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众生无我（9）
兰梅如花
在西藏的岁月里，兰梅是我的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她是拉萨人民医院的护士，那时我有几个朋友在医院工作，加之刚去时高级法院在拉萨东郊河坝林，离医院挺近，所以那里也成为我常去的地方。我的几个朋友和她是同事，一来二去大家都成了熟识的朋友。
兰梅的父母原来也都在西藏工作，后来调回了四川省成都市。但她父母离开西藏的时候，只能带走她年龄较小的弟弟，她和妹妹就留在了西藏。她考上了西藏民族学院学习护理，毕业后作了护士，而她妹妹则在拉萨的堆龙德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
兰梅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孩。一头如瀑布的黑发披散在肩上，身材娇小玲珑而面容白晰秀美，看去温柔淡雅而又带着些许的调皮。这样的女孩给人的想像总是应该在江南水乡粉墙黛瓦的雨巷中行走，如诗人戴望舒笔下描写的那样。不过拉萨却很少下雨，所以兰梅只有因了西藏这不明亮也不灰暗的色彩，安祥平静地独守着浩茫而又辽阔的孤独，偶尔抛给天空一个淡然的微笑。
兰梅所在的拉萨市医院位于拉萨市区的东边尽头。那时整个的条件都十分简陋，沿一条灰尘飞扬的大路进去，里面也就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兰梅和所有的单身女孩们一样住在这些平房中的一间。她的房间很小，陈设极简单，但收拾得整洁温馨，屋里最多的是摆放整齐的书籍，浅淡的窗帘可以在夜晚把她和外面的黑暗隔开，在这简单纯净如一滴露水的空间里，让她静静地等待梦幻。
兰梅很喜欢读书，这一点使得她与那些周围的女孩有了不同。当然她主要读的是文学方面的书，从西方的古典、现代文学名著到琼瑶、三毛她无所不读。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聊得最多的也是文学和大家对每一作品的感受。那时我们都身处于一个把国家事务摆在个人生活秩序之前的年代，我们延续着由此而生的父辈和兄长们的创伤和忧痛，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总是充满着对于生活的拼命讴歌又对生命拼命诋毁的肉搏。在时而狂热，时而愤激，时而崇拜，时而叫嚣的轮回中赌着青春和生命。但毕竟国家的事务不是生命的终极答案，人不能凌驾于别人之上，却也很难凌驾于自己之上，因此兰梅的眼睛里也时时有着太多的迷惘。我知道读书使她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也迫使她更加地生活在文学的梦想之中。
几年过去了，兰梅从我认识时的一个天真的花季少女长成一个大姑娘。她身边和她一样的女孩们都结婚成家，许多还有了孩子做了母亲。而社会也在大多数人的默然不知中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得意非凡，许多人惶恐不安，也有许多人悠闲自在。人们在终日响着的商业规则制造出来的、纷乱而没有美感的音乐声中寻求刺激，也在寻求慰籍。但生活在梦想中的兰梅仍然一如既往，她还是孑然一身。每天黄昏，东方的色调越来越浓，高深的天穹越来越暗，西方的色彩却是那样丰富斑斓的时候，兰梅还是寂寞地坐在她狭小而温馨的小屋里，还在文学的梦中追忆和回想。
不可否认，一个远离家乡的单身女孩在拉萨工作和生活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容易的。仅仅只是购买包括粮食和燃料这些日常生活用品对她们来说就已经是勉为其难了，更不用说在忧烦、凄迷、纵横跳动的思绪、旋转如风的念头和忽轻忽重的烦扰所构成的青春骚动里，远离了故乡的那一丝暖色，即使是下雨也无从躲避。因此大多数这样的女孩们都选择了尽早地结婚，让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在自己的头顶建起遮风挡雨的屋宇。但兰梅却不这样，她还在沉默地等待。
等待中的兰梅在多少个晴朗的和阴沉的日子，就这样独自走着。在太阳不冷不暖地淡淡照耀下体味着当落叶纷飞时灵魂的不安，就像一个在月朗星稀的夜晚等待日出的旅人。她一天天长大，过去的回忆扼杀着关于过去的想像，唯有未来这块空白才能抚慰她，告诉她还有期待的可能。但关于未来，她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或许会美好。所以，她就应该等待。
不过当我即将离开西藏之前，兰梅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西藏公安厅的一名警官因病在她所在的医院住院治疗，在兰梅护理他的过程中两人开始相爱。或许，做女人谁也躲不开这样的事实：迟早会有一个男人走进你的生活，可能久住到生命结束的时候，也可能蜻蜓点水般一闪即逝，这就看运气如何。
