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的艰难路程——刘元的插队故事
胡老师教的
插队时，我们队女生几乎都当过龙兴大队的小学老师，当然不是固定的，而是老师有情况了，就让我们当替补。最后知青就剩我一人了，我得到百分之百的概率当了一回光荣的老师。
头回是李合病了，我代他二年级的课。
龙兴小学校是破房子，破桌椅，唯一的教具是斑驳不平几乎挂不上白粉的花脸黑板。
学校七八个老师有好有差，赵德万是好的。他家是富农，那时阶级斗争教育中毒太深，一听是地富或地富子弟心里就硌硬。但赵老师有学问，人也周正。他是海拉尔师范毕业的，爱看书，有点知识，有点见解，有点分析头脑，跟他聊天还有点趣味。因为是富农子弟不让好活着，只能回乡务农。家乡领导任人唯贤让他当了小学老师。在代课的这几天感觉出来和赵老师比其他老师是怎么个混饭法儿。
李合老师，我怀疑他是小学毕业，因为他爹是大队干部，就让他干了这个美差。他连字都写不成个儿。我那时字写得那蛤蟆劲儿，他直呼“娘哎，你的字咋写的那么好呢。”当然比他写的好多了，但还不至于“喊娘”。
从他学生的作业本就能看出老师的水平了。李合的学生作业本又脏又烂，被爹们当抽烟纸撕得惨不忍睹，那字写得像多国文字的混合体。上课提问大眼瞪小眼木木障障一问三不知，有的连五十以内加减法都崴不清。
那时小学老师都是吃工分，李合这工分混的，轻轻松松上一天班，跟在大田里干活儿累得贼拉死的农民一样拿满分。谁给他代课谁头疼，没法拾掇，幸亏就两三天他来上班了，赶快物归原主。
李合来了我该走了，正好胡孟士有事不能来，我又接他的班，这班是三年级。
一上语文课就知道又瞎了一班孩子。虽然语文教材具有浓厚的时代痕迹，但它和你教授学问是两码事，最起码词意的解释你要准确完整呀。比如“恼羞成怒”，孩子们说是“心情激动”的意思。我重新把这两个词完整地解释一遍，否定了不负责的解释法。但是孩子们习惯了胡氏教学法，炸窝似的喊“胡老师教的，胡老师教的”，喊声参差不齐乱哄哄，你不仔细听就会听成“胡教的，胡教的”。小孩子的脑袋是一张白纸填什么是什么，你错教他就错学，你胡教他就胡学。问题是您的学生见了毛老人家可千万别心情激动地来一句“我非常恼羞成怒！”啊。
算术课更滑稽。一个正方形的边长 50米，求面积。50米×50米=2500平方米不就完了吗。孩子们说胡老师让他们再用2500除以100。我问这100从何而来，他们又嚷嚷“胡老师让我们除100的”。行，除100去吧，照您这么除法儿，包产到户分田分地，您家土地的面积越除越少，您还不得急得蹦高？您不如再回到公有制吃公社大锅饭呢。
还有一道题：一个人行道长120米，宽3米，用边长是3分米的正方形方砖去铺这个人行道，问需要多少块砖才能铺完这个人行道？
人家胡老师是这样列的式子——1200（分米）× 30（分米）（不错，还知道化成分米）÷ 3（分米）。麻烦了，平方分米除以分米，上哪儿找有形状的“块砖“去？您说您这路怎么铺，您就抱头坐在马路牙子上哭死吧。
八天后胡孟士上班了，对我一脸不屑，见到我绷着个脸，用眼角夹我。得，您继续在锅里搅和吧，您教学法自成一体，您老有才了。
招工了
1975年2月我回北京过春节，刚过完春节突然接到莫旗知青办发来的电报说让我速回莫旗。电报没说什么事，我心里就犯开嘀咕，什么事呢，好事坏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好事眷顾我，但我算是规矩人，不可能有坏事找我啊，若是好事又会是什么呢。那夜我一分钟都没睡着。第二天就告别同样不安的老爹回莫旗了。那年春节就老爹自己在家，老娘和姐姐去了广东。其他姐姐有不在京的有结婚的。我特地回京陪老爹过年，结果又扔下老爹匆匆离去。
到了旗里直奔知青办才得知是加格达奇铁路局来莫旗招工，工种有养路工、给养路工的子女上课、车站候车室服务人员等，名额下到各公社。按说我应该非常珍惜公社给我的这次机会，但是填完表检查完身体，我突然有一种被卖到深山老林的感觉。
