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危机转嫁与世界大战
转载《黎阳：“优胜劣汰”与阶级斗争》
一.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与“优胜劣汰”
作者：黎阳
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什么算“优”、什么算“劣”、胜者是不是真的为“优”、汰者是不是真的为“劣”是另外一回事。但结果必定是一部分人淘汰另一部分人。) 私有制决定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优胜劣汰”——私有制决定财富只能由私人独占，你占了我就不能占，干掉你才能归我。为了独吞财产，必须你死我活。这跟斯巴达克时代奴隶角斗士的舍命相拼本质相同：为了我的生存，必须剥夺你的生存;灭了你，我才能生。“优胜劣汰”不可避免产生一个问题：这淘汰下来的“劣”们出路何在?——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因为失败者总是大多数：体育比赛只取前三名，其他的人全属于“劣汰”。一个社会任何一行的竞争优胜者也只能是少数，绝大多数也都属于“劣汰”。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被“劣汰”的失败者不配活着，死了活该，要被变相地消灭，美其名曰自生自灭。
有人争辩说，“‘淘汰’不并等于消灭。被淘汰出局，证明你的不适合搞经营，你可以改行去干别的行业。”这是诡辩。“别的行业”难道就不“优胜劣汰”?比如被“劣汰”掉的下岗工人，尤其是老弱病残年迈力衰的连打工的机会都没有，跟他们奢谈什么“改行去干别的行业”、“搞经营”纯粹是开玩笑，站着说话不腰疼。“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就是绝对不管失败者死活，绝对不替弱者着想。“精英”喝斥下岗工人：“你就不配活着!”一语道破“优胜劣汰”的真正本质就是一部分人要把另外一部分人置于死地，即剥夺生存权。
这人权，那人权，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的生存权出了问题，这个社会的生存就必成问题。没有法律规矩，社会就不能存在;生存权受到威胁，人就不会遵纪守法。生存权受威胁时任何法律都苍白无力。你不承认别人的生存权，就别指望别人承认你的财产权;你不尊重别人的生存权，就别指望别人尊重你的财产权。要求多数人生存权受威胁时仍无条件服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过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现代翻版，异想天开的冷笑话。
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只要一运转，就必然“优胜劣汰”，就必然源源不断成批“劣汰”出大量失败者。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失败者是不配生存的。而根据“最大人权是生存权”的原则，失败者必须有生存出路。自由资本主义的办法非常简单：以邻为壑，嫁祸于人，把危机转嫁给别人，首先是殖民地——“优胜劣汰”的失败者没出路?到国外去，到殖民地去，对那里的人搞“优胜劣汰”去，你们不就有出路了?而别人的死活、殖民地人民的死活呢?管不着，死了活该，跟我没关系。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使毒的人如果不把自己体内的毒转到别人身上，自己就得中毒。自由资本主义也是这个调调：只要一运转，立即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利润、创造财富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制造有毒副产品——被淘汰的失败者的生存出路，即影响社会安定的危机。这些危机只有源源不断地转嫁到别人头上，尤其是殖民地人民头上，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才能正常运转。只要危机转嫁不出去，就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积累，就要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就要导致社会动荡，导致自身“中毒”——内燃机要正常运转就必须源源不断排出废气;“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由资本主义系统要正常运转就必须源源不断排出危机、转嫁危机——被“淘汰”出局的失败者的生存出路。
看看这些基本事实：有自由资本主义就有殖民主义，二者的发展完全同步，相生相伴，形影不离。殖民地实际就是自由资本主义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危机转嫁不出去，自己就要闹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只有把危机转嫁出去，要把危机转嫁出去就只有对外扩张——有殖民地可掠夺就掠夺殖民地。没有殖民地，或者殖民地不够用，就只能“狗咬狗”、“狼吃狼”、“同伙吃同伙”，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结果就是国际危机甚至战争。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着世界被瓜分完毕，从此再没有尚未征服的殖民地了。这就是说，没有殖民地或殖民地不够用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打同伙的主意，向它们转嫁自己的危机，否则就活不下去。结果就是战争——人类以前从来没有过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被瓜分完毕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11年就爆发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这些与世界瓜分完毕、没有剩余的殖民地供后起之秀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矛盾这个大形势联系起来看，资本主义、殖民地和现代战争的关系一目了然。
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可以认为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了若干修正，增加了个带有社会主义味道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自由资本主义“优胜劣汰”造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解。但这仅仅是缓解，并不是根除。“优胜劣汰”的原则没变，资本一运转就要“劣汰”出无数面临生存出路问题的失败者的根本机制没变，必须对外转嫁危机的根本需要没变，变的仅仅是转嫁危机的方式和途径——从殖民主义时代的军事占领、殖民扩张、种族灭绝等赤裸裸的直接掠夺改变为经济掠夺，又演变为更隐蔽更巧妙更无孔不入灵活机动的金融掠夺;把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宗主国改名为“发达国家”，把殖民地改名为“发展中国家”，如此而已。汤换了，药没换，矛盾能缓解一时，但最终回避不了——虽然通过金融掠夺转嫁危机很隐蔽，很有效，很巧妙，但仍然有行不通的一天。比如当美国无法再象以前一样毫无限制地通过对外转嫁金融危机来转嫁社会矛盾时，美国的社会危机立刻加剧。
有人说，不对，“一百年前列宁就说过，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一百年过后，资本主义活的更好，不仅没有腐朽、垂死，反而不断自我优化，不断发展壮大，还能掀起第三次科技革命，显现了出乎意料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倒奄奄一息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包括一切殖民地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垂死的危机转嫁给了殖民地，用别人的死换回自己的活。虽然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垂死，但并不是全体一下子就死，而是一部分先死——被当成替死鬼的殖民地先死，表现就是殖民地国家危机不断、动荡不安，这才使危机之源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显现了出乎意料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不断自我优化，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运转的要害诀窍是“转嫁危机”——把“垂死”转嫁给殖民地，让殖民地人民先死，自己才能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擅长嫁祸于人，最善于把死亡和危机转嫁到殖民地人民头上，用别人的死亡换得自己的繁荣和生存。