了心都碎了。
妈妈从来以笑容面对生活
我时时刻刻地想念着爸妈。1971年暑假，我又去了干校。这次下了火车自己沿着大堤步行。真没有料到咸宁的夏天竟是那么热，道路被晒得干裂，大堤光秃秃的，一棵树甚至一根草都没有。正是中午时分，气温肯定有五十度以上，我热得晕头转向，气都喘不上来了。见堤下有一个水坑，不太深，是给牛洗澡和饮水用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行李一扔，穿着衣服就跳了进去。没想到浅浅的塘水被太阳晒得滚热，比人的体温还高，我一下水更觉得没法喘气，扒着泥塘边便赶紧爬上岸。塘对面一个放牛的孩子骑在牛背上，目瞪口呆地望着我，不知我是否想不开什么事在自杀。浑身湿淋淋地走路，觉得稍好了一点。到了干校，衣服已经全干了。
屋子里的温度也有42度之高。当地的老乡都是早出午归，中午下午最热的时候就在家栖息，但是“五七战士”们得不到一点喘息的机会，整天都在大田里干活。知识分子们在灼热的天气下都已斯文扫地。女的上穿一件薄薄的马甲线衫，有的甚至连乳罩也免了，下穿一条短裤衩，男的只穿短裤衩，打赤膊。人们的情绪都有点惶惶然，妈妈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今天刚刚热死了一个干部，叫刘敏如。妈妈说他是一个大胖子，有高血压之类的毛病。他有“历史问题”，算是历史反革命，军代表和革命左派对这些反革命充满阶级仇恨，不管是否老弱病残，劳动改造绝不姑息。当天巨热，刘敏如正在抬水，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再也没醒来。究竟死于什么，是中暑还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没人追究。大热天气下，尸体就摆在地边，招满了苍蝇，于是就地埋葬。没有立坟头，埋在哪里，已不可考。到那时为止，爸爸妈妈所在的十四连已经死了四个人了。据后来统计，几年下来十四连一共死了八个人，而整个干校有四十多人死于非命。
咸宁地区的天气恶劣，热的时候真热，下起雨来则连绵不断，下得人都长毛，但是绝不要期望下雨收工。老乡们对干校的古怪做法也编了一个顺口溜：“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晴天不干，大批判。”下雨干活虽然是无效劳动，但是目的在于锻炼知识分子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晴天不干”是要召开批斗大会，但更多数时候是“无雨拼命干”。
田地在湖底，是在“围湖造田”中，把湖水掏干后“造”出来的。到湖底干活要走四五里路。每天上工，男女老少排着队，唱着歌，尖锐的低闷的走调的和尚念经式的嗓音混合在一起，拼成一首“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雨中和雨后的道路泥泞不堪，比泼了油还滑，不断有人摔倒。爸爸苦笑着说：“你妈妈是一个摔跤冠军，几乎天天都要摔跤，走在路上，要是听到后面半句歌声嘎然而止伴随着‘扑通’一声，不用回头，准是你妈妈摔到稻田里。”我咯咯地笑着，没留神眼泪涌出眼眶。
比起那些在强制性劳动下丧命的人来说，年近六十的妈妈爸爸真算是幸运的。妈妈虽是又干又瘦，但是精神很好，也很乐观，似乎严酷的生活对她毫无影响。
妈妈正在闹肾炎，连队照顾她，让她烧水。这个活也不轻省，尤其是在室外气温四五十度的夏天，在田头简陋搭建的工棚里，整天守在炽热的大锅炉前添柴加火。妈妈穿着一条爸爸的大裤衩，一件香云纱的无袖短衫，那是她五十年代的一件旗袍剪短的。香云纱已经变成黄色，汗水湿了干，干了湿，上面洇着一圈圈白色汗渍。妈妈让大家上工前把暖水瓶水杯放在锅炉房。烧好水，一瓶瓶替大家灌满，再把一碗碗一杯杯水晾起来，工间休息的人端起来就能喝。妈妈的肾病不轻，人又黑又瘦，脸整个瘪了进去，还浮肿，但是做起事来仍是一丝不苟，赢得了十四连干部们的敬重，在铺天盖地的批判大字报中，竟然有一张是表扬妈妈工作的，题目叫“有口皆碑汪老太”。一个“有口皆碑”足以报答了妈妈的全部努力。
