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山遇熊记 – 我们的故事
桦树
2020.12.24
今天是2020年圣诞节的除夕。洛杉矶外面的天空昏黑沉闷，罕见的阴郁。Covid-19疫情趋势越发地严峻凶猛，死人的数量惊人地节节上升。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个黑色的圣诞，感叹到生命的短暂和不测。面对灾难，羸弱的我，除了大睁着期待的眼睛，又还能做什么？于是决定写下这篇久远的回忆，只是为了记下。
（一）
想写这个真实的故事已经20多年了，一直动不了笔，因为生怕写不好而导致将来的遗憾。故事的主角是：汤立峰，章立凡，还有我。
我们这三个特殊的，外表看起来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朋友，太呵护和珍惜这段奇特的经历和友情。生命中的每一次相见，大家都会追忆当时发生的分分秒秒，小心翼翼地，争先恐后地，你说一句，他说一句。细节的争吵，会心抿嘴的微笑，静默的沉思，惆怅的注视……。唉，真好，白驹过隙，春水已东流，犹如昨夜，留下的是遥远处彼此间心灵的靠近和那份踏实。
那是1982年的深秋。中央电视台收到中国现代史大会的一份请柬。专题部主任朱景和拿着请柬来到我们办公室，他说，“桦树，请柬点名邀请你，在厦门开会，你想去吗？”
我点头：“要去的。”
大会邀请我的原因是我不久前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而要去的原因是希望遇到大学写论文时辅导过我的老师还有史学界的朋友们，毕业返台后我工作繁忙，久未探望他们。
（二）
于是我买了张卧铺车票，记不清在火车上睡了一天两夜还是两天一夜，反正是经历了漫无边际的晃荡，终于到达了厦门。有人到车站接我，告知陈铁健老师等均已报到。那届的大会是在厦门大学召开，那人把我带进一座小楼，是留学生的宿舍，并给我安排了独自的房间。之所以我一人住一间，不是因为特殊，而是因为我最后一个报到，就剩下个奇数。临走，接待的人还留下会议行程表及报到和吃饭的地点材料等等。
我洗了脸并换上干净的衣服，看窗外太阳西斜，天色已近黄昏。我匆匆赶去报到，进入了另一栋楼。当走过一间敞开门的房间时，忽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退回并朝房间里探头一看，是近代史所编辑部的汤立峰。
“小汤！！“ 我高兴地大叫起来。
“我知道你会来的，他们说了。我们昨天就到了。” 小汤兴奋起来更是眉飞色舞，表情比我还要夸张。
屋里还坐着另一个年轻的男人，小汤说：“介绍一下，这位是桦树，这位是章立凡。”
章立凡站了起来，我怔了一下。他笑着跟我打招呼，我竟没有伸出手去。没想到此人如此之高， 1米九几，哪怕在80年代初的北方，这种高度也不多见。更何况他唇红齿白，皮肤如婴儿般地细腻白皙，这让看惯了满大街风吹雨淋黝黑粗糙男性的我，感觉到十二万分地不真实。
他随手递给我一包厦门特产黑色的加应子，我尴尬地拿了一颗放入嘴里。
“还有别的年轻人来开会吗?” 我问。
小汤挑起眉毛小声说：“就咱仨。“ 说完眼眉舒展，喜笑颜开。
”那明天……，咱们中饭时能偷跑吗？最好稍微再早点儿。“ 我转着眼珠有点犹豫地期盼。
他俩会心互看一眼，频频点头。
（三）
第二天早餐后，全体与会人员在大礼堂落座。我跟往常一样选择坐在后排的角落里。抬眼望去，座无虚席，黑压压一片花白的后脑勺。男性占绝大多数，女性也有，零落地散在各处。他们都是全国各大学的历史教授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司仪首先欢迎了主要来宾，高声念着一个又一个如雷贯耳的史学大师的名字。那些重要人物都集中坐在前排中央的座位上，观众们此起彼落地翘首瞭望名人们。我突然看到一个高出的头，异常显眼，那是章立凡。他当时任孙思白先生的助手，所以时刻需要陪在老先生身边。