漠河，在中国版图最北端的地方，群山环抱森林覆盖人烟稀少野兽出没。我插队没文化了近七年，已经像个半傻子了，再把我扔到那种地方，更呆傻得不如深山里的千年古树树。我不敢奢望能寻觅到花红柳绿的美地，但也不甘心去高寒偏远的地方，当时想象中的漠河是一个到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绿障森森，没亮光，没人影儿恐怖瘆人的地方。其实加格达奇铁路局片儿大了，那时就固执地认为是去漠河的原始森林了。
在旗里办手续时没几个人，知青响应者寥寥。
想到离家那么远，回家的机会更少，想到父母姐姐随着我走得越来越远，忧愁也越来越多，我就难过得想哭。所以一切手续办理完毕，我就抖着胆子找到安办嗫嗫嚅嚅说我不想去，说了几个诸如——“父母老了，不放心我到那么远的地方……”等一两个并不能打动人心的理由。没想到安办非常痛快地答应我放弃这次招工机会。现在想起来，估计我不去，有的是人想去，正好我慷慨腾地儿。不当农民上班挣钱，谁不想啊，也就是我哭着喊着关里关外地找工作，工作砸到头上了反倒吓跑了，真是叶公好龙。
回到屯里，社员听说我放弃招工非常吃惊说：“大刘呀，你咋唬呢，吃商品粮多好呀，俺们没福啊，让俺们吃商品粮，俺们早欢溜儿蹽了。”
是啊，我咋不想欢溜儿蹽呢，但是分往哪儿蹽啊。后来我庆幸没往漠河蹽。1987年，让费翔唱红大江南北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烈火燃烧了我”，他唱完的前后脚，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大面积的山林、漠河小城就变成火的海洋了。我想当年要真的去了漠河，1987年5月6日之后那几天很有可能一点悬念也没有就被“熊熊大火燃烧了我”。嘿嘿，这回主意拿得正，我把我从火坑里解救出来了。
招生了
插队后几年每年都放招生名额，大学中专。大学不敢奢望，名额极少，是推荐那些很优秀的人，我不承认我是劣等人物，但那时国家自有国家选人才的标准，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白自己是好种还是孬种。中专虽多，但也不是人人都能上，狼多肉少，也要靠推荐。
1975年龙兴知青竞争上学的人几乎没有了，感到会有一丝丝希望。人家就给我出点子公社找谁谁，旗里找谁谁，我就开始行动了。
公社离我队较远，平常不大走动，况龙兴学生不擅和官们来往，据说有的队女知青和公社干部打得火热，哥啊嫂的叫得可亲，还换常给人家拆洗被褥做棉活啥的。人间正道为何物，多数人闹不懂，清高没有正道可走，你不拜门子，人家还能八抬大轿去你门上抬你？才怪。我被逼上梁山，为了上学要放下穷酸架子串干部的家门了。
我找的人主要有“三华”——博荣公社的费文华、李金华，旗里的某某华。这“华”是凑巧了，“爱我大中华”，中国人名字里“华”就多。
李金华是公社书记，书记是灵魂，不可小视。我串他家门，跟他借过北师大学报，跟我多爱学习似的，不过那时我确实爱硬着头皮看这些无头告示（不得要领的官样文章），因为这是当时的国粹真理，任何时候对任何人的考察都要以它为标准。
到费文华家串门是为了让他加深印象别忘了——龙兴二队有个女知青想上中专。串门的时候手里好像没有提溜东西。那时候能提溜什么呢？供销社全是拿不出手的东西，诸如固体酱油，洋火，瓶盖生了锈的罐头，还有广锹锄头等农用物资，人家干部家不种地。
但是串旗里某某华家可是下了番物质功夫的。记得我写信让家里寄东西，包裹取出没开封就送过去了,东西是北京能提供而莫旗没有的紧俏商品。
时代不同，现在兴许送个几十万，你想要得到的照样打水漂。那时我记得礼虽轻但管用。