妈妈受到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仍是那样不遗余力地工作和劳动，决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更不是为了“赎过”，那只是她一辈子养成的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只要是一件“事情”，就要百分之百的认真对待。在认真劳动的同时妈妈也在认真地写一份又一份的申诉材料以推翻她的政治结论，申诉是申诉，劳动是劳动，两码事，不会因为一个影响另一个。妈妈就是这样心胸开阔，大度脱俗。
爸爸也是自得其乐。他是一个放牛倌，正合了他喜好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本性，又合了他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性格。他看管了三头牛，给它们各取名为“花和尚”、“大老黑”、“机灵鬼”。爸爸只管放牛，耕地则由蒋路这些“年轻人”跟在牛后面扶犁，有时还要在前面和牛一起拉犁，十分原始。不过放牛也不容易，卢永福叔叔后来写文章描述说：“牛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有一次，老黄牛一时性起，发了疯似的从大田向山上狂奔，五十开外（五十七岁了）的‘放牛娃’刘辽逸，呼哧呼哧地跟在后面紧追。那情景真值得电影镜头去捕捉啊！”爸爸说其实这些牛不是“发脾气”，是发情了，逃跑去找对象。遇到这种时候，他追也追不上，急得团团转，只得自己花钱到周围的村子里请老乡帮忙抓回来。
那一阵爸爸给我们的信中不谈别的，全是这几头牛。
湖底凉亭
干校的宿舍低矮憋闷，夏天夜间屋里的温度起码有三十四五度。妈妈嫌屋里太热，搬到“湖底”的工棚睡觉。湖底的稻地边上，干部们搭了一个棚子，很有诗意地称之为“凉亭”，其实就是几根木柱支起一个顶棚，为的是在工间休息时能有一个遮阳的场所暂时躲避一下。妈妈在“凉亭”里搭一张木板床，支一顶蚊帐，一个人露天而睡整整一个夏秋。我去了以后也陪妈妈睡在那里。
晚饭后，“战士”们都在田边的一个沟渠里洗澡。这沟渠宽丈许，边上长满了杂草。男人们先洗，女人等男人走光了，便放心大胆脱得赤条条地洗身。一到水边，无数只蚊子扑了上来，叮得我浑身刺痒，恨不得跳脚骂街。奇怪的是妈妈和其他妇女很淡然地接受了蚊子的叮咬，没有人抱怨。
然后我们早早就钻进了蚊帐。已经是夜晚，天色漆黑，没有灯具照明，白天大地吸进的热气这时释放出来蒸腾着我们。没有风，一点凉爽都感觉不到。远处是虫鸣蛙叫，近处蚊子把我们的蚊帐都包围严实了，发出巨大的轰鸣，整整一夜。我一边担心着有野狼出没，一边想着难道爸爸妈妈就在这荒郊野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度过后半辈子？心中无限凄凉。
第二天很早醒来，太阳已经老高了。我也已经是大汗淋漓。身上被咬了好几个疙瘩，身下尽是压死的带血的蚊子。蚊帐上趴着六七个吸足了血飞不动的母蚊子。
因为天热，妈妈根本就不“上山”（回住地）。需要什么东西，就让我回去取。生活那么艰苦，妈妈仍然不失情趣，要取的东西很多，她不是写在一张纸上备忘，而是兴致勃勃地用小剪刀，在纸上剪出指甲盖大小的一堆小玩意儿，水碗牙刷蜡烛蚊香……这些小纸片我保留了几十年，它们见证着妈妈对生活的乐观和热爱。我在北京时，她在地里发现刚出生的小竹笋，便收集起来，晾干，夹在信里寄给我。竹笋才不到半寸长短，已经有模有样，可爱得不得了。妈妈最喜欢这些小玩意，知道我也喜欢。这些小东西告诉我，妈妈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生活热情仍是不变，我安心了许多。