第一位发言的是胡华先生，他一口浓重的浙江话，我努力地听，还是一句都没听懂。其实杭州话还属于官话，不甚难懂，但胡华教授的口音跟杭州话相差甚远。后来我查了一下，他是浙江奉化人，蒋介石先生的同乡。接着发言的是丁守和先生。丁守和，那可是个高不可攀的印在书上的名字，那天我终于亲眼看见了这个名字的主人。丁先生还是《近代史研究》的主编，估计那天到场的百分之百的人都渴望认识他。
再下面是谁我就不记得了，总之感觉发言冗长乏味。看表已接近午餐时分。忽然，会场侧门有个瘦小的影子一闪，那速度和伶俐让我恍惚地怀疑是否花了眼。为保险起见，我也悄然起身走到后门的隐蔽处，发现汤立峰早已躲在了那里。我俩低声说，立凡怎么坐在那么中间的位子，如何跑得出来呢？于是，开始焦急。
此时只见立凡站了起来，猫着腰，低着头，活像一只长腿大螳螂。他快步半蹲小跑，以为别人看不见，其实全场的眼睛都盯着他，连台上的发言者都暂停了报告。我和小汤咯咯咯不出声地差点儿笑岔了气。
……
到了厦门街上，心就野了。我不认路，就跟着他俩闲逛。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开放。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的沿海城市，有很多的舶来品。街道两边的小铺里到处挂着牛仔裤，连衣裙，各式布料，手表首饰和很多小吃。这俩人，别看外表一大一小，居然非常默契，互相嘀嘀咕咕地翻弄那些零七八碎。最可笑的是立凡还特别讲究喜欢布料，比过来比过去。当他雪白的长手拿起一块米白色料子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跳出了《世说新语》里：“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于是莞尔。小汤酷爱书法古玩，艺术天赋极高，且心细如发，他总能变戏法似地发现几个稀奇古怪的小破玩意儿。而贪吃的我呀，只有看见零食才会驻足不前。
（四）
当然，我们这三个在黄沙北京城内陆长大的人最盼望的还是去看海。“看海”这个词汇在那个年代里满含着诗意。当时我们年轻，内心深处充满了小布尔乔亚的烂漫。一想起能像书里描写的那样坐在沙滩上，望星星看月亮，听着海浪的拍打，幽幽地哼上一首有味道的歌，旁边的人小声地附和着，想想心都已经醉了，那该是何等的美妙？出国后我有幸住在临海的城市，常常独自一人去看海，每次都会回想起厦门的那一天。永生不会忘，想忘也忘不了。
临近傍晚，我们就出了厦门大学的大门，很快地走到了海滩。记得那天不是很明朗，诚实地说看到海的那个瞬间我是失望的，不知他俩什么感觉。怎么形容呢？尽管那海还是海，但灰灰蒙蒙，海浪无精打采糊弄事儿似地，一股一股地朝脸前涌来，半点儿都不令人激动。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一处干净些的沙滩坐下，默默地凝视着海天一线的远方，酝酿着情绪……
只有海风在吹，没有飞翔的海鸟。
“不许动！“
突然，背后传来了一声震天的大吼。
我三人一惊，同时转过头去。
“谁敢动我就开枪！” 只见一位解放军正举着手枪瞄准着我们，并子弹上膛。
我们仨一动不动，还是惊着。僵持了一会儿，我开始想笑，以为是恶作剧。
“都给我站起来！“ 那人又恶吼。
看着他目皉崩裂的狂怒，我们互看彼此，莫名其妙，但却感受到了真实的恐惧，于是乖乖地站了起来。
对面的这个男人穿着四个兜的军装，说明不是个战士。他黝黑，粗犷，精瘦，脸上有高颧骨，肌肉缩紧着，显得难看。
“我们怎么了？” 立凡很知识分子地，语态平静地问。
“不许说话！” 男人还是吼叫，感觉高度地紧张。
他拿着手枪走上前来，推了章立凡一把，说：“走！朝前走，不许回头！”
于是我们三人紧并成一排向前走，我走在中间，立凡在左，小汤在右。解放军干部还从路边推起一辆自行车，然后举枪顶在我们的脊梁骨后面。