兰梅的这位警官男朋友是北京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是一个在生命历程中多有坎坷和磨难的男人。也许正如人们所说的：男人的财富就是他的经历。这个拥有着沉重历史的男人以他的全部的苦难所给予他的善良和真诚赢得了兰梅的爱。但是问题却不是那么简单，那个男人毕竟大了兰梅十多岁，而且结过婚并离异，有一个比兰梅小不了多少的女儿在北京生活。他并不可能给予她很多很多，因为在他的历史中只有各式各样的伤口、苦难和差不多所有沉重的东西。他能给予她的只是在自己的内心不可见的最内在之处的一种灵魂的归依之地。不过这就已经够了，尽管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爱将会使社会心理的积尘飞扬起来，形成包裹她或他的阴沉的云围。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再用自己的全部浪漫和理想去诠释这个被瓦解得不可信赖的世界，我们便会如临大敌般地去对待生活中所有的苦难并因此而侵蚀我们的生命。爱，就是对对方的美的一种震憾心灵的欣赏。因此爱也就如心理学大师弗洛姆所言是一门艺术。
那时的兰梅就如同全身心沉浸在艺术的欣赏之中，全然不去顾及博物馆或剧场是否奢华或是简陋。纷乱的人群消失了，纷乱的喧闹消失了，只剩下她和他相约着走过那些平静或不平静的雨天和晴天。
不久我就离开了西藏，从此也再没有和兰梅联系。只是后来听说她和她的男朋友结了婚并一起调回了北京，当然刚去的时候生活是十分艰辛的，因为在北京要解决住房和其他的日常生活所需在相当的时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不过我相信她和他会在雨天和晴天共同分担灰暗和蔚蓝，会去品尝你一半我一半的清苦和甘甜，因此他们是幸福的。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如此理性地来评价兰梅的情感未免太过突兀，尽管她的生命普通和沉默得如同江南水乡雨巷墙边一朵在寂寥中独自开放的小小白花，很难引来匆匆过往行人的驻足观看。但生活毕竟标示着人类生存的意志和创造的活力，人可以割断感情和相互之间的所有联系，但不可以割断回忆，那是一道很难跨越的深渊，而兰梅是我的朋友。我常在想像中看到在那个每一条街道都纵横分明，每一幢楼房都边缘清楚的大都市里人海茫茫中兰梅纤弱的背影。我想她还在继续读书，也就还在继续地往前走，就如一支歌里所唱的那样：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
老李和小马
老李叫李俊江，四川省内江地区隆昌县人。70年代加入中共军队到西藏服役，退役后被分配到西藏高级法院。老李有30多岁，个子矮胖。他在高级法院的行政处工作，主要是负责装备及后勤的相关保障，从服装、枪械、房屋、车辆甚至食堂的食品供应都要涉及。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项极为烦杂而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但老李做得很好，有时即使出现了一些疏漏，就冲着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上永远和蔼动人的笑容，事情也似乎就能很快得到平息。
那个时候的中国还处于资源由国家计划配置的环境之中。法院和其他政府或社会的团体性机构一样，在后勤问题上并不像今天那样可以完全依赖市场而做到供给的社会化，因此法院的后勤系统是一个庞大的、人员众多任务繁重的部门。除了保障日常业务正常所需的物质供应外，他们还要解决工作人员诸如吃住、洗澡甚至上厕所这些极其个人化的问题。这就需要建立并管理食堂、浴室和公共厕所，他们的业务还包含在平时供给人们各种食品以及在节假日里做出精美的饭菜给人们享用（那时称为聚餐）。这种现象导致了人对单位的极度依赖并消解人的社会化。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后果，即在任何一个单位中，后勤机构是权力最大也是最官僚化的部门。当然在从事这种永远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工作时，后勤人员也就成了大家最讨厌又是最畏惧的人。
不过老李好像是天生就有能把这些杂乱无章的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的能力，这恐怕是得益于他自小生长的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和军队中的严格训练，再加上他那乐于助人和与人为善的性格，使他在院里成为最有人缘的人之一。除了他自己职责内的工作外，他会不断地去帮助别人解决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难题，从接电线到修理各种家庭设施，而且是乐此不疲。
老李的妻子也是他的同乡，在西藏大学工作。他们的孩子在四川的老家读书，老李以他的精明能干把家里的事务也打理得中规中矩，因此生活也还过得轻松。记得后来当拉萨的市场开始繁荣，食品供应不太紧张的时候，我们几个进藏的学生都不想再自己种菜，老李闻讯后就把大家的菜地都归拢由他栽种，我们如要菜可随意去取，这样大家皆大欢喜。此后，老李的劳动量骤然增加许多，整日忙碌得像个老农，不过收获也因此大大增加。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老李用手推车拉着一车蔬菜在街头叫卖，大家惊奇之余对他大加嘲笑，说他身着法官制服卖菜颇为不成体统，大大有失法律的尊严。而老李仍旧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的劳动所得，吃不完自然可以出售。看他认真为顾客称量蔬菜的样子，俨然也是一个老练的菜贩。