我们在湖底住了几晚，因为下雨天气凉快了一些，我们又回到了“山上”。天气不是炎热就是闷湿，爸爸经常闹皮炎，浑身发痒，他让我在北京给他买一丈白粗布，缝两件中式褂子。我特地买了最粗糙的土布，上面疙里疙瘩，爸爸直说好，穿在身上可解痒。在干校我抓紧时间给他剪裁缝制中式内衣，我很会做衣服，穿的多是自己手工缝的。
也是《背影》
离开干校的时候爸爸送我，早上三点钟我们就出发了。火车是六点的，在咸宁这个小站只停一两分钟。我们必须早作准备。要三个小时到达县城，得抄近路，需要划船在河汊里走一段，然后上大堤。爸爸撑着小船，在芦苇荡中滑行。天色漆黑，四周静谧，只听见苇叶飒飒的摆动声和拨水的哗哗声。整个干校还在睡觉，只有宠狗小花早早起来沿着河岸跟着我们，低声地呜呜着。走到一个分叉处，小船离开了小花所在的岸边进入另一条支流。爸爸喊道：“小花，回去。小花，回去！”小花只好站住，目送我们远去。
在夜幕中上了大堤，急急匆匆走到咸宁县。到了火车站时快六点了，火车是六点五分的。爸爸特别想在咸宁吃一顿北方式的早点：油条豆浆。车站边上的早点铺还没开门，我跟爸爸说：“你慢慢吃吧，我先进站了。”爸爸说：“来得及来得及，再等一等。”他拉着我和他一起吃早点。好不容易等到六点钟早点铺开门，豆浆刚下锅，还没有熬好。我勉强吃了几口油饼，跟还在等豆浆的爸爸说：“我先进去了，你吃完就回去吧。”就离开了。
我串连已经成精，从来不到候车室跟那些背着筐挑着担的慌慌张张的老乡一起排队然后涌着挤着上车。我不慌不忙地绕过车站，顺车站旁的铁路走进尚无一人的站台。车一进站，我第一个轻轻松松地上了车，找个位子坐下。车快开了，突然我想起了爸爸，并神差鬼使地站起来，到车门口张望。果然看到了爸爸的花白头发，可怜的爸爸夹在拥挤的老乡中间，目光急切地寻找我的踪影。我逆着上车的人流，对下面大喊：“爸爸，爸爸，我在这哪！”可是他根本听不见。就在同时，车门关了，火车启动，我使劲敲窗，喊爸爸。他更是听不见了，还在茫然地东张西望。我流出眼泪。列车员说：“那是你爸爸？这个老头真好，他一直在那儿找你。”听他这么一说，我简直要大哭起来。我恨我自己为什么那么聪明，一溜烟就上了火车，让爸爸到处眼巴巴地找我，算算时间，那碗滚烫的豆浆，他肯定没来得及喝。
我就这样哭了一路直到武汉。任何一次分离没有使我这样难过，爸爸日渐衰老的身影在我的脑子里无论如何也抹不去。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也是父亲，也是在火车站。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感受和他的一模一样。最初阅读这篇散文时就十分感动，现在亲临其境就更引起我的共鸣。人生悲欢离合已经够承受一番的了，那堪还伴以无着无落渐老渐去的忧虑！
这件事又成了我一辈子中最后悔的事情之一。每当想起此事，眼前就是爸爸眼巴巴寻找的样子，我就要流泪，就要对自己谴责不已。
蹭腿猫
按照毛泽东所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身上都打上了阶级烙印，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阶级关系。幸而语录中没有把人畜关系纳入阶级范畴，有了这个空子，动物在干校最受欢迎，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宠物，人与动物之间充满了温情脉脉的和谐一致。人民出版社所在的十三连，有一条名狗黑子。多少年后，人们写文章回忆干校的生活，不知有多少人写的都是黑子。
十四连也养了一只狗，叫小花，是一只灰色的土狗，夹杂着黑色的斑点，长得很难看，但得到人人的喜爱。上工时，小花跟着，坐在地头观看，下工时，又蹦蹦跳跳跟着大家回来。爸爸说干校的狗真有灵性，只认得干校的人，不管是从哪一个连来的，见过没见过，即使穿得比老乡还破，也不戴眼镜，它都不咬。但是对农民就不同了，即使农民穿着整整齐齐的中山装建设服，胸兜里插着钢笔，小花也要跳过去吠个不停。干部们非常虚心地向农民学习和改造自己，而这个小花，却走着相反的道路，它对知识分子不仅毫无成见，反而打心眼儿里热爱，怎么能不招人喜欢呢。
