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破碎
在我坚信“每个人身上都打上了阶级烙印”的时代，我常想，爸爸从一个革命者到今天“什么也不是”，变化太大了。那时我总想给他一个政治上的定位。当我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之后，给爸爸对号入了座，把他归到了具有动摇性的小资产阶级那一拨。我觉得爸爸思想上不够进步，关在书斋里埋头翻译，两耳不闻天下事，甚至几乎没有对我们进行过“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这一类的教导。我心里总是有一点遗憾，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和反动派斗争的爸爸哪儿去啦？
我不愿对自己的爸爸有过多的负面评价，于是我觉得用“糊涂”二字概括就够了。
爸爸的糊涂是有名的。从我记事起，爸爸生活中糊涂的事情太多了，让人啼笑皆非。比如去看电影，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几率不是走错了影院就是看错了时间或忘带了票子，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若全家出去吃饭，他骑车我们坐车，最后总是我们在这个饭馆等他，他在另一个饭馆等我们，饭没有吃成，大家不欢而散。
在干校爸爸也是以糊涂著称。有一件经典故事说他干活热了，脱下毛衣放在田头，收工后像多次遗漏东西一样，不管不顾就走了。老乡捡到交给干校，让他去认领。老爸爸一口否认：“这不是我的毛衣，我的比这件新，也比这件干净。”
爸爸被社里人称“刘老老”。这个外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说起他的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不紧不慢，自行其是，还有稀里糊涂，这个外号也挺贴切。
所以我想他在政治上也一定是有些糊涂的。
但是我错了，爸爸不仅关心政治，而且颇有见地。他不跟孩子们说，是为了保护我们。直到文革我才真正认识了爸爸，还是听蒋路叔叔说起来的。蒋路叔叔和爸爸是最好的朋友，无话不说，甚至在亲人之间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的文革中，他们还敢私下交流一些“大逆不道”的看法。我去干校探亲时蒋路叔叔曾对我说：“我非常佩服你爸爸，他的政治嗅觉最灵敏，好多事情都让他说准了。”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爸爸说王关戚充当打手，没有好下场。果然他们在跳得最高时，突然被抛弃。所谓说准，不是和中央的口径一致了，而是自己不可为别人所知的看法被事实所证实。蒋路叔叔还说：“别看你爸爸不说话，心里不是一般地明白。”听蒋路叔叔这么说，我才开始重新认识爸爸，才知道在他看似糊涂的外表下，有一双敏锐的政治眼睛。说来也不怪，爸爸在年轻时就是一名为自由解放而战的共产主义战士，只不过他后来看尽了政治斗争的反三复四，游离于外而已。我心里还暗暗有些为他担心，觉得他还是有些天真，人们都噤若寒蝉，即使对亲人或密友说话都要口下留神。那时二十来岁的我，都已经讳莫如深得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了，爸爸却不怕，仍然相信世界上还有些纯真的东西比如友谊。
七十年代初期，社会上一股追求民主及反对“中央文革”的暗流涌动。到了一九七六年，人们公开地鄙视“红都女皇”，参加“四五运动”，抄录“反诗”，传看内部讲话，交流“小道”消息。我们一家人都在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爸爸每天下班都会带来新的消息。出版社社长陈早春后来写了一段文字讲述这段时间，他说：
一到单位上班，我也多半先去蒋路和刘辽逸同住的办公室“报到”。他们的办公室是四楼厕所对面的一间小房子，就只他们两人，算是难得的密室。每当我一进门，就顺手把门关好插上锁，一防厕所传出的臭气，二防隔墙有耳让外面听到我们的高谈阔论。我在此“上班”的课业是彼此传播“小道消息”。每当我一进门，他们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或正在阅读的书本稿件，不约而同地互相询问：“有什么新消息吗？”于是直奔主题：“三点水”（指江青）何时何地说什么了。“文痞”（指姚文元）又有何谬论，“火箭王”（指王洪文）“奸臣”（指张春桥）又在捣什么鬼了，社会各阶层的动向如何，而且当时党中央的领导，部队的将领也在我们议论的范围之内。虽然对毛泽东是不敢造次瞎说的，但难免时有微词。……我们有一些共识：“四人帮”已是秋后的蚂蚱，活不长了；中国再也经不起瞎折腾了。我们当时议论的这些“小道”大部分来自冯雪峰那里，而冯雪峰的“小道”又大都来自上层。
不仅是他们，那时候的人心背向大致如此。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知识分子心头的伤痛并没有结束。“四人帮”们在文革中不过是推波助澜，人们还需要痛定思痛，深入反思。
