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庚子年
2020年之前，我对庚子年的印象比较淡薄。自从一月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关于庚子年是多灾多难的说法一下子多了起来，还把近200年来庚子年发生的灾难一一罗列出来，似乎颇有一些说服力。不管这是巧合，或者按迷信的说法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暗中操弄，这些灾难确实发生了。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经历是那么深刻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我无可幸免地经历了最近的两个庚子年。
我所经历的第一个庚子年是1960年。严格来说，应该是以1960年这个庚子年为中心的“三年困难时期”，或者叫“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它是指从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这个困难时期不像眼前的庚子年，灾难毫无征兆地突然降临，而它是慢慢靠近人们的。我是1960年夏天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大学的。因为一直身居学校，和社会生活有些距离，所以到秋天入学初期还停留在学生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其实，早在1958年就已埋下了灾难的隐患。这一年，大跃进的风潮席卷全国，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各地农业生产争放高产“卫星”；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在有些地方，甚至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在那里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按说，58年当年农作物长势不错，然而丰产却没有丰收。因为不少农田的庄稼都没有认真收割，却抛撒在田地里。甚至到了1959年，有些地方发生了灾害，粮食减产，当政的干部们依然虚报产量，隐瞒灾情，致使农民家中存粮严重不足。岂有不挨饿的道理！只是到了1960年，一方面是严重的水旱灾情，另一方面是，苏联和中国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关系全面恶化，以至撕毁对中国经济建设援建项目的全部协议，撤离所有技术专家，带走所有相关专业技术资料；同时还催逼中国还债，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损失。对正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入大学后，地方政府为了帮助学校渡过暂时困难，还在离学校不远的山区给学校划拨了一片荒地，开垦后可自种粮食解决一时之需。所以我们入学不到一个月，就由5~6个班的新生组成了垦荒队进山开荒种麦。
困难时期，各种物资都很贫乏，所以样样生活物资，都是按人定量凭票供应，特别是粮食，根据人们的工作性质，劳动强度等确定其定量标准。当时国家对学生还是相当关心的。据说那时一般的城市居民一个人每月的定量是27斤，而大学生的定量是36斤。国家实在是太困难了，说大学生也要为国分忧，每月要为国家节约一斤粮食。也就是说，每月实际可以吃到35斤。就这也是不低的标准了。虽然同处于困难时期，和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相比，学生还是得到了较多的关照。。总算熬过了困难时期，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一天一天好起来了。不过，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班上有三位上海同学和一位辽宁同学只上了一年就退学了。有两位同学留了级，还有一位同学因病休学后也没有再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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