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号楼说开去——广院回忆之三
Wind Capital
文学创作有凑三部曲的套路。我已经写了广院的肉饼和我的专业电发，同学们既然鼓励说能读下去，我就厚下脸皮，干脆再鼓捣一篇七号楼，凑个广院三部曲。?
据后来认识的老广院说，我们入校的八十年代后期条件好多了，广院已经完成了大干快上的基建发展，比如主楼和新食堂都落成并启用了，入学不久又赶上了新的图书馆。我还记得老图书馆的陈旧和阴暗,以及那些在感性的部位加盖了理性的公章的美术杂志。新的图书馆提供开架借书，也有更多的座位。我们那一代应该算是非常幸运的。多年以后很多后辈学弟学妹也这么说，我想他们说的不是基建。
但是我们的宿舍楼和学长们一样，只有两栋——一栋男生楼，一栋女生楼。七号楼是男生楼，八号楼是女生楼。大家都这么叫，其实不严谨。男生楼确实不住女生，女生楼却住着男生。八四电发男生就住八号楼。?那时候两栋楼就够用了，学生不多。毕业多年以后跟老师聚会，他们对那个时候的小众学生素质赞不绝口。
八十年代的广院很小。南边跟今天一样，还是正门，东郊公汽312路穿行的定福庄东大街对面是庄稼地。七号楼北面的墙是北部边界，外面的小路通向东面的邮局和二外，经常可以见到二外的各种肤色的留学生，那条路现在已经成了校内道路。西门的西面是化工部招待所，现在也归了广院。东面的边界没有考证过，因为球场一般是学生活动区域的尽头。球场再往东应该是职工家属楼，那个年头老师的待遇正值谷底，帮老师们搬家时，感觉是个大喜事。
我住七号楼四层。开始以为倒霉，因为楼高四层，需要爬最高的层。后来才知道，四楼是最高端舒适的楼层。七号楼的阳面有一条小路，同学们在看完中国足球队比赛以后往往需要舒发感情，扔酒瓶子是最佳表达方式，那条不经常有人的硬路面无疑是最佳投掷地点。可以想象，住在一楼的同学在每一场比赛之后都会从窗口看到瓶子雨，因为中国队输了肯定下，赢了也下。每一滴落下的瓶子在接触地面的瞬间一定会发出清脆的炸裂。一楼阳面的同学不得不承受瓶子雨的噪音污染。中国足球成为全社会出气筒，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其实当时的中国足球队比现在强太多了。
我的宿舍在阴面。一直以为七号楼的阴面啥也没有，直到同宿舍的同学开玩笑把笔记本从窗口扔下去。我们下去找笔记本的时候，才发现七号楼的阴面空地是一方由同学们自发投掷而形成的一个小垃圾场，常年没人清理。那时候又是初夏，笔记本自然不能要了。想来一楼阴面的同学还得忍受楼上同学们无意堆砌的垃圾的空气污染。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一楼同学的抱怨。对于运气不好而带来的不幸，大家都能平静地接受。
我住的宿舍是在厕所隔壁。房间的隔音很好，但是总在半夜梦到山间小溪的潺潺声。厕所的灯常年不亮，基本靠直觉在黑暗中定位方便的设备，所以晚上去厕所是一种很糟糕的体验。我发现同宿舍有一位舍友晚上从不去厕所，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就请教怎么做到一晚没尿。舍友说他不是没尿，而是不敢去，他老感觉在黑灯瞎火的厕所里小解时，后面站着人，准备掐他的脖子。我暗笑舍友的胆小。当天夜里，一个人站在小便池边，突然想起舍友的话，真的感到后面有个人，张着双手准备掐我。吓得赶快收兵回床，竟然感到自己心跳加速。恐惧能够完全滋生于个人臆想，并且传染。
但是厕所还是要去。广院的蚊子绝对凶狠，蚊帐拦不住。我发现睡前喝一瓶啤酒，蚊子不咬。但是睡前一瓶啤酒，膀胱扛不到天亮。这是一个选择：是逃避蚊子还是逃避恐惧? 在逃避肉体伤害和心理伤害之间，我选择了逃避肉体伤害。
一个宿舍七个人，好处是打麻将从不缺人，坏处是总有人睡觉不安静。打呼噜还好，规律性的噪音如果习惯了，对深度睡眠不造成干扰。主要问题是有人说梦话。有位舍友在半夜居然报出了一副麻将大胡。第二天早晨我让他请我吃饭，他说凭什么，我说你昨晚赢钱了。做好梦，还赢钱，双喜。
人多的好处就是不寂寞，有时聊天聊到很晚，那么第二天的早起上课就成了一个问题。其实深夜不聊天也很难早起，那个年代真是睡得踏实。老师们最基本的监督措施是课堂点名，但是同学们有时在点名时互相帮助，这就更坚定了老师们严格要求的决心——系里果断采用了一早突袭查宿舍的方式。虽说同学们都知道被查的风险，但是年轻人嗜睡的顽疾很难根除，所以突袭从不落空。在一个静悄悄的早上，我们宿舍发生了一件比火星撞地球的概率还要小的事件：老师来查宿舍时，七个人居然都在睡觉。思想教育工作就地现场举行。查房老师对我语重心长：你跑八百里到北京是来睡觉的吗？我心里算了一下，我家到北京四百公里，等于八百里。老师对我们真好，记得每一个同学的原籍。