整理爸爸八十年代左右的文字，发现了他大量的札记和在报纸书本的边缘做的批语。综合起来看，爸爸是在追问和思考这场摧毁人类文明的“革命”能够延续十年之久的深层原因。他甚至在构思一个长篇“寓言童话”，其中有一个长长的提纲：
蠢人与聪明人的对话——文过饰非；
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不安——马克思主义变成愚民工具；
伟人与小人的转化——独裁；
癌细胞的扩散——文革；
冤狱遍地——中国的社会主义；
马列主义——和尚念经；
碰到权，法就蔫了——中国的法；
人云亦云优越性——失去头脑的人们；
……
共有二三十条。爸爸的嫉恶如仇跃然纸上，已经接近了问题的本质，却没有看见成篇的文章。可能他还没有梳理得更加清晰，更可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运动还是让人们应接不暇。
一九八三年理论界又刮起了一场大风暴，叫做“清除精神污染”。事情源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中央召开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周扬作主题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的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由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起草。报告十分精彩，说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成为文化革命中推行灭绝人性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舆论根据。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都存在着异化的观点，指出只有通过各方面的改革才能消除异化。
这份报告令周扬多年来头一次摆脱了吹喇叭抬轿子的形象。
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报告。不料大祸随之而至，一场针对周扬等人的大批判在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的主导下在全国展开了。进军号便是胡乔木的报告并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中甩开棍子朝人道主义和异化打过去，那语气和阵势与文革异曲同工。
这场运动持续了二十八天，由胡耀邦出面平息风波。对于周扬和王若水的处理是：周扬被迫做了检查（最后郁郁寡欢一病不起窝囊而死）；而王若水则被免除《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职务。
批判还在继续。那一年我正在一个学院教哲学课。教研室要求所有理论课改成学习胡乔木的小册子。对于胡乔木的文章我完全不能赞同，又不被允许发表自己的言论。上课时跟学生说简单的两个字：“自学。”课堂上学生们爱干什么干什么，一锅粥，由他们去。
回家和爸爸谈起“清污”。爸爸说：“真是岂有此理，文化革命本身就是长期异化的结果，就是对人性的践踏。这么大声势的批判不过是因为投鼠忌猫而已。”这时我和爸爸已经有了很多共同语言。
爸爸后来的做法更是让我刮目相看了。
一九八三年，爸爸的一个外地朋友的女儿在《人民日报》社读中国社科院新闻系研究生，寄住在他家。爸爸的家和《人民日报》社仅一街之隔。那个女孩有时带来一帮研究生朋友在家里高谈阔论，都是些思想敏锐，有正义感的时代青年。爸爸特别喜欢接待这些年轻人，饶有兴味地聆听他们的那些政见和争论。他们有时候也邀请王若水来参加讨论，把王若水视为他们的精神导师。爸爸有机会认识了王若水。
一九八七年王若水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和对共产党提意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中纪委“劝其退党，如坚持不退，即宣布除名”。他是个硬骨头，拒绝退党，并写了长长的申述书进行驳斥。党章上说允许党员申述，不过是一纸空文，他被强制开除出党。在打压之下，王若水观点不改，又写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等文章。爸爸对他的人品和理论钦佩有加。每篇必阅，每阅必击节赞赏。王若水的观点——只有用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概念剖析文革，才能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文革中疯狂的个人崇拜以及对人性的践踏发生的原因——更是说到爸爸的心里了。
在读了王若水的《从防左论及清理二十年理论上的糊涂帐》之后，爸爸给他写信道：