（五）
海风吹得更猛，吹出了呜咽的声音。天完全暗了，没有灯，小路依稀可辨。我们完全不知道去哪里，又不敢说话，只是毫无目的地在黑暗中匆匆地走，彼此听见沉重的喘息声和脚步的沙沙声，那感觉让我想起了水浒传里豹子头林冲深夜被押解的情景。借着星光，我侧眼偷看立凡，也许由于快步行走和内心的情绪翻腾，只见他的脸白里透红，那真是最漂亮的姑娘都比不上的的颜色。天色越来越黑，小汤突然停步，他不走了，死活拒绝再往前跨一步。
解放军拿着枪对小汤说：“少耍花招，你还想跑，你跑得过我的子弹吗？别废话，快走。”
汤立峰当时在我眼里只是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儿，所以本能地对他有保护的意识。后来他总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感觉确实如此。我记得他当时紧张得瑟瑟发抖，但他回忆却说我害怕得把他的手腕子都捏青了。
无止境地行走，无声息地行走，就像相对论，痛苦中的每一秒钟也显得无限地漫长。不知多少个上坡下坡，左拐右拐…… ，终于，我们来到了一处院落。四个兜的军人带我们进入了一间平房，屋里有一张两抽桌，桌上有一个老旧黑色的电话座机，摇把的，还有一张小床。里面的人见我们就站了起来，称呼四个兜为 “熊排长“。
熊排长不会像常人般说话，在那小小的屋子里他也还是大声咆哮。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他震耳欲聋地叫嚷。
我回答：“想看大海。”
他越发地被激怒了：“ 你们从哪里来的？“
小汤小声地嘟囔：“北京。“
立凡：“我们是来开会的。“
“ 撒谎！” 熊排长激动地站起来把桌子的抽屉拉开，只见里面满满都是各式各样的工作证和学生证，贴着男人女人的照片。
“把工作证都交出来！“ 他冷酷地看着我们，就像是对待阶级敌人的眼神。
“没带。“
“再撒谎我就把你们扒光了衣服让你们站在院子里！你们不信吗？像他们一样。“他的手由于气愤而抖动着，并指着那些工作证。此刻在外面黑暗的院子里确实有几个人面壁而立，只是没有脱光衣服。
“真的没带。我们在厦门大学开会，吃完饭到海边走走。你可以打电话给大会负责人询问。“ 章立凡说话的语速比别人慢，听了让人感到平静了些。
“你们没看见海滩禁止游人的牌子吗？“ 熊排长终于嚷成了沙喉咙。
“没看见。“我们三人几乎同时回答。”没有任何牌子。“
“你们是想游到海对面去吧！“ 熊排长又说。
对面？对面是哪儿？我心里想，立凡小汤估计都是旱鸭子，别说这茫茫无边的大海，他俩要能游出10米不淹死我都会感到稀奇。
接下去的长时间里，我们解释了又解释，发誓了又发誓，都口干舌燥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熊排长说除非有重要人物出具证明说我们三个不是试图叛逃伟大祖国的坏人，否则他不可能释放我们。
不释放我们？啊？那要关在这里多久？绝望袭到了心头。这开会的第一天我们就无故被抓，该如何解释？会捅出多大的乱子？一秒都不敢往下再想了。
于是问，这里是哪里？
一个战士答：“胡里山炮台。”
鼎鼎大名的胡里山炮台？！！我们三个更惊了。
胡里山炮台是清代光绪年间竣工的最有名的炮台，拥有100门大炮，被称为是“八闽门户”。看来冥冥中就是有注定，学历史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遭遇历史的拍案惊奇。
趁熊排长出屋之时，章立凡突然站了起来，他沉思了一下儿，然后走到桌边，拿起桌上部队哨所的电话跟接线总机说找他们的领导。然后又听见他轻声跟对方简单陈述了情况。对方第一句就是：“真X蛋，他（熊）爱弄这事儿！” 我们又得知，在熊排长捉到我们之前，某要人的秘书也在这里游水外逃，因不熟悉潮汐，没游到对岸就被潮水冲了回来。