因此尽管从整体看，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腐朽垂死，但具体的过程却必定是殖民地先灭亡。只看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的这部分，对殖民地危机不断的这部分视而不见;只说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繁荣，不说这些繁荣以殖民地的苦难动荡和危机为代价，这是诡辩，诡就诡在把局部说成整体，把现象说成本质。这正是中国文匪“精英”最擅长的拿手好戏。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没赶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落后挨打的中国只有一个命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给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当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直至灭亡。中国已失去靠发展资本主义而生存的内外条件——从内部来讲，你有殖民地可转嫁危机吗?没有。既然没有，那么被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汰下来的失败者出路怎么办?你不管，人家照样要生存——生存权高于一切。只要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一运转，就要源源不断地制造失败者，制造生存危机。危机在国内无限积累，最后结果只能是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从外部来讲，你中国想搞资本主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岂能答应?中国要搞资本主义，就得按资本主义的规律对外转嫁必然产生的国内危机。中国这么大，一旦搞成了资本主义，要转嫁的危机也必定世界第一。哪个国家受得了?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中国当殖民地，就是自己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而且是世界最大的“排毒垃圾场”;中国一旦发展成资本主义强国，自己就得倒过来给中国当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更要命的是，如果中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殖民地翻身为资本主义强国，那其他殖民地群起而效仿怎么办?那自己还活不活了?就凭这一条，人家也决不能允许中国发展成资本主义——你搞成了资本主义，人家的损失就不仅仅是丧失一个巨大的财富来源和一个最大的“排毒垃圾场”，也不仅仅得准备反过来给你当“排毒垃圾场”，而且还要面临脚下地震后院起火，其他的殖民地一齐起来学中国，那样一来老本都得赔光，那就是自己的末日。这笔生死存亡得失帐，那些搞资本主义的老手岂能算不过来?岂能允许?这就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是妄想——你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必须的殖民地，也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国际环境。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给中国留的位置只能是殖民地，绝无其他。你想“融入世界”就只能乖乖给别人当“排毒垃圾场”，没有你崛起的份——你不当“排毒垃圾场”，它就得给你当“排毒垃圾场”;你崛起它就得沉沦;你不死它就得死。
这是无情的现实，任何言辞也改变不了，不管你如何信誓旦旦“和平崛起”也没有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转规律决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允许中国发展成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此必须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变成自己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为此必须克服中国人民的反抗，必须使中国四分五裂，肢解成再也无力反抗的小块，最后消灭干净，这才不留后患——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所有殖民地的必然做法，中国也休想例外。
内无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须的可供转嫁危机的殖民地，外无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容忍的中国，靠一盘散沙的自由主义、个人努力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体系中绝无可能逃脱被“劣汰”的命运。只要停留(或者说“融入”)在这个经济体系里，无论中国人怎样拼命、怎样挣扎都改变不了这个必然灭亡的命运。
有人死不服气：为什么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能正常运转而在中国不能?为什么多党制、普选制等“民主”体制在西方国家能成气候而在中国不能?道理其实很简单：人家能把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不断制造出来的生存危机转嫁出去而中国不能。不但不能，而且中国还得老给人家当“排毒垃圾场”，源源不断地接受别人转嫁过来的危机，以至中国人永远处于比人家严重得多的生存危机之中，永远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当替死鬼，用自己的苦难和动乱换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稳定，用自己生存危机换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乎意料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当绝大多数人面临生存危机时，任何法律法规都苍白无力，任何道德规则都毫无意义——有未来的人才会为未来打算。有长远利益的人才会为长远利益考虑。没有未来的人不会想未来。没有长远利益的人不会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只有相信未来、考虑长远的人才会讲究诚信信誉，才会遵纪守法、循规蹈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旦朝不保夕，有多少人会顾得上长远?如果不做假不能生存，再循规蹈矩的人也会做假。如果“民主”意味着自己的灭亡，再民主不离口的人也会独裁。资本主义国家能成功地转嫁掉生存危机时才顾得上讲究信誉法律法规。一旦生存危机转嫁不出去照样什么都顾不得。中国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没有对外转嫁生存危机的传统，从来都是让老百姓硬扛，死了活该，不到逼民反逼上梁山不罢休。在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中不管三七二十一照葫芦画瓢在中国搞民主搞市场经济，结果当然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谁不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谁赔本，谁不造豆腐渣工程谁破产，谁实事求是谁倒霉……
明白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运转就必然“优胜劣汰”、就必然源源不断成批制造生存危机、就必须源源不断成批对外转嫁生存危机的铁规律，明白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只有当殖民地、当资本主义国家“排毒垃圾场”的命运，就能明白为什么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永远休想建立起象西方国家那样的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系，永远休想建立起象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制度——你没那个内因，没那个外因，没那个条件，没那个历史机会，没那个资格。硬要东施效颦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永远都一个也不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