老李最使人喜欢的是他的脾气极好，不管别人对他是打趣或是取笑，他都是和气地一笑了之，即使过分的嘲弄他也从不发火。由于他身材矮胖，两肩下垂，因此身着制服时两肩的肩章总是往下塌拉着如一个八字。我们时时对他的这副仪表猛烈加以嘲笑，这时他只是尴尬地笑笑，依然和我们聊着该聊的话题，这就使大家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是快活。
我离开西藏的时候老李仍在院里的行政处，几年以后法院成立法警队的时候他被任命为队长，我想凭他的能力他肯定能够胜任。而在2004年我再一次回到西藏时，却得知他已调到西藏高级法院驻四川成都的办事处去负责基建工程的工作，所以我也就没见到他。
小马大名叫马文海，山东省荷泽人。于70年代末在山东某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藏，在高级法院民事审判庭任助理审判员。他虽然比我早进西藏几年，但年龄比我要小一两岁。小马在山东人中属于个子比较瘦小的那类，但长得浓眉大眼，英俊却显得温和文弱。不过民庭的法官中女性居多，加之审理的多是婚姻家庭案件，所以他的这种性格倒也能与那里的环境相得益彰。
小马是一个极不张扬而显得低调的人。在各种公众场面，人们都容易忽略或忘记他的存在，这或许和他的生活目标和价值体系有关。不过他对待工作很认真，尽管他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学院教育并缺少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能力，但他与世无争的低调态度还是使他能在中国官僚系统的险恶狭缝中生存下来。
小马的妻子是位医生，在拉萨的某个医院工作。他们的家就住在高级法院里，因年幼的孩子在内地，两人的生活也就较为简单。那个时候法院的业务并不繁忙，我们庭里的年轻人就经常挖空心思地寻找机会下乡，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下乡，毕竟那是一件很艰辛的差事，而小马每次下乡都是被庭里指派去的，因而对此他总是兴趣索然。只有一次我们到那曲，恰逢他们庭也派他去那里，于是就和我们同车前往。在那曲的时候，他天天被我们拉着四处游玩，一同参加小赵同学的婚礼，也许是他生性寡言少语不善表达，在人多热闹的地方总有些拘谨，结果在酒酣耳热之余，两个开朗热情的藏族女孩以热情的戏谑把他逼到墙角弄得面红耳赤。他后来承认他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这使他感到难堪和不习惯，我们都安慰他说这是对他所恪守的中国古老传统信念的一次小小的冲击，希望通过这些磨练改变他的老夫子形象。
自那以后小马就常和我们在一起玩耍。不过他仍是话不多，在聊天的时候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并常被别人当做攻击的对象，这时他只是谦和地笑着做无力的反驳。他最喜欢的是打麻将，经常在晚饭后邀约我们到他家或到我这里来做方城大战，而且常是他们夫妻俩一起上阵，直到夜深。有一段时间小马的夫人好象是到内地进修，他便加入到我们“靠山屯西屯”中来。每天一下班就到我屋里，那时我们几人做饭都是有分工的，大家就推举小马负责买菜。刚开始时他表现尚好，但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发现他并不是每天都去市场买菜，而是用一个大麻袋到市场一次买回足够大家一周食用的蔬菜，然后在一周里的其他日子他就可以悠然自得地坐享其成。当然如此一来蔬菜就难以保持新鲜，味道也大打折扣。对此有人提出异议，小马仍谦和地笑着争辩称他这是最佳的投入产出效应，大家只能无奈地说为什么没有早看出来表面极为老实的小马其实却那么精于心计。
我离开西藏时小马还在民庭，几年后听说他做了不知是庭长还是副庭长。其实那时我们在一起时他也常谈到他也很想调回内地的家乡，但好像是一直机会和条件都不是很合适。小马和我或其他的朋友不一样，他似乎很看重和珍惜已经得到的一切，不过从他的人生历程来看，他所拥有的一切也确实是来之不易，这也就是他一直小心翼翼稳重踏实地走下去的原因。不过过了几年小马还是离开了西藏，调回到了河南省的三门峡市中级法院。
今天在西藏工作和生活的汉族中，老李和小马他们这一类是为数最多的。他们不同于50或60年代进藏的中共军人或官员，也和我们这些80年代进藏的“8年大学生”不一样。对他们来说，来到西藏并不是为了某种理想的追求，而是为了改变他们在中国内地并不很好的生存状态。因此他们的生活目标和价值体系是建立在极为现实的基础之上的。但他们并不是移民（在西藏那种世代相传定居在那里的汉族移民是极少的），毕竟他们无法融入这里的文化，无法像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们那样生活。他们只是在中国严格的城乡二元化和官僚权贵等级社会中，利用到西藏这个偏远而较为宽松的地区来改变自己在中国内地那种边缘人的身份。他们在西藏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等待，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己该有的一切，一旦得到了这些，他们总是要离开西藏，回到自己的故乡。西藏，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