待熊排长回屋时，立凡已投诉完毕。熊发现立凡拿着电话，立刻把电话线给扯了。章立凡非常严肃地要求回去找大会的领导来交涉并带来我们的工作证。我和小汤也马上站起来要一起去。熊排长不屑地看着我们说休想。最后他突然改变主意了，决定放一个人回去，留下两个做人质。
我们都说要去。
立凡说：“别争，当然是我去。“ 他的眼神决绝，态度毋庸置疑。
我耽心地说：“ 可是这么深的夜，你还能认得路吗？那么远。“
那一刻，大家缄默。我心里充满复杂的矛盾并非常地难过。
（六）
说起来，汤立峰的父亲是某教育局局长，母亲是位学校校长，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孩子大多洁身自好，小心翼翼，不管别人闲事。那天夜里，事情发展得如此荒谬，我个性刚烈，拒绝熊排长的蛮横无理，士可杀不可辱。当时小汤尽管害怕得要死，但他聪明伶俐，反应极快，为了避免我受伤害，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跳出来为我解围。
而章立凡，就更令我刮目相看了。初见立凡时，我看他外表如此之纤柔儒雅，断定乃一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文革中，由于其父亲章乃器的缘故，他受尽了非人的凌辱和折磨。后来我们交往深了，得知，当他那些有成就的兄长和姐姐们，公开向社会宣布跟他们的父亲彻底断绝关系时，唯有他，唯有这个不到弱冠之年的最年幼的小儿子，孤单一人为父亲奔走呼号，从未屈服过。他内心的坚定和外表的柔弱反差巨大，如同他名为“立凡”，却实为“不凡”。在胡里山，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极度的冷静，喜怒不行于色，却又时时刻刻地用全身心，保护着小汤和我。
那天的夜里，在那每一分每一秒之间，我深切感受到了这二人内在深处的精神。我无法用语言表述它，只是知道，哪怕我把命交给他们，他们都会为我好好地看着。反之亦然，我也一样。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朋友，但只有极个别的朋友会像江河流过平原山峦那样，在生命的精神中刻下沟痕，留下印记，改变你，成为了你的一部分。章立凡和汤立峰，就是我生命中这样的朋友。从那一刻起，我们三个人完成了心灵上的一种特殊连接，谁也攻不进，谁也打不破，哪怕是后来彼此的配偶们，也只能站在外围看着我们。这种无言的信赖和默契，伴随我们三人的一生一世，也许生生世世。
子夜时分，立凡孤身离开胡里山炮台。我和小汤沉默相对……，内心的忧虑令人顷刻难安。那不是干净利落咔嚓一下的痛，而是时时刻刻揪着的心，喘息都异常困难。我们每两分钟看一次表，计算着不可知的路程，幻想着他迷了路，遇到了歹人，摔了跤，折断了腿等等，反正脑子里都是不祥的预兆。
小汤说：“如果真让咱俩在漆黑一团的夜里往返，咱们会胆怯。”
我默默点头。
屋外走进来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军官，别人都立正敬礼: “团长好，政委好” , 就我俩坐着没动。 看来官儿大了些修养也会好些，这二人虽面目严肃，却也和善。他们坐在小床上，温和地跟我们说话。汤立峰和我不答，因为根本没有心思。他们诚恳地等待着。终于，我叹了口气，简述了当晚的经过，小汤在旁边补充细节，待说到要扒光了我们的衣服罚站在外时，只见熊排长侧立在门旁墙角，阿谀讨好地得意地笑，就好像他抓到了三个特务，立了头等功。
那一夜，等待似乎是一个世纪的久远。立凡终于囫囵地回来了，还带来了大会的秘书长。我长舒了一口气，眼睛一热，似乎受委屈的不是他而是我们。
小汤问立凡：“路上很恐怖吧？”
立凡轻描淡写地笑了一下，说：“还行”。
戴着金丝眼镜儿的秘书长进门后废话不说，铺开纸并用大字写下我们三人的名字为我们作证。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图章，在纸上重重地盖上大红色的印子。