痛快极了。好些时候没读这类的文章了。文内所说的我平时零零碎碎想到过，但这么透彻、有条理的论述，我是办不到的。您说出我心中想说但说不好，而且也无处可说的话，真是好极，痛快极。但，掩卷之余犹有未尽兴之感，为什么？当今中国主要问题是怎样加快开放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也就逐步完善民主与法制，这是中心问题中的关键问题。看来，实行政改的阻力极大，恐怕要经过反反复复的斗争。你对这问题一定也有深刻的见解，何不痛论一番呢，读者在祈待着。
爸爸那时候就敏锐地认识到政治改革为重中之重，亟待解决。二十多年又过去了，政治改革仍如肌体上的一大块烂肉一样不敢触动。
爸爸是“民主人士”，还担任过几年民进中央委员。他并不满足于给共产党“吹喇叭抬轿子”的民主人士角色。给民进机关刊物写信：
按我会使命，应当是促进民主。会的机关刊物其主要任务当然也应是促进民主的。我这样理解，大约不错吧？但在《民主》杂志中讨论民主政治的文章亟少，这原因我是理解的，可以不谈。但我觉得中国亟需民主政体。我国改革开放已经２０余年，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那就是说经济基础变了但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远远落后。其结果经济基础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再者，有了民主政治，贪污腐败也会受到制约。那么为什么民主政治的实现如此之难呢？８０年前五四运动时先烈不是就提倡德先生赛先生请进来吗？解放５０年了，民主政治实施得怎么样了？不言而喻，此问题不好多谈。但我总觉得，我会既然负有促进民主的使命，不论多么险阻，也要尽力而为之。是不是？
当然，不管他多么尽力，没有用处。
我这里保留了一张照片，是研究生们在爸爸家宴请刘宾雁和王若水时照的。那天是刘宾雁的生日，他当时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及记者，由于不断地在党报上揭露共产党体制下的贪污腐化以及滥用职权的现象，惹怒了上面，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的代表人而遭到批判。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半个月后的二月七日，刘宾雁生日，研究生们专门为他举办了庆生会。报社里没有地方，就开到了爸爸的家里，妹妹帮助做饭炒菜。
庆祝刘宾雁生日。正面左起刘宾雁夫妇、王若水、爸爸、四妹、冯媛
席间的谈话自然离不开忧国忧党忧民。有人问起刘宾雁：“再让你入党，你还入不入？”他答道：“还要入。”刘宾雁是一个执着的人，他这一辈子几起几落，直到被放逐境外，客死他乡，从来没有背离和放弃过对党的忠心以及他真诚信仰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说起民心所向，《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被“劝退”共产党时，他所在的支部没有一个人同意，当然他们的意见是不会起作用的。而当“组织”决定开除刘宾雁前“统一思想”时，也遭到支部百分之九十以上党员的“不统一”，当然也是没用的。宣布刘宾雁被开除出党的第二天，报社院子里排满了采访车，没有一辆车开出去工作，人们采取了沉默的怠工以示抗议。自文革以来《人民日报》的名声一落千丈，原来报社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有良知的人大有所在。
王若水在国内无处发表，他每写文章总是自己打印若干份，分发给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定会送一份给爸爸阅读。九十年代中我回国，爸爸给了我一份王若水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说：“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主要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许多学说中的一个，它有自身的价值，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你要好好看看，这样的文章在国内竟没有地方给发表，你能不能带回澳洲，想办法在国外发表。”
一九九六年爸爸得知王若水患了癌症，立即写信安慰并介绍抗癌方法。王若水先生挺过了六年，而爸爸先他而去。
除了王若水，爸爸还有一帮要好的朋友，多是他中学和大学的同学，比如他的西北联大的校友，贵州的余士铭、《人民日报》的高集、刘衡，还有社科院的葛林等人。这些朋友经常聚会或通信，传阅和讨论一些因针砭时弊而被禁止出版发行的好书籍好文章。当初他们为拯救危亡的祖国而加入共产党，如今又在为党内腐败现象气愤和担忧。
在爸爸写的一首诗里，有一句表明了他的心迹：
冰心破碎已难收，
忧国忧民亦徒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