后来干校规定不许养狗，勒令宠物狗一律杀光，更残忍的是，还得自己动手。某连的一个年轻编辑把一条小狗已经养成大狼狗，相依为命。下令杀狗的那天，他拿了一把菜刀坐在门口，扬言要杀我的狗先把我杀了。后来别人连哄带骗把狗带走，杀掉时没让他看见。
猫也算是对知识分子基本不带偏见的动物。夫妻最终分到一间房子后，妈妈和爸爸养了一只猫，宠爱无比，他们管它叫蹭腿猫。每天下工回来，猫就要绕着他们的腿蹭来蹭去地转圈，表示思念和欢迎。然后不管他们走到哪里，猫都寸步不离，像一个小孩子跟着妈妈。甚至他们上厕所，猫也要趴在厕所的墙头上等着。这只猫给他们在劳动和批判会之余带来了无限的温情和乐趣。他们给我写来的每一封信都要兴致盎然地描述猫的一举一动。
我真正看见这只猫时，不禁有些失望，它又脏又难看，毛色乌乌土土，没有光泽。若在城市定是一只丢在街上没人拣的猫，可爸爸妈妈对它比孩子还要亲。
三十年后，妈妈对这只猫仍然记忆犹新，详细给我讲述了这只猫的来龙去脉，下面是她讲的故事。
“到干校的第二三年我们有了自己的房间。你爸爸下田看牛，睡在工棚，有时回来吃饭。吃饭还是从食堂打，每顿饭一人一勺南瓜汤，上面有几滴黑乎乎的油。左边的邻居是萧乾。右边的邻居是XX。他家养了一只猫，如耗子大小，走路哆哆嗦嗦。每次我们吃饭它就蹒跚到我家，啃我们无法下咽的南瓜皮，见它可怜，我就给它一点饭吃，它也全吃干净，然后爬过门槛回家，渐渐成为我家常客。这只猫的毛很脏，毛色不好，长的也不可爱，我不愿意抚摸它。
“右邻见猫常来我家，就说，猫喜欢你，送给你吧。我把猫接到家里，给它做了一个棉窝放在我脚边。七一年九月我去武昌拔牙，临走前把猫装在网兜里送到爸爸的工棚，让它睡在爸爸脚下。我对它说：‘在这睡觉，不要乱跑，吃饭要下地。’它就乖乖地躺在棉窝里。
“在武昌呆了一周，回来时先到工棚看猫，见它已经长成一团小毛球，安分地呆在床上，不敢造次。
“它不久就学会游戏，扑纸球，翻筋斗。吃完晚饭它就跑出去玩，到了八点多钟准时回来。屋子里用纱门挡蚊子，下面留了一角给猫出入。如果它玩疯了，忘记回家，只要咪咪一叫，它就出现了。
“我们下工六点多钟，有时天已经黑了，它躲在房间里，听见开锁的声音，就在里面叫表示高兴，我们一进屋它就蹭着我们的腿转圈，表达思念之情。后来我们上工早也下工早，白天放它在外边玩。我们一行人下工离工棚还有一二里地，就见一个小白点，飞也似地跑到我脚边转圈。然后走在前面引路，走走，回头看看我，等等。到了工棚，它还要带我参观，领着我围着工棚绕墙转一圈，向我一一“介绍”它白天疯玩的地方。
“一天猫不见了，我一边走一边叫，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农家人的阁楼上找到它。我知道它的心开始野了。它经常跑出去很久，左邻右舍都知道这猫是汪老太的，很关注它的去向，常常来告知猫在何处。
“一次它又跑了，在全连都没有找到。那天是星期天，我想它一定是跑到对面山头商务印书馆文联作协的驻地去了，一大早就去找它。见一群女同志在洗衣服，就说：‘我是十四连的，你们有没有看见一只猫，黑背白身，丢了好几天了。’女同志们说：‘昨天还看见在马路上走呢。’正说着，突然看见我的猫走过，它装作不认识我，一个箭步窜进了商务的厨房。我跟进厨房问大师傅：‘我看见一只猫进了厨房，是否在你们这里偷嘴？’一位大师傅矢口否认：‘没有没有，没有看见。’另一个职工说：‘就是在这里，既然有主，就还给人家吧。’我捏起小猫的毛皮，找了一根小棍，让它面对厨房，轻轻地责打它，问：‘以后还敢不敢来了！？’它后来再也没有跑掉了。