往旗里跑可费老劲儿了。龙兴离旗里最远，平日正好赶上队里有上街的马车就搭车去了，现在不能等车了，必须采取主动，有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走着去。有一次借了自行车骑去，回来车坏在半道上，车轮子几乎不转，连推带扛上大岗下大坡好歹努回家。
推荐要从基层开始。小队给我做了推荐评语，也就是找几个人给我评功摆好，有人做记录。知青和农民平起平坐，都是在同等同样的生活环境里，人家啥样你就啥样。比如给你的评语“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这不都是社员的优良品德吗，然后再加上一句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之类的话，你只要没过出大格，这就是一个优秀知青的标准了。最后材料往上一递就等消息吧。给我名额我就有了一半上学的希望，不给名额，我还是农民。
好歹盼着可以填志愿表了。因为莫旗那时还属于黑龙江管辖，所以一大串黑龙江辖内的中专任你挑。有一个叫做水利工程学校，地点在牡丹江。牡丹江，多好听的名字，凭感觉她一定是个诗情画意浓郁的美丽城市。另外我想，学水利，将来可以大江南北地驰骋，挺符合我的性格的，就它吧。于是我就填了这个志愿。
因为之前在打通三方首脑下了番功夫，我就满心欢喜踏踏实实等着这非我莫属的大馅饼了。
我仍然在队里“任劳任怨”地干活。老乡说“大刘呀，还干啥呀，等着上大淆（大学）吧，那家势的，上淆多带劲，再也不用搁这旮撅了瓦腚地干活遭罪了。”我哪能听这个，照样每天撅着腚虔诚地给土地鞠躬，乖蹇的命运我可不敢再招惹它了。我这两年净得瑟了——转插，又回莫旗，招工不去，这“问题青年”快当定了，再不站好最后一班劳动岗，万一不慎踩雷就又黄汤了。
终于通知下来了，记得好像是在旗某个机构拿到的通知。该机构同志告诉我，水利学校没有录取我，因为政审不合格。呜呼哀哉，黑衣老雕又把我追到莫旗来了。它又用利喙啄我——你不知道阶级路线是国策吗？你一次一次往国家要害部门钻（细想想明白了，什么我想去的煤矿、水利等设施都是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的），你这个不知社会政治为何物不长记性的家伙。你以为你到处脱马甲人家就不认识你了吗？
老雕跟我说的话，要搁现在我会明白的。它那时老踪着我，也是为我好，不断啄我，让我清醒，我怎么就这么缺心少肝呢，到处拨动不和谐音符，专门碰那根不该让你碰的弦。我南北地跑，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哪里知道总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掌控我的命运。小时候读《西游记》光顾看热闹了，没领会其中含义——你就是孙悟空一个跟斗翻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这回水利学校遭遇滑铁卢终于让我撞明白了——除了当农民，你上哪儿都没戏！
旗安办的某某华收过我没开封的包裹，我跟她交往的热乎气儿还没冷却。她不落忍我“落榜”，和有关招生人员沟通了一下说有个银行学校决定要我，但是毕业后还得回莫旗。我天，九九十八弯，我爬山越岭地翻回莫旗就是为了离开她，她再让我毕业回来，跟我摽上感情了，我算是绕不出去莫旗这疙瘩了。我连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我说学银行不是我的志愿，是硬派给我的（就差点说是施舍了），我不去！再说想想要在银行干我最讨厌的数字工作，我先把自己勒死算了。至此，做了一夏天一秋初的上学梦归零了，我还是龙兴二队撅了瓦腚伺候庄稼的社员。
“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蒋介石反攻大陆，美蒋特务派遣到大陆搞破坏……”，这些个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经常被媒体或老师宣传教育的，小时候听到这些就觉得很恐怖。
