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四天后，白先勇出生在广西。
白先勇还没满月，父亲白崇禧便飞往南京，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参与抗战。家里只有母亲马佩璋主持大局。时局动荡，一家人在老家桂林东躲西藏，1937年广西全境大雨，马佩璋带着一家人住到铁佛寺一栋鬼气森森的旧屋，旧屋后面有个防空洞，可以躲避日本人的空袭。
马佩璋是贵族小姐出身，但是性格果敢武断，北伐战争刚开始时，马佩璋听人说白崇禧在南京阵亡了，她不相信，叫上表哥开车去找。路上遇到乱兵围车，她立马指挥表哥开枪。
爬过封锁线，头上流弹在满天飞。白崇禧见老婆来了大吃一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白崇禧十分信任和尊敬马佩璋，战乱时期留在桂林的白、马两家全靠马佩璋主持，白先勇还不记事时，就听见舅舅称呼母亲为“女英雄”。
日军彻底攻破桂林城后，全家人躲无可躲，马佩璋带着马、白两家80多口人上火车，火车开了一个多月才到目的地重庆。
当时肺病又叫肺痨，要人命又极具传染性，白崇禧花了十根金条也没治好儿子，不得已只能将白先勇隔离起来。
在重庆，家人安排白先勇住李子坡的一栋旧屋，没人看望和陪伴，只有两个老仆上门负责饮食，顺便带来几本故事书。
嘉陵江发了大水，白先勇被关在屋子里，每天隔着窗户，看见到外面房屋被毁，人畜死伤惨重。
本来性格活泼开朗的白先勇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有天父母在家中设宴，宾客临门，兄弟姐妹也都喜气洋洋，宾客们在外面笑，白先勇在房间里一个人哭。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去到上海，但白先勇的倒霉日子还没结束，他依然被单独隔离，在上海郊外寂寞的日子，只有姐姐白先明去探望他。
白先明来的那一天，白先勇喜出望外，把自己唯一的伙伴黑狮子狗送给姐姐。
1948年，国民党节节溃败，一家人又开始逃难。那年冬天很冷，白先勇到司令部找父亲，看见树上的老鹰被冻得坠落地上。1949年，白崇禧战败，桂系军溃亡。
白家人不得不再次迁徙。好在白先勇的病终于好转，结束了隔离。白先勇想和姐姐白先明团聚，但白崇禧正着手让子女依次去往美国，白先勇还没来得及和姐姐多叙旧，白先明就离开了。
姐姐白先明天生性格内向，适应不了出国的环境，在美国大学里功课也赶不上，常常一个人逃避到电影院里，久而久之，精神上有了问题，等白先勇再见到姐姐时，她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目光呆滞，总无缘无故发笑。
白先勇阅读了大量有关精神病和心理治疗的书籍，想治好姐姐的病，但白先明没有好转。她变得越来越像个孩子，在电影院里看武侠电影时大呼：“好看！好看！”
为了治病，白先明受了很多折磨，注射、电击、在精神病院隔离，病也没好。
看到昔日和自己要好的姐姐变成这样，白先勇很难过。
对于姐姐的心理疾病，白先勇始终不明白具体成因，多年后他写道：“人心唯危，千变万化，人类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块方寸之地却仍旧不得其门而入。”
1952年，白先勇全家从香港搬到台湾，但日子变得更难。
白崇禧在大陆曾三次“反蒋”，在蒋介石心里埋下了隐患。来到台湾后，白崇禧保留了陆军一级上将的职位，但没有实权，且一直被监视，全家人外出总有一辆吉普车跟着。
马佩璋倒是看得很开，有一次她带白先勇去看戏，特务的吉普车一直跟在后面，马佩璋看了一眼，说道：“真是辛苦他们！”说完给白先勇钱，让儿子去买票请特务们一起看。
白先勇十六岁时，进了建国中学读书，但之前被隔离了四年多，他已经变得不会和人打交道，不合群的集体生活让他神经紧张，只能通过逼自己学习缓解。在对自我的严格要求下，他门门功课都是第一。
学习之余，白先勇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小说，暑假里他看了巴金的《家》、《春》、《秋》，还有四大名著，他爱写作文，每篇作文都写得十分认真。慢慢地，国文老师李雅韵发现了白先勇的写作天赋，鼓励他投稿：
“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作家了？”
白先勇听了老师的话很高兴。
1954年，为了考学，白先勇报名了建中的暑假补习班，有一天他迟到了，踩着铃声上楼梯，颠颠撞撞，结果正好撞到了另外一个迟到的少年，这个人就是王国祥。
两人一见如故。
白先勇本有保送台大的机会，但他迫不及待想要离开家追寻自由，便报考了台南成功大学水利系，王国祥也是高材生，他和白先勇商量好，报考了同一所大学。两人在学校附近的眷村租房子住，过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
学了一年后，白先勇放不下自己的文学梦，思来想去他决定重考台大，进外文系，研究西方文学。王国祥随后也成功转学，随白先勇一起回到了台北。
正当两人高兴可以再次作伴时，王国祥却突然得了病，还是极为罕有的血液病：再生不良性贫血。
西医治疗了一年多，病情没有好转。好在此时王国祥的亲戚打听到有位奚大夫，用偏方治好过一个韩国人，便也如法炮制，让王国祥服用这个方子。幸运的是王国祥病情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就不用再输血了。
