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无思：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1）：心灵本体与思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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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把握到了心灵本体。然后从心出发，向外发展，成就了包括儒家社会政治治理在内的各家思想体系和实践。思辨理性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以名墨为代表，与古希腊逻辑高度相似。但中国哲学关注了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放下了思辨理性，没有进一步发展。西方哲学没有把握到心灵本体。思辨理性主义作为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也是西方哲学的最高点。思辨作为心灵的一种工具性能力，在基督教神学和科学技术进步中起到很大作用。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外向型文明，在缺乏对自身内心了解的情况下，向心外无度发展，形成了与内心对抗的一种文明，———物质层面的对抗和价值层面的对抗。两者的差别导向了中西文明的体用之别。
黑格尔也好，德里达也好，或者任何一位西方哲学教授来到中国，考察中国哲学史，都会说，中国没有哲学。
他们其实没有说错。
只不过他们说的哲学与中国人理解的哲学是两回事。因为两者有着根本差异。
philosophy被翻译成中文的哲学，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翻译，其实是不错的。philosophy，爱智慧，翻译成哲学，挺好啊
只是，-sophy这个希腊词根的智慧含义实在与中国人心中理解到的智慧差距太远
其实，这个差距恰恰就已经在我当下说出的“心中”一词的时候就表露无疑了：
1）中国人谈到的智慧存在于心中，智慧是纯净心灵洞见的产物。只有圣贤才能具备足够纯净的心灵才能有超脱的洞见，超脱的智慧。
而西方与“心”的相应词汇是mind。智慧/思想是mind的产物，而任何人都具备mind，都能思考/思辨。
2）心灵产生的智慧是从心，这面”古镜”、“灵台”上照见、洞察而产生的。语言只是将思想智慧搬运出来介绍给其他人的运载工具。而载运在过程中生怕弄坏了，还刻意保留一点模糊性，使得其中悟性的成分能够传达到接收者。
西方哲学中，思想则是mind（古希腊语menos），大脑思辨的产物。语言是思辨的载体，乃至思辨过程本身就是内在化的语言遵循逻辑运行的过程，强调清晰，明确。所以西方哲学走到二十世纪可以归结为语言哲学。
3）心产生智慧的方式是静坐。所以，大学和中庸强调的是诚心，是格物致知（这里，本人与极少数学者的意见一致。认为“格物致知”应当解释为“摒除外物干扰，专注致力于智慧产生”），是正心诚意。“心静极则智慧生。”是庄子的坐忘，如道家所言：“灵台清静，静能生定，定则智慧生 ”。佛家也说 ：“静能生慧，慧能生智。” 都是语言之外的功夫。
西方的传统则是思辨理性，通过概念和逻辑的推演，达到逻辑周全而严密、富于智慧的结论。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哲学是一门为知而知，为思辨而思辨的学问。哲学家从事的是纯粹理性的思维活动。思辨，是他们达到纯粹知识，纯粹真理的唯一方法。
—————— 所以，当中国的哲学爱的是心灵产生的智慧，而西方哲学家爱的是头脑思辨产生的知识，这两家的哲学考虑的压根儿不是一回事。
4）古典中国哲学家的重点放在心，心神，神志。心是人类心智活动的终极平台，思辨，思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心灵能力还涉及到摈除杂念之后纯粹的洞见，情感，意志等等。中医谈到的神魂魄意志，喜怒忧思恐，这些心神/神志的功能和现象中。思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比如，在这里的例子里只是1/10。
思的功能在于思辨。古典中国人当然知道这些。思辨的其中一部分功能对应于希腊概念思维，就是古代名学的那一部分。墨子一派拥有非常优秀的概念思维，锐利的思辨精神。但古代中国人深知，这种思辨（比如《墨辩》）、概念思维终究属于心灵工具能力的一部分。无法达到古代中国人所感兴趣的终极真理，道，的把握和理解。要得道，达成终极智慧，必须弃绝这些谈辩一类的小能小技，直接由纯净安静的心灵展现。所以。名墨两派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多大重视。
然而谈辩之术在古希腊却是最高级的哲学活动。西方哲学本质上就是古希腊谈辩之术转化为纯粹思辨进入学术领域。【至于古希腊是否真的存在，并且辩证、论辩法是否真的由古希腊创造，这可以是一个讨论的话题。至少西方学界对古希腊是否果真如当今主流历史学界所描述的那样作为一个独立文明的辉煌存在，已经遇到不少旨在正本清源的探讨。国内也有不少民间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考证。】
笔者所看到的是古希腊逻辑学与墨辩何其相似，确实令人感兴趣。【大家知道现有的古希腊哲学著作大多问世于11-13世纪。并且经过了几层转手。按照古典中国辨伪学原则，这里面会有很多可能存在的重大问题。不过只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聊。】
但不管怎么说，西方哲学的全部内容及其最高点都在于思辨（虽然古典中国早已在名墨时期越过这座思辨的山峰遗弃不顾，追寻另一座更高，更深远莫测的山峰而去）。并且在这座思辨的山上建筑了许多建筑。这些建筑值得我们尊重。假如古典中国名墨学派继续发展下去，估计至少会有类似的成就。这些建筑就是从苏格拉底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到康德，再到维特根斯坦的一系列思辨哲学风格的哲学流派。
5）放弃了名墨思辨主义哲学派别之后，古典中国的精髓就专注于彻底的人本主义，或者心本主义。（你看，我们不得不用现代汉语来讨论过去。即西方语言模式），一切围绕人和人的本心，以此为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目的。如果以儒家为代表，那么古典中国人在个体层面强调“诚”，“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中庸》）。在社会层面强调“仁”，“仁者，人也”（《礼记•表记》），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特征。
儒家从心出发，走向家庭社会天下，发展了以心为本，以人为本的世俗人文文明。虽然不一定能做的完美，同时过去几千年经常受到外族骚扰，但目标明确。
这里没有玄学。有的是植根于心灵本体的理性主义的实践，理性地对待家庭社会国家的一切事务。
道家，墨家，兵家，等其他各家无比如此。
唯佛家走向更深的内心世界，在更深度的入静中发展了深刻的觉悟思想和实践体系。
而西方思想则由于仅仅关注思辨工具，一直在心外打转，所以只能发展出心—物二元，处于人心对立面的一种文明。