若干年后，当我对老外谈起七个人一个屋的宿舍时，他们一般都会同情那个年代的中国大学生缺乏隐私。我只在心里暗笑：别说七个人，就是七十个人睡一个屋，也可以有隐私。他们不懂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真正隐私都是在心里。
广院的澡堂离七号楼比较远，男生运动完了需要洗澡，春夏秋三季，常常就在宿舍楼的水房里洗。大多数人都是穿着短裤，涮羊肉一样快速过一遍凉水，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洗法的缺点是洗得不够彻底。豪放派还是有的，众目睽睽之下，一丝不挂，有条不紊地洗，视同学如无物。有时万一在楼道里碰见串门的女生，也不是难事，脸盆左遮右挡，足够大，保证不会走光。
广院内部放映过一部英国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七号楼是在学校的最北面，我的宿舍可以看到校外的风景——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象煤炭一样沉闷的灰楼和一条不宽的马路。在一场倾盆大雨之后，晚上从马路上传来蛤蟆的叫声，音量巨大，以稳定的频率地发送了一夜。早晨看大家都没睡好，于是去实地查看，原来蛤蟆是在路边放置的一个水泥管道里，水泥管道被蛤蟆当成了声学扩音腔体(《广播声学》里刚学到这个概念)，怪不得声音这么大。于是找了几块砖头朝里面一通乱砸，当天晚上蛤蟆没再叫。可能被砸死了，也可能搬家了。
我有一段时间痴迷于气功、特异功能和飞碟等玄幻的东西。这倒不是我的爱好多么小众清奇，而是流行。我不但相信耳朵听字，而且从理论上试图搞懂气功大师如何发功灭了大兴安岭的大火。有个晚上我听到从窗外传来一个女人的狂笑声，深更半夜听得真真切切，我都能听出那个声音在墙外的马路上从西边游向东边。汗毛都炸起来了，我赶快叫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快听。兄弟说半夜不睡，神经病啊。第二天一早，我象神经病一样向遇见的每一个住在阴面宿舍的男同学求证，有没有听见半夜女人的狂笑。没有一个人听到。怎么可能? 我摆脱不了神经病一样的偏执，甚至向八号楼我认为有可能听到的女生求证，没有一个人听到。见了鬼了？那种笑声是不是一种特定频率的声波，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书上说每个人都有特异功能，也许我的特异功能就是听到别人听不到的东西。我不得不用自洽的理论逃避求证的困难。但是这个特异功能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世俗生活会抑制特异功能，这也是书上说的。
我曾经享受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超学生待遇。由于调整宿舍，我们和一位研究生师兄一间宿舍。研究生那个年头很珍稀，待遇自然珍稀。在住宿上，一位研究生大概相当于四个本科生，占两个上下铺，也就是说一个人占一面墙。师兄已经在部里开始上班，并不在宿舍住，只是把家当放过来，算是住下了。这样我的宿舍实际上只有三个人，几乎可以在宿舍上自习了。师兄偶尔也来坐坐，聊聊天。他健谈幽默，也许看我还算开窍，会给我讲讲广电部门的社会生态（这应该算是对我的行业启蒙），甚至还屈就跟我一个工科本科生探讨艺术。他向我系统地讲解了为什么当时分类的“娱乐电影”就是扯淡的提法。师兄的家当主要是书，很多很杂，剧作、文学、外语、新闻等等，都无门无类地堆在几个床上。没事了我就顺手翻翻躺在外围的书，但是没有完整读过任何一本，感觉也没记住什么。很多年以后，我想当时读过的东西大概就象野风吹来的种子，埋在心里，有合适的时机，就会破土。
