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总是与父亲的名字连在一起，可是却从来没有真正地连在他心里。他对我说: 这件事或者这篇文章被看得太重，他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那只是一个机遇，一段历史纪录，就他个人而言不值一提。
我相信那是他真实的想法，就这件事，这篇文章而言，他只是个记者。
这篇文章是我2007年写的。父亲看完我的文章后对我说了上面的话......。
真想他。
父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39年刚进新华日报时说：“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际遇，有许多偶然性。也许我总会要做新闻工作的，甚至也许我总会要进新华日报的，……”。
在我眼里父亲天生就是个记者。
第一次意识到父亲是记者，应该是1961年我刚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的第一篇文章是《开国大典》，老师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是报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况，要求我们全文背诵。
回家背书的时候，爸爸听见了，走过来问我：“背什么文章呢？”
“《开国大典》，老师让背的。”说完我把课本递给他了。
爸爸一看笑了：“这是我写的”。
“真的？”我太惊讶了。
“我那时候是新华社特派记者。”
“那我还用背吗？”
“不用了。”爸爸笑笑说。
书当然还得背。那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文章写得好不好，只知道爸爸写的文章能在课本里是件了不起的事。
父亲从1938年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那年他20岁。1955年“肃反”，把他“肃”住了，从此再也没有从事记者工作了。可我还是有幸目睹并参与了一次他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工作。
那是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人们压抑了多年的激愤，对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怒火爆发了。天安门前的英雄纪念碑被白花圏，挽联，诗歌，一张张纸条淹没了。父亲当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经常“泡病”在家。那些日子家里客人不断，电话不停。
这天我下班回家，见到爸爸正在伏案写稿。已经很久不见他动笔了，他写什么呢？
“内参，今晚上就要发”妈妈告诉我，她正在帮爸爸看稿子。
“改了又改，得重抄，你来吧。”妈妈说完又嘱咐一句：“这份东西将来要入档案的，字写得工整点。”
文章写的是北京人民自发悼念总理的情况,是当时敢想，却不敢在公开场合说的话。我明白，父亲是要用他的笔说真话了。人们的愤怒，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在父亲沉重的笔下，深深地刻出来了。虽然这是一份内参，可更是一篇新闻稿，是真真实实地反映当前发生的事。在所有的报纸都千篇一律地高唱“形式大好，越来越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年代，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报道，第一次感受到新闻的震撼力。
后来我将其中的段落抄寄给了好几个朋友，深深感动了他们。可惜我留存的底稿丢失了。
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次可贵的经历，使我理解了一位不曾相识的女士给父亲的来信。
70年代父亲再版了《光荣属于民主》，书中收集了他在抗日和国共战争时期写的一些文章。那位女士的来信感人至深。她说能重读父亲当年的文章，心里异常激动。文革她被关押期间，时常回想起当年在报纸上读到父亲的文章，正是那些文章激励她参加了革命队伍。
从后方记者到战地记者，从报道时事，军事到专题，就记者职业而言，父亲前后不过才干了16年，可他的采访生涯却没有停留在这十几年。应该说他一生都在“采访”。采访不再仅仅是为写一篇报道或一本书，而是他随时都会进入的一种状态。采访成为他一种性格，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1993年的一个冬天，我陪爸爸去看夏衍老先生，聊天中我问到张爱玲，于是夏公讲到1950年7月邀请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的事。回家的路上，爸爸对我说：“今天夏公谈到张爱玲的事，你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访谈文章。”我不会捕捉新闻信息，只记得谈到张爱玲当时穿着一身白旗袍，典雅出众，吸引了所有到会的人。还有夏公对她不久移居到香港的惋惜。其实我更深的印象还是夏公竟然那么喜欢猫。那只小猫一直舒服地趴在他腿上，享受他的抚摸，听着我们说话。而这些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一篇文章的。爸爸当时肯定把我当成记者了。
或许正是这种“采访状态” 使父亲无论在与人交谈、观察、甚至读书时，对人，对事，对所不熟悉的领域，抱有一种热切的关注和兴趣，而这种兴趣使他思想活跃，敏锐。爸爸曾就我认识的人和身边发生的事，给我出了许多写作题目。有时候我随口说出来的事，在他看来已经构成文章素材了。他喜欢与各类人交谈，因为他可以从中抓住新闻，学到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探讨思考人生，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可以做文章。
父亲常说，记者写新闻报道要简练，准确，新闻不是小说。应该说这也是父亲写作的风格。我最近读到他刚写的一篇1200字左右的文章《假如她是个男人……》，亲切熟悉的感觉让我禁不住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傻呼呼地说：“爸爸，是你的文章，简捷干练。”父亲写了一辈子的文章，文字是他的工具，武器，也是他精雕细刻的艺术品，他一辈子的“玩物”。
有一年我要调工作，写了份申请报告。为了使报告写得有说服力，请爸爸给改了一遍。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他就来敲门，说报告中的两个字需要改一下。对文字他有种难言的感情和苛求。多一字，少一句，都是大事。我和妈妈太熟悉他的这个“毛病”，有一次，他正在电脑上打文章，有事走开，我就接着他的上下文意思往下打了两句，还和妈妈打赌。妈妈说：“他一定会发现的。”我说：“不一定。”当然我输了。
父亲给出去的文章是不能改的。有一次南方的一家杂志认为他文章中的一些话太直，要删。父亲撤稿，他宁可不登。一家大杂志曾改了父亲文章中的一字，恰恰是将本来对的字改成错的了。爸爸说：“怎么能随便改我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的。”
父亲说他不是个好的提问者，他认为采访中提问和把控主题是对记者才识智慧的一种考验，是需要下功夫的。而我相信爸爸绝对是个很好的“听者”。
我和爸爸是好朋友，是什么都可以说的好朋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什么时候都愿意听我说话，无论是喜事还是烦事。爸爸“听”的那份真诚和兴趣，能让我将一件小破事说得津津乐道，让我觉得面前是一位认真采访我的记者。
不知道究竟是记者的职业造就了父亲，还是他的性格，他这个人，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