— 受希腊思辨理性主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主张，神存在于心外，异于自身，能够控制自己；
— 柏拉图理念论看到以理念形式存在的外部世界真实性；
— 笛卡尔看到的心-物二元主义为物质世界科学研究研究提供了客观主义的哲学基础。
这些基本的心-物对立哲学思想为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将这一物质进步转化为自己的敌人。
西方文明，不同于中华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敌人，——— 精神价值层面的敌人和物质层面的敌人。
— 基督教神学的原罪和上帝拯救思想告诉人们，人类是天生的罪人有待拯救；中华思想告诉人们人性本善，教育和修养使人成为君子，堕落使人无异于禽兽
— 基督教价值教育人们不接受自己；儒家价值告诉人们认识自己的主人。向善成为君子，择恶堕落禽兽，均在于自己一念
— 科学技术的伟大进步带来人类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站到了人类对立面。比如，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不断促成社会动荡；而不是如同在中国那样，谨慎小心地限制在保证不失去天地人之间的良好平衡与和谐。
工业和技术革命的进步带来资本的丰厚利润，却任其不断取代劳动者的价值，人不断被他自己的创造物贬低、异化。从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到大机器工业的血汗工厂，以至于现在到了惊呼自己将被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所消灭。
因为西方思想体系里缺乏彻底的人本主义精神，导致人不能和谐地与自己/与世界/与超越界相处
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接受东方世俗人文主义思想的教化不彻底。来自中国的人本主义人文世俗价值仅仅在价值和应用层面起到取代神本主义的作用；来自中国的基础科学技术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机械等，让西方世界看到了另一个自身以外的崇拜对象，即物质和技术崇拜，从对神性世界的追求转变为物质技术的追求
这两方面的改变都没有能够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内心，展开内心深处的革命，从中确立人类自身的立足点，从而把握自己，做自己作为人类的主人。
所以，这是一场不完全的启蒙运动。没有认识到人自身的内心就谈不上真正的启蒙。
所以，西方人从神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虽然不再仰头追求天堂的上帝，但却转而疯狂地追求身边世界的物质财富。——— 依然无知于内心，追逐外面的世界。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学到了古希腊普罗泰戈拉 (Protagoras）的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但西方哲学传统里没有“天地人合一”这类的思想。所以，文艺复兴之后从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西方人对于万物予取予求，无所顾忌。
西方人从神学的迷雾中走出来之后，直接进入了人的迷雾：误以为自己是万物的主宰，这直接导致西方世界对外部世界掠夺式的征服、
乃至于西方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主宰，凌驾于世界和其他人类之上，走向了对自我生存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对其他民族的殖民主义压迫和种族屠杀。
即便西方人研究心理学，也是把心理现象当作一种客观外在的自然现象，加以“科学研究”，没有过真正内省的，或者静坐式样的考察。虽然19世纪德国人在东方哲学的影响下有过一段内省学派的心理学。但那是昙花一现。关键在于，西方人掌握不了静坐技术。缺乏定力的民族是无法进入静坐和内省的。这从侧面印证了他们确实如同他们自诩的一样，依然处于野兽阶段：如他们自己骄傲宣称的“金发野兽”
对上帝忏悔也是因为惧怕惩罚，与内省无关。因为上帝就像老爸一样，站在那里看着你，你不得不认错，因为你相信他已经看到你犯错，你得承认，否则下地狱。
没有找到内心的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人是万物的尺度”导向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进而发展为西方中心主义，及其鼓励下的极端自私和强权，让自己对世界的掠夺正当化，正义化，抢掠有理。
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强化了自我中心主义。来自自然界和动物世界的启迪，从进化论发展到社会进化论，说到底，把自己看成是动物中的一员：“金发野兽”
这种昧于内心的文明不可能走很远。基督教时代，西方世界的拯救者是耶稣/上帝。但科学革命以来，新兴的理性主义传统与基督教的旧传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具有对抗性，拯救者趋于消逝
这样，最后的拯救者必须是理性主义的自己，而自己是谁却还没有弄明白。只好寄托于文明进化的理论麻药，而文明进化的基础又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基础又是思辨精神。
依然在思辨领域打转！
西方世界，没法从思辨（本质上作为心灵的一种工具）进入心灵本体。
所以他们才会在今天面对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形势下惊恐万分：因为人仅仅是一个思辨主体，而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的思辨价值。人将死无葬身之地！
西方文明意义上文明进化的结局就是这样，———跨进了死胡同
一切都是因为那是一个思辨的文明，工具性文明。思辨作为工具，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工具性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全部。成，也思辨与工具，精致的工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所向无敌；败，也思辨与工具。工具只能是工具，不了解自己，只能在工具的精致进化中失去自己的本体。
所以。从体用角度来看，西方文明是一个有用无体的文明。
晚清的中国精英初次遇到西方文明，他们的直觉是敏锐的，提出的中体西用具有真理性。因为中华文明掌握了文明之体：人类的心灵本身。
西方文明没有把握到人类自身心灵，在心灵之外打转。从思辨理性到科学技术，都处于工具性的层次。这是一个工具性的文明。
这就是中西文明的体用之辨，从哲学到应用无处不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