插队的地方离外境很近，短波灵敏，电匣子里经常能听到被台湾呼叫的大陆特务代号，什么“河南335号、231号，湖北052号、854号，河北124号……”这些代号都是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或者是在大陆的台湾死党。一听到被呼叫我就心里一惊，想不到大陆还真有台湾特务，阶级斗争果真是如火如荼不能松懈。怪不得我这个台湾后裔遭到制裁，我像是一个没有代号的台湾女特务，所以不能怪亲爱的党不让我上这儿上那儿，党在保护我，我应该感激才对。
Ee7几十年后，爸爸去世了，我们收拾他的遗物。爸爸做人做事非常认真，他写信有个习惯，不管给谁写都要打草稿，而且保留完好。因此在一堆信件中就发现了 1975年9月11日我未被录取水利学校又拒绝了银行学校后爸爸写给莫旗党委的信。
信是这样写的：
某某某同志并转莫旗党委诸同志：
我是你旗博荣公社龙兴大队插队学生刘源的父亲。
刘源今年蒙有关负责同志的关怀，被推荐考水利学校。结果未被录取。不录取的原因想必是政审不合格，而政审中的问题想是她祖父的问题。
关于刘源的祖父本人的情况及其与后代的关系，在这里向您和有关同志汇报一下。
我的父亲早年在北洋军阀何遂(解放后任政协委员)手下做过营级军官，1927年前后即脱离军界。后来曾在甘肃、陕西等省做过省参议员。1948年曾做过伪国大代表，49年南京解放前夕，逃往台湾。
我于1939年在西北大学毕业后，即远离家庭独立生活，在经济上完全不依赖父母，从那时起与我父亲已经不发生任何关系。
刘源于1951年在北京出生，当然没见过她“爷爷”的面，甚至连她爷爷的相片也没见过，因为我根本没有她爷爷的照片，就连刘源的母亲也没有见过这位“公公”的面。
刘源是在解放后出生，在红旗下长大的，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下培养成人的。她的“爷爷”对她没有丝毫影响。
如果我的单位人事部门只简单地说刘某的父亲逃往台湾，以上算是对刘源的“爷爷”情况一个补充说明。
刘源虽然不能录取进水利学校，仍然蒙您和旗委同志关心，让她进银行学校。我们表示衷心地感激。但刘源的性格比较粗犷，不够细心，做银行工作对她恐不适宜，所以她谢绝了。这一点尚请愿谅。以后如有其他机会，敬希多多照顾。
刘源十七岁到莫旗插队转眼七年多了，和她一起到龙兴大队插队的，只剩下她一个女生了。女孩子大了，做父母的为她操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和老伴都已年逾六十，体力日衰，但愿能够早日看见刘源这个最小的女儿得以妥善安排，我们也就安心了。
此致敬礼
革命敬礼
刘辽逸 1975年9月11日
我全然不记得爸爸写过这封信，几十年后，当年石头心，现在为人母的我捧着这封充满父亲拳拳爱心的信眼泪扑簌直流。父亲内敛木讷，对女儿的爱在心里装得满满的却很少表露在外。女儿们遭遇不管哪个领域中的磕绊，他都会马上用写信的方式循导开解抚慰。
这封信现在想起来，爸爸似乎是在替他的父亲为女儿赎罪，尽自己的微弱能力挽回因为阶级路线带给女儿的不公正待遇。我善良敦厚的父亲他会这样做的，尽管他的羽翼已经被风雨摧残过度，他也一定要奋力张开它保护羽毛未丰的孩子们。
这封信不知莫旗有关部门收到没有。爸爸良苦用心的信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台湾”像一个大毒瘤粘在所有大陆有台湾关系的人身上。我之后再也没有被“妥善安排”过。
办病退
插队时我因故招工不去，上学又失败，处处受阻，我心中无计了，呆着吧，事不过三，下一个机会不管是好是孬我保证乖乖的不放弃了。
