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二战结束，共有50万人逃离德国，其中大部分为犹太人。流亡者中有许多各界名人，很多人在战争结束后仍滞留国外。其中，爱因斯坦卡西勒和弗洛伊德是少数在大屠杀开始前就得以逃离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
爱因斯坦：纳粹德国没有自由与宽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个卓越的物理学家，但他对政治的敏感程度也是极高的。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很快，爱因斯坦携妻子爱尔莎一道，成功逃离德国，踏上了去美国访问的旅途。
纳粹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权力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程度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但爱因斯坦还是从一些纳粹的日常表现中看到了危险。
1931年，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爱因斯坦表明了自己想要放弃德国国籍的想法。“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在希特勒还没有执掌政权时，爱因斯坦就在考虑永久地离开德国了。
1933年爱因斯坦在英国发表演讲，表达了他对欧洲的担忧
希特勒一上台，便立即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清除犹太人的文化影响。1933年3月2日，爱因斯坦，还有一批艺术家和作家，遭到了纳粹党报《民族观察者》的猛烈抨击。
逃亡成功后的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讲话：“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愿意生活在一个政治自由宽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里。言论自由和书面发表政治意见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个部分，尊重个人信仰是宽容的一部分。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在那里，特别是那些以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为事业的人正惨遭迫害。”
1933年5月，负责宣传的戈培尔煽动了德国国内的“焚书行动”。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
远在美国的爱因斯坦拒绝了德国大使让他返回德国的命令，而是乘船返回欧洲，于5月26日到达布鲁塞尔的德国公使馆，交还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从这一刻起，爱因斯坦永远地与德国断绝了关系。
卡西勒：我们在纳粹德国没有可追求的了
与爱因斯坦同样对纳粹有清醒认识的人还有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 卡西勒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重要代表，《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人论》的作者，也是犹太人。
1933年春天，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不久，卡西勒就洞察了纳粹的本质，他毫不怀疑纳粹会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将犹太人赶尽杀绝”是纳粹党的目标，这一目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在希特勒刚上台时，他感到自己的权力还不够稳固，还必须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他在对犹太人的政策也经常有反复，时而进行残酷的迫害，时而又似乎有所缓和。
这种断断续续的缓和哄骗了相当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或者将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但卡西勒从纳粹的行动纲领和日常表现中看清了纳粹主义的本质。纳粹主义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的毁灭性，它的终极目标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是对犹太人的灭绝。 卡西勒私下对妻子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期盼的了。”又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持续一百五十年。”
1933年5月2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的第四个月，卡西勒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及时逃离了德国，他先是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后又去了瑞典和美国授课，1945年在纽约逝世。
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离开了我
当戈培尔焚书的消息传到另一位思想巨匠弗洛伊德耳里的时候，生活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颇为天真地说：“他们进步多了！要在中世纪，他们烧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感到满意了。” 此时的弗洛伊德认为纳粹只会焚书，不会烧人。至少，作为奥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认为自身是安全的。
但弗洛伊德的天真很快就碎了一地。1938年3月11日，德军侵入奥地利。 朋友们劝说和催促弗洛伊德尽快离开，但弗洛伊德极不情愿，他回答说：移居海外犹如战士放弃了自己的岗位。 朋友最终用“泰坦尼克号”上二副的故事说服了弗洛伊德。当“泰坦尼克号”开始下沉锅炉爆炸的时候，二副莱托勒被气浪顶到海面，得以幸存。后来，在接受审讯时，莱托勒这样回答为何弃船而逃的讯问：“我从来没有离开船，是船离开了我。” 逃亡的障碍，既来自于外在的制度，也来自于内在的认知。“我从没有离开奥地利，是奥地利离开了我。”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弗洛伊德安慰。