白先勇松了一口气，觉着两人的未来一片光明。
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期间，白先勇终于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理想，写小说。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就得到了当时《文学杂志》编辑夏济安的好评：“文字很老辣。”
在顺利刊登了几篇小说后，白先勇决定自己创办杂志，便拉上了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这本杂志属于严肃文学，卖得并不好，但白先勇把它当自己的宝贝，有事没事经过报刊亭，就问老板《现代文学》卖出了多少。
办杂志完全是赔钱买卖，后来实在没钱了，王国祥把自己的生活费也掏出来资助白先勇。
在台大，白先勇度过了一生当中的黄金岁月。这期间他写出了《玉卿嫂》、《月梦》、《寂寞的十七岁》。《月梦》就是日后长篇小说《孽子》的前身，白先勇在这则小说中首次写到了同性之间的感情。
《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服兵役时挤时间写的，今天这篇小说依然被视为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少年时期心境的写照：“我晓得我不讨人喜欢，脾气太过孤怪。没有什么人肯跟我好，只要有人肯对我有一点好处，我就恨不得想把心掏出来给他才好。”
可惜二十岁的无忧无虑终究短暂。
大学毕业那年，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了。
噩耗传来，白崇禧一时惊慌失措，血压飙升到两百多。
白先勇更是痛彻肺腑。母亲在他心中一直都是支柱，是那种勇敢面对一切，蔑视死亡的人。她的去世，让白先勇体会到命运的无常和不可抗拒：
“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
那是白先勇人生中第一次面临亲近之人的死亡。
别离
没想到这就是父子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母亲去世后的第四年，白崇禧因为心脏病，也在台北病逝了。白先勇少年时期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多，在台北读书的日子，就是最后一段和白崇禧相处的时光。
白先勇觉得，那是父亲一生当中最意气风发的日子。
可去到台湾后，白崇禧却失去了实权。每日的任务就是去小学翻修操场，建游泳池。有一次，白先勇看见父亲在小学操场上对小学生们训话，那模样好似面对千军万马。
这样坚强的人，也抵抗不了命运，最终在被冷落的日子里结束了一生的旅程。白先勇感到“一阵坠入深渊的失落。”
母亲去世后，白先勇在美国整整两年写不出一个字，1964年才写下旅美的第一篇小说，名为《芝加哥之死》，故事说的是一个台湾留学生，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学位和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最后依然在密歇根湖投水自尽了。
父亲死后第二年，白先勇回了一趟台北，老同学林怀民想采访他，白先勇说：“该说的，想说的，都在小说里说过了。”
林怀民依然抓着白先勇不放，白先勇答应了采访的请求。林怀民问：“你想过自杀没有？”白先勇愣了一下，回答：“这个问题太personal（私人），我不能回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经过一些事，人会变的。”
那天林怀民和白先勇聊了很多，大部分有关文学创作，白先勇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话说好，那就没白写。”
林怀民问；“你觉得你说出自己的话没有？”
白先勇答：“没有，至少还没说清楚。”
离开台北的日子，白先勇反倒对台北的记忆越来越清晰。整个60年代，他都投入到了《台北人》短篇小说集的创作之中。小说集虽名为《台北人》，但每一个主角，都是沦落台北的大陆人。
《台北人》中有一个故事，名为《一把青》，写于1966年。49年后，编剧黄世鸣将其改为长篇剧集，说的是撤退到台湾的军人，与其所爱悲欢离合的故事。
豆瓣上将近5万人为故事打出9.3分，有人评论道：
“说什么家国山河英魂忠烈，死去的人一瞬就死了，剩下的活着的才最煎熬最寂寞。”
《台北人》出版后，白先勇从美国回到台湾，准备小说集中《游园惊梦》舞台剧的演出。
此时父母都已经离世，白家人也已离散海内外，留在台湾的也就只有白先勇的六弟和姐姐白先明。白先明患上精神分裂后，像个孩子一样，离不开他人的照顾。每次白先勇回来，都会送一些小礼物给她，有时候是玻璃烧成的小熊，有时是采芳斋的点心。
有一次白先勇带了一盒十二块细纱手帕送给姐姐，手帕上的图案是狮子狗，和童年时白先勇送的黑狮子狗长得差不多。白先明将手帕展开放在床上，拍手呵呵笑。
白先勇看着像孩子一样的白先明，心里很担忧，如果兄弟姐妹们都不在了，姐姐该怎么办？
没想到白先明却是兄弟姐妹中最早离开的那一个。
得到姐姐去世消息的那天，白先勇悲不自胜，他想起了和姐姐白先明在一起最后的日子。
那天白先明从医院回家，白先勇恰好在巷子口见到了她。白先勇问：“你怎么跑出来了？”白先明拿着一只小钱包，笑嘻嘻地说：
他乡