我们，穿着衣服，被释放了。回到厦门大学，已近拂晓。
（七）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三个年轻人被抓的消息就像疾风野火那样瞬间烧遍了大会的各个角落。人们纷纷议论着，争先恐后地像看猴子似地远远近近地指点着我们。我说，我们是无辜被抓！但根本没人在意那“无辜”二字。陈铁健老师也站在人群外，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责备。我低眉顺目走到他跟前准备认错，还没开口，就听他小声地埋怨说：“你们去海滩怎么也不叫着我？”
后来每次想起他那句话我们都忍不住笑个不停。严肃的陈先生才是真正的最小资小调 。
那天之后，我们仨就很守纪律，跟大家一起开大会小会，讨论，吃饭，乘船去鼓浪屿，乘车去陈嘉庚的学校…….。陈铁健先生还付钱请我们在路边喝功夫茶，至今忘不了茶盘里脏兮兮地围成一圈的小杯子和那苦涩难咽的普洱。我们还去了庙宇，忘了是妈祖庙还是大雄宝殿。只记得其中一处的空台上有三盘石头的莲花座，而上面却没有菩萨。于是，小汤，立凡和我每人盘腿坐在一朵莲花上，双目低垂，右手竖起，学着佛的样子。旁边的人们争着给我们拍照。
相片冲洗出来了，左边的汤立峰太像个大男孩，短了佛的成熟；右边的我神情一丝忧郁，缺了菩萨的欢喜；唯独坐在中间的章立凡，活生生一个真实的如来佛。他眼睛细长，形如波浪，面色温润如水，似不食人间烟火。大家啧啧惊叹称奇。多年之后，偶尔看到立凡给小汤写的一幅书法，上面有立凡自己篆刻的一方闲章“心同水月”，而那张照片正是印证了他的云水襟怀。
大会组织游览的另一个景点恰恰就是胡里山炮台。立凡在那儿又撞见了熊排长。他主动跟熊排长打招呼，问还要不要抓他了？熊不好意思讪讪地说：“不会了，不会了“，并欢迎参观。
一周后，大会结束了。朋友们恋恋不舍地相互拍照留念，告别。
陈老师等直接坐飞机飞回北京。
小汤陪丁守和先生坐汽车去福州。
章立凡陪孙先生去上海。而我乘与他们的同一趟火车去杭州。
上了火车后，我坐在硬卧车。不久，立凡过来找到了我。他提着我的行李，我跟着他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很多节的车厢，终于进入软卧的一个包厢。包厢里面坐着孙思白老先生，在等我们。孙先生尽管年长，但很精神，外貌是典型的史书中记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模样，爽朗清举，令人印象深刻。
孙先生见到我，神态若有所思，他突然说：“青灯照壁人初睡”……
我愣了一下，转脸去看立凡，他却微笑不语。
我随口回了一句：“冷雨敲窗被未温”。
孙先生立刻大喜，似乎跟我对上了暗号。
……
唉，每每想起这些细节，都十分令人伤感。当年和李新先生一同撰写新民主主义史的有彭明先生，孙思白先生和陈旭麓先生，而这四位前辈都已先后地离开了我们。时间真是个极度冰冷的，对谁都丝毫不留情面的东西，它每时每刻，不休息地，从并拢的手指缝间流逝，且永不回头。我们怔怔地看着它走，竟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只是把这一点一滴，化成墨迹，留在纸上。
回到北京后，我意外地收到了熊排长的信，信里面主要的内容是诚恳道歉，再道歉。那潜词用句都像是从报纸上摘抄的，笔迹更是幼稚。信里还说他是江西九江人，在我们被抓之后，为了让他提高水平，领导送他去学校学习。我把信拿给小汤和立凡看，他俩边笑边调侃着我，并决定把故事取名为：“狐狸山遇熊记”。
后记：此文先请陈铁健，章立凡，汤立峰三位当事人过目，立凡和立峰增添了细节，陈先生提供了当时的照片。在此感谢。
2020.12.24 写于美国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