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还写了读后感。记得网上历史达人袁腾飞说过，钱穆的“国史大纲”是学习中国历史的必修书，在网上找到一本，去读了一下。
钱穆的书和柏杨不一样，是历史学专著，自然不能通俗易懂，里面全罗列了一些资料，文献引用等。这无可厚非，在专业方面我无法评论，想来钱穆是大师，他的代表作水平必然是非常高的，但他的出发点，我却不能同意。
柏杨的出发点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钱穆的出发点是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他写此书的时间是30年代，中国正面临日本的侵略，国内政治黑暗，内乱不已，有亡国在即的感觉。怎么拯救中国？主流的思潮，就是要大力阐扬来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具体的道路，有美国式的民主道路，日本式的革新道路和苏联的共产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也推崇民主的），但所有这些，都是要立足于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钱穆在前言中就提出三点：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 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 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 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就是个捣糨糊的说法。看到魏晋南北朝那一幕幕血腥的历史画面，一伙人抢劫了几万妇女，另一伙人不让他们走，前一伙人就将这些妇女驱入河中悉数淹死；一轮轮的政变，一轮轮的灭族，杀父奸母，食妻戮子.....对这些历史，如何产生温情与敬意。
钱穆说，“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他又为中国的专制制度辩护，“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亦各自有其所以表达之方式与机构， 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 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运行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 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 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
他认为，秦帝国并不是起于秦国的征服，而是各国自起而秦国顺应历史予以统一。而西方的罗马帝国，则是依靠罗马的征服。这是为什么罗马灭亡后欧洲再也没有统一，而汉朝灭亡后经过四百年，中国依然统一了，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自生融合的，而欧洲民族则是武力强凑的。这个观点非常牵强附会，我更认同柏杨的中国文字的特性是中国重新统一的原因的论证。
钱穆否认没有建立宪政是中国政治的缺点，反而认为“科举”和“铨选”是中国政权普适性的基础。”国家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 此正战国晚周诸子所极论深觊，而秦、汉以下政制，即向此演进。特以国史进程， 每于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就全国民众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 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此中谬论在于，中国历代并没有推广普通教育，其次所谓的教育也是为了科举，多是些四书五经没什么价值的诡辩，而科举的弊端很多，官员考核和历练也是些官场瞎混，不根本解决人民和政府之间矛盾。有了“科举”和“铨选”，怎么就认为这样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了？
不过，我还是同意钱穆认为的不必以宗教为立国之本的思想。但他认为推崇科学的基础是社会统一，安定，却有点逻辑混乱了。
钱穆的观点和当朝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有冲突，如他就不认同周朝是奴隶制社会，而认为是封建制。也不认同把社会形态分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而认为中国秦以后的“大一统”（通用名词是封建专制社会）既非封建主义（“封建贵族”之社会），亦非资本主义（“工商资本”之社 会），而是独成一格的。他也否认中国是专制社会，“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 立宪，而非专制”。
既然近代以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较诸以往的传统社会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文化形态的主体内容，也必然要有与之匹配。显而易见，中国传统的文化，不管是先秦的孔孟儒学，还是宋明时期朱熹、王阳明的理学和心学，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非但不能成为救世、治世的良方，还早已成为社会前进的桎梏。而钱穆死抱着这些历史遗迹，以“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为由，强词夺理。
钱穆先生这样的历史观，当然有它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必须性，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很多珍贵内容，让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包括矫正西方文明的很多弊病。
但是钱穆先生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在现代社会中不能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只能是众多文化构成要素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