1975年末，顾钢回莫旗帮别人办事，他给我出主意让我办病退。那时知青想回北京可以办病退困退已成气候。北京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居然用这两个看似简单的方式就能回去，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但它实打实的能行。
顾钢就是办病退回的北京，他是真有病，得过肝炎，干活劳累一直没好利索，他那肝儿多咱查多咱转氨酶高，而我这牛犊子体格说出大天去人家也不相信我有病啊。这也太不光明磊落了，我不相信用如此简单的欺骗把戏就能回北京，真是天方夜谭！我就跟顾钢犟开了，我说我明明没病怎么能说有病呢，谁信呀。顾钢就苦口婆心给我讲知青面临的形势，说不用这个办法回京没别的办法，你要想回北京这是唯一的路子！我还死倔，硬咬着反复说：“没病，没病，没法装病，办不了，不办！”。
顾钢看我这个冥顽不灵的死拧劲儿，几十年后跟我回忆起来说当时恨不得给我俩耳贴子。
最后我还是没拗过他，人家看我落难成这样（就剩我自己在村里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那么好心好意帮助我，除此之外，还有哪块天鹅肉能让我吃进嘴里呢，终于我妥协答应办“病退”了。
可是拿什么病说事儿呢？顾钢给我支招说找一个查不出来的病。五脏六腑有病都能查出来，尽管那时医疗器械落后，没有高科技仪器什么CT、B超、彩超、扫描、核磁共振等，好像只有照肺部的X光透视。
我这体内零件杠杠的，要编造病难度太大了。其实到后期我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强壮了，腰疼尿频头疼，尿频得我体内水土流失，那原本还算丰润的脸一下子就呱嗒了，焦黄憔悴。你想，每天除了大碴子，完全没有其他营养可供给。
知道是肾不好，但是没有炎症查不出加号，白搭。腰疼跟牙疼一样不算病，那就在头疼上做文章，居然就给它找到“婆家”了。俺俩就策划着说曾经我从装满粮食作物高高的马车上摔下来摔成脑震荡了。顾钢说这病没个查，靠病人主诉怎么说怎么是。除非特别厉害的可以做脑电图查出异常，那这人已经躺在床上动不得了。你这摔得半不拉拉的不容易查出来。写到这儿我就忍不住笑了，摔什么摔，那几年除了冬天在好似小冰山的井台上滑过跟头，其他什么摔跟头的记录也没有。这真是，吃柳条拉筐——真能编。
编吧，怕啥，掌权的能把自己的祖国编造得天崩地裂，还在乎你编个假病退？实际那时允许你办病退困退已经是国家对知青政策大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开始行动了。先在莫旗医院凑病历材料，正好医院有个我们公社的知青当医生，据说她给很多人帮忙开“有病”证明了，我也顺利地从她那里拿到第一手材料。再往下就是队里开证明，证明这孩子确实从马车上扔下来过。知青就剩我一人了，让队长干嘛就干嘛，只要不损伤他们的利益，队里恨不得跟他们抢口粮的知青都赶快走光呢，队长就歪歪扭扭写了证明。
谁不知道呀，这马不惊不疯，你坐在马车上又很规矩，蔺辈子也不会让你从马车上掉下来的。况且秋收跟车、装车都是男劳力的事儿，哪有可能让女知青干啊。那时候“办案”人员不深究，要是深究的话我办病退一点儿戏没有。
管他有戏没戏，拉开帷幕就得接茬往下演，很快材料就备齐了。由知青办发信到北京我住地办事处，紧接着我人也发回北京了，回北京等待办事处通知在北京的医院复查。
在北京等信儿的时候我隔三差五就去街道办事处问材料到了吗，那时家里都没电话，人家不会通知你，好在我家离办事处近。办事处是一级小政府，那小衙门里的人官腔官调的，懒懒地翻找一摞材料然后冷冷地说，没到呢，家等着去吧。好多年没见过这架势了，真让人不舒服，莫旗的官比他们厚道多了。啥脸色儿我也得忍着，不能得罪，它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呢。