白先勇在美国的住所所在地区名为“隐谷”，1973年，他搬入这里，一住就是20多年。
王国祥还在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只有一个半月假期，过来帮忙就花了三十天。两人在院子里剪草，发现领居家一棵李子树长到了自家。那些李子看上去很甜，肉红汁多，两人眼馋。后来得知美国法律规定树长到哪，就属于哪家，于是两人开心地摘下了李子，酿成了酒。
那年白先勇刚拿到大学的终身教职，王国祥也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两人相信未来是金色的。有空时，两人就在院子里修修剪剪，还买了三棵意大利柏树的幼苗。
不知不觉10年过去，幼苗长成了大树。
也就是在这10年里，白先勇完成了人生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故事说的是一群被放逐的台湾年轻人，他们的父辈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军人，而他们的身份却是同性恋。
最放纵的儿子，和最保守的父亲，在台北这片土地上相互鄙夷又相互牵挂。
白崇禧生前，白先勇从没和父亲说过自己性取向的事情，但父亲会看他写的书，看完后父亲沉默不语，并没有主动提起什么，白先勇认为父亲理解了自己，因为“父亲一向希望子女幸福“。
1989年，白先勇发现后院意大利柏树中的一棵，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才几天功夫，这棵树就枯焦而亡。没有多久，王国祥就生病了。
二十九年后，上天没有再眷顾他。折腾了四年时间，王国祥去世了。
这四年里，白先勇备受煎熬，他知道王国祥可能随时会走。但是当着王国祥的面，他不敢露出悲伤的样子。
1992年1月，王国祥过生日，白先勇看他状态不错，就提议去“北海渔邨”去吃饭。饭店前有一道二十多级的石阶，王国祥扶着栏杆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来。白先勇赶忙过去搀扶，王国祥休息了会，坚持站起来，想要继续爬。
白先勇心里难过，说：“我们不要在这里吃饭了，回家去做寿面吃。”
这是王国祥最后一个生日。那天送走王国祥后，白先勇开车上高速公路，感到一阵无法阻挡的伤痛袭击过来，他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失声大哭。
第二年的夏天，王国祥走了。白先勇陪伴了他最后的时刻：
“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故土
白先勇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创办了杂志《现代文学》，三毛就是供稿的作者之一。白先勇记得那时候的三毛，只有16岁，穿着苹果绿裙子，总是一副羞涩的样子，“好像是一个惊慌失措一径需要人保护的迷途女孩。”
没想到再听到她消息时，三毛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同为《现代文学》的同僚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震惊，只有白先勇觉得，三毛的自杀，是为了“抵抗时间的凌迟，自行了断，向时间老人提出了最后的抗议。”
王国祥去世的第二年，白先勇离开了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院，不再担任教职。
他也不再写小说，转而研究《红楼梦》和推广昆曲《牡丹亭》。有次在台湾接受采访时，白先勇说：“我很小的时候，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的感觉，感到世界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人世之间，事与物，都有毁灭的一天。”
有人说，白先勇对人生很悲观，但白先勇说：“不是，我对人生很眷念。”
后来白先勇还经常去大学和年轻人交谈，不管学生问什么问题，他都会一一回答。有次一个同学问：“失恋了怎么办？”
白先勇答：人生最痛苦的不是失恋，而是沒有真正、全心地爱过一個人，如果曾经有，那一刻就是永恒。
2012年，白先勇踏上了回国的旅途，这时距离他离开中国大陆，已经60年了。
5月，白先勇回到故乡桂林，在榕湖宾馆开会，那里恰巧是当年白家在桂林的故居。走在桂林的街头，很多孩子并不知道白先勇是谁，都围了上来，这些孩子的年龄，和白先勇离开桂林时差不多。
此时，父母已不在，姐姐白先明也已离去，兄弟姐妹总共10人，只有白先勇一人回到了故土。
白先勇记忆中全家人很难凑齐，有一次凑齐了8人，是因为最小的弟弟结婚。
那夜，兄弟姐妹们在国宾饭店十二楼陶然亭喝酒聊天，那有一座浅红的钢琴，一家人围着钢琴而坐，每个人兴致都很高，但十二点时都有些疲倦。
只有白先勇精神十足。钢琴弹出一支二十多年前的老歌，白先勇眼睛一亮，对大姐说：
“大姐，你的歌！记不记得······那年我多大？”
“十二岁。”大姐说。
大家都笑了，白先勇笑得最响，呵呵呵—呵呵呵······
二哥开始唱歌，唱了一半，推推白先勇，说：“你也唱！”
白先勇举起杯子，一饮而尽，抬抬手说：“再来一杯！”
二哥催促白先勇唱歌，白先勇不唱，反而抽起了烟。
寂静的夜晚，只听见二哥高声唱：“今夜且让我放纵，哪管明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