我不但享受过人少的宿舍，甚至享受过独自占有七号楼的超级待遇。有一个暑假，由于需要办点事情，我返回了学校。七号楼里，只有我一个住宿的学生，还有门卫。那是一个自由的夏天：整个宿舍楼都是我的，我可以不着调地从一楼唱到四楼；整个足球场都是我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球射进六个球门中的任何一个。那也是一个孤独的夏天：我在最难忍受寂寞的年纪忍受了最难忍受的寂寞。我不得不每天都尽量给自己安排一次去学校周围买点小东西的计划，就是为了跟小商小贩们寒暄一下。假期里宿舍楼的水有时供不上四楼，我就得下到一楼洗澡。一楼水房晚上跟四楼一样黑灯瞎火。第二个返校住宿的男同学没有向我报道，也来一楼洗澡。他在黑暗中的突然现身把我手里的脸盆都吓到了地上。鲁滨逊在特立尼达拉岛上第一次看见野人的感觉，恐惧加喜悦，我感觉到了。萨特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和孤独的观念，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心智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关于自由和孤独的短暂体验为我日后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经历更长的自由和孤独做了铺垫，那里羊的数量是人的十倍多。
七个人的宿舍很挤，没有床垫的床很硬，但那是我一生中睡眠最好的时期。如果第二天一早没有课的话，我能轻松睡到半晌午。我的食谱中没有早餐，但是一到晚上就饿。夜宵一般是方便面，然而每一层的保险丝绝对遭不住电炉子的蹂躏。所以工科生不得不提前使用学到的专业技能，换掉不胜蹂躏的保险丝。学校就这一违规专业操作经常巡查，这样校工和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无伤害性的“猫和老鼠”游戏。
那个时候《猫和老鼠》刚刚从美国来国内，好像是每个周日晚六点多播，男女老少都喜欢。主楼西配楼一层阶梯教室里有电视，播《猫和老鼠》的时候，座无虚席。那时候的人太渴望快乐了，老鼠对于猫的捉弄，设定观众应该是学龄前，大学生们笑得毫不掩饰。
室友从家里带了一台黑白电视在宿舍里。那时候也追剧，追《神探亨特》。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麦考尔长得真难看，嘴那么大。看了一年以后，觉得美得不可方物，嘴一点也不大。不知不觉地，美帝国主义在用文化产品侵蚀我们的审美。
大公共课都是在主楼西配阶梯教室上。由于人多，有些同学会提前占座。我从来不占座，也不理解占座。听课不是看演出，坐前排听并不会增加愉悦和快感。而且坐在后面方便睡觉。我在广院时睡眠好到了没心没肺的地步，大白天，无论任何课，只要听着不对付，睡意就会随叫随到，从不爽约。有一次在教室后面趴桌子上睡，被一阵急促的掀椅子板的声音吵醒，我以为下课了。睁眼一看，老师还在讲。原来午饭时间到了，老师没讲完，不舍得下课。同学们对于物质食粮的欲望显然超过了精神食粮，用掀椅子声抗议。老师当然知道，更不肯下课，就故意耗着。最后到食堂打饭时，连白菜豆腐都只剩下盆子底儿了。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双欠收。
大部分的课都在新建的主楼西配，偶尔会在主楼后面的老教学楼(现在的地图标识为一号楼)。革命史课就是在一号楼上。这幢小楼很有历史感，灰色的。革命史老师也有历史感，常年戴一顶灰色的帽子。老师发现有的同学对这门课不够重视，旷课。于是点名。后来发现有的同学很狡诈，让同学假冒答应。老师很负责，记住了全班同学的长相，使得旷课的同学无机可乘。后来想想，是同学们辜负了老师。老师让你们记住古田、遵义、瓦窑堡、洛川这些会议，也是一番苦心善意，将来大家在宣传部门工作，这些都是有用的。
学校里面的小卖部是在七号楼和八号楼之间路南，最受欢迎的应该是香烟和酸奶。好像不卖酒，买酒需要去后面定福庄邮局附近。小卖部前面是一块不大的黄土球场（现在的地图标识为网球场），可以踢球，铁丝网围着。有一年冬天，球场封了，开始往里灌水。有人打听出，灌水是为了冻冰，把球场变为冰场，体育组老师准备了一些冰鞋出租。但是那年的气温成心跟老师们过不去，就是不降温，水哗哗地放，直到放寒假，也没结成冰。冰场项目流产了。体育组老师在校园里向我们示范了经商的风险。
大三的时候，从宁夏来了一位毕业若干年的学长，来我的宿舍看我的床。他深情地抚摸着床头，娓娓倾诉着离别后他对这张床的怀念。这种行径使我感到有点别扭，因为一个熟男在怀念我正在拥有的床。不过床毕竟不是女人，我还是大方地给了他和那张床单独相处的机会。
毕业以后，我回到学校若干次，也有回宿舍看看那张床的冲动，但是很快就打消了。离开的东西，还是放手最好。一般过去式不应干扰现在进行时。后来明白了：其实我怀念的不是那张床，而是一个青春在那张床上做的梦。那位宁夏的学长大概也是。七号楼睡过多少男生，就孕育过多少青春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