1938年，弗洛伊德与女儿安娜逃离维也纳到达巴黎
弗洛伊德终于下定决心带全家移民英国，但此时已经困难重重了。“德军飞机抢占了各飞机场，维也纳街头爬满了纳粹坦克。长期隐蔽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们涌上了大街，他们穿着褐色衬衫，佩带着万字臂章。”一夜间，纳粹在奥地利已经无处不在。 迫于国际压力，纳粹德国同意弗洛伊德出境，但是必须缴纳超过3万马克的“帝国逃亡税”。弗洛伊德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向亲友借债。 但纳粹并不满足，他们还想从弗洛伊德那里尽量多搜刮些钱财。冲锋队数次闯入弗洛伊德，抢掠日常生活费，还带走了弗洛伊德心爱的女儿。 由于美国方面的强力干预，弗洛伊德的女儿总算是平安归来。
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盘剥羞辱恐吓后，弗洛伊德一家终于获准离开奥地利。但还有最后一道手续必须履行：弗洛伊德必须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是这样写的：“我，弗洛伊德教授，特此证明，奥地利归并德意志帝国后，德国当局，特别是盖世太保对我显示了与我在科学界声誉相当的尊重和礼貌，我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动，并未有任何不满之处。” 弗洛伊德在声明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加上了一句话：“我要向每一个人竭力推荐盖世太保！”盖世太保以为这是一句赞美他们的话。
1938年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车离开了维也纳，定居于英国伦敦。
“我们不相信这种邪恶的事情真会发生”
像爱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这样及早逃离了的犹太人，相对数字是很小的，大量未能逃离的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中。 这其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完全可能在纳粹统治的早期逃离的。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逃离，最终在大屠杀中丧生，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对于德国的热爱，一是对于纳粹的错误认知。 很多犹太人已经在德国生存了好多代，他们对德国有着高度的认同，德国是他们的祖国。不少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冲锋陷阵，获得过荣誉勋章。他们不愿意相信德国最终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便是一位曾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德国，并且自以为崇高的犹太科学家。在纳粹上台后，哈伯被驱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击，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出于对人性的信任，德国的犹太人也大都没有料想到会被赶尽杀绝。以色列建国元勋之一的梅厄夫人在回忆录《我的一生》中说： “当初所有的人，包括我，做梦也想不到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誓言真的会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应该归因于善良人们的起码信任，我们不相信这种极为邪恶的事情真的会发生，或者这世界会允许这种邪恶发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性”，人的邪恶有时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任何暴政的改变，不可能冀望暴政制定者的自我觉悟。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又没有勇气和条件正面抗争时，便只有死亡和逃亡两种选择了。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
爱因斯坦逃离德国后，遭到德国上下的一致批判，甚至遭到盖世太保的跨国追杀。爱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他土生土长的德国，正如《爱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杰根·纳菲所说：“爱因斯坦憎恨纳粹，因此也憎恨德国人，他当然也憎恨德国。”
但是，在今天的德国，还会有人否认爱因斯坦是一个爱国者吗？
在德国，至少有超过30间学校以爱因斯坦命名。在德国有爱因斯坦旅游路线，游客可以参观爱因斯坦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有关爱因斯坦的电视节目和书本更是层出不穷。 2003年，德国曾经举行过一次“德国伟人”的评选活动，有数百万的电视观众参加了投票，爱因斯坦进入“伟人榜”的前10位。
200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德国政府把这一年定为“爱因斯坦年”，举行了各种各样大型纪念活动。甚至在总理大楼和其他政府大楼外墙上，用红色油漆描绘上“E = mc2”的巨型字样。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爱因斯坦说过的这句话被镌刻在今天德国政府大楼上。从纳粹时代走过来的德国人民已经相信：国家应该是人民的保护者，而人民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爱因斯坦此言，早在希特勒上台前两年就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他对国家的态度，不是来自于对人性和民族情感的空想，而是依据他对现实的逻辑推演和对民主制度的深刻理解。
因此，希特勒一上台，他就能够迅速反应过来，这时的德国已经不再是与他血脉相连的母体，而是由政治家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和强权的载具。他轻而易举地识别出希特勒“民主程序”背后的独裁本质。
我们没有爱因斯坦聪慧的大脑和敏锐的政治感知力，但仍然可以通过阅读和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政治素养，理解政治运行的规则。
文：王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