“一九七二年底，干校要解散。我和爸爸商量如何把它带回北京，是否给它吃点安眠药。一天我们去县城火车站打听，说是可以带动物，只需要加车费就是了，可算解决了我们一大心病。可是猫好像有预感，几天后又不见了。那天下大雨，我去找猫，两边都是水田，田埂很滑，我一个跟斗接一个跟斗。走了半路雨太大只好回来了。第二天又去找，找遍连队都不见。有一个农民让我到后面的村里去找找。村里只有几家人，我喊了半天，还是失望而归。我天天找，找了半个月。有人说，别找了，很可能是被老乡偷走宰了吃了。我的心情很坏，象是丢失了自己的孩子。”
妈妈从干校回京后猫情结不断，好多年都养猫。
干校的终结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十三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携家出逃苏联，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不久，中央先是在北京传达绝密文件，揭露了林彪旨在暗杀毛主席发动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看了文件，我背上的汗毛都竖立起来。虽说文革中国家领导人一个接一个被揪出来，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是阴谋篡夺国家领导权的野心家，但是唯一剩下的一个紧跟毛主席，全中国人民众望所归的接班人，一下子变成了搞现行暗杀活动的恐怖分子，怎能不让人恐惧？心中还有疑问，毛泽东和林彪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明察秋毫”的毛主席对身边的定时炸弹竟看走了眼？更迷惑的是，他们列举的毛主席的“罪状”件件是事实。不敢深想，暂且存疑，和全国狐疑满腹和不明真相的人民一起“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
我立刻偷偷写信把此事告诉父母。干校很多人都得到亲人的通风报信，但是谁也不敢说，心照不宣地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到了十二月份，中央有关文件才下达到地方上的一般群众。
如今的咸宁仍然保存了当年干校旧址。
林彪死后，爸爸们的干校好像皮球扎了孔，气慢慢地泄掉了，军代表早已不见踪影，刚去时虚假繁荣的劲头再也提不起来了。人们下棋打牌松快了许多，还有一个乐趣就是采灵芝。潮湿闷热的湖地很适合灵芝的生长，白娘子拚了性命采摘的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仙草这里俯拾皆是。每人都采了不少穿成串晾晒起来。爸妈回京时带回来一大串，像装饰物一样挂在家里。
干校对食物包裹也不加管制了。每个周末我的全部活动就是给家人买东西寄东西。我买了很多核桃，去壳取瓤，油炸后用糖炒，做成“琥珀核桃”给爸爸妈妈寄去。我还买了好几斤上好的松花蛋，小心地排放在一个铁的大饼干筒里，周围塞上从农村买回来的稻壳，封好。到了邮局门口，刚刚支起自行车，突然哐啷一下子支架弹起，自行车摔倒在地，夹在车后座上的铁桶也狠狠地砸在地上。检查了一下，十之八九的皮蛋都摔碎了，与泥壳稻糠混合在一起，黑乎乎的一团。我又沮丧又不甘心，再买再寄。爸妈来信说，皮蛋怎么能寄呢？收到时全是碎的，已经发臭。
到了一九七二年，干校已经很松散了，很多人都回北京探亲，只要有个理由就行。春节前，我给爸妈打了个电报，谎称“克阳胃出血住院，速归”（她确实因为胃出血从插队的农村病退回京，但时间更早一些）。我希望他们都能回来过节，但是只有爸爸一人被批准（妈妈回京得由妇联批准，出版社做不了主），四妹也从东北回来，半家人好歹在北京过了一个春节。
一九七三年干校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二月爸爸回到北京。不久妈妈也回来了。全家人挤在四合院西面的小跨院开始新的一轮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