我妈一方面高兴我有希望回北京，一方面心里嘀咕觉得这事太悬了不靠谱。爸妈都是极其本分诚实的人，一辈子不撒谎。现在老姑娘能把北京骗了，对老刘家来说简直是“惊家大案”。但只要闺女能回来,我妈把心脏吊得老高，等待着宣判是死是活般的煎熬也认了。
我爸让老闺女的前途逼得和我一块扮演戏中角色。“复查”通知下达后，我爸带我找到一个远亲，这亲认识宣武医院的大夫，然后托这个大夫找神经内科大夫，约好让我哪天去“看病”，建立一个“该人确属脑震荡后遗症”的病历档案。
我在指定的那天去“看病”了。去前，一贯热心助人头脑活络的三姐夫指点我让我别洗脸别梳头别吃早点，因为一洗脸梳头人就会精神，一吃饭脸上就有血色。脑震荡后遗症的人应该被病痛折磨得病怏怏萎靡不振满脸病容才合乎。于是我长这么大头回儿装疯卖傻蓬头垢面的就上街了。
大夫问我“病情”，问我恶心吗，呕吐吗，头疼吗，耳鸣吗，记忆力怎样等等，这都是典型的脑震荡后遗症的症状，尽管估计大夫也明戏，但我还是心虚，支支吾吾模棱两可：有点、有时候、不怎么、偶尔……（要是有测谎仪，还不直接用大广锹把我从诊室铲出去！）大夫可能见诈病的人多了，并不理会我（可能也被打招呼了），径直把病症写在病历上，定性病名叫“植物神经紊乱”，你听这名儿，跟半个疯子差不多了。最后医生还写了建议书，建议休养，不适合重劳动什么的。宣武医院是国内外著名的神经内外科专科医院，他们能出具证明是具有权威性的。拿着病历高兴的我，心里的石头终于掉在地上，再把它捡起来继续敲开进北京的大门。
我把复查结果交给办事处，就等着办事处往东城安置办公室递了。我办病退不用政审，什么乌七八糟的分子、子女都可以生病，这不分阶级阵线。等我明白过来虽然误了三秋也还没临秋末晚，国家落后发达国家上百年都不着急呢。
这人这事儿要走字儿了就老顺，三姐夫那段时间正好负责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跟东城安办有关人员很熟悉就跟安办打了招呼，好像也送了一个炸药包（点心匣子）两颗手榴弹（酒），我就顺利过关卡了。
八年劳苦我真的有点神经紊乱，头疼伴随着我回到北京一两年没好。身后有人叫我，我不是把头扭过去，因为脑袋晕沉，甩动有困难，而是把身子整个转过来接应叫我的人，虽然不是脑震荡所致却和它的后遗症有点儿靠谱。
我是百分百的有病，但按病退条目规定的病种我又相对没病。插过队的人都不很健康，但办病退的是少数。我这趟谋生路走对了，好歹当了回幸运儿。
尾声
我家有个帆布箱子，长八十宽六十高三十公分，草绿色，已经看不出具体颜色，年头太久了，掉色儿，加上几十年不清洗，灰尘牢牢镶嵌在布纹里。
这箱子，被姐姐住校我插队至今充分使用过几十年。
这箱子，我结束插队生涯把它运回北京。记得我找了一个亲戚小伙子帮我把箱子用自行车从垂杨柳一个别的队插友家（我和他的行李一块从莫旗运回京，他帮忙取出暂放他家）驮回美术馆我的家，从东南到西北多远啊，现在没人这么驮了，用私家车或打车就办了。那时只有平板车自行车，因为这个箱子飘轻，就用自行车办了。
箱子到家，我打开，里没有衣物，只有一床破烂棉花被套子。妈妈在一旁笑毁了，说这是插队八年的全部家当，怎么混得那么惨。我在一旁没表情，八年插队的酸甜苦辣，箱子里的破棉套说明了一切。
我的那几件插队服全给社员了，但是怎么没有把箱子和棉花套也给社员呢，当宝贝似的让它“荣归故里”。还有，被里被面跑哪儿去了，怎么让它光不出溜地上路了呢，想不清爽了。
1968年到莫旗插队时，政府发给每人一身蓝色棉袄棉裤。我穿着那件棉衣告别了莫旗。这件棉家伙已经没样了，褪色脏兮。现在想想就纳闷，就这件破棉衣好多人都穿飞了，早扔得没了影儿，我怎么还保留着呢，而且咋就没别的衣服换下它？回京时我在齐齐哈尔倒车，下台阶时不慎崴脚，这脚崴得那叫厉害，整个脚背着地，顿时就肿得像馒头了。我还要到天津看望爸爸的老同学，真是倒邪霉了，都胜利大逃亡了，还整这么一出。在天津我身穿老破棉袄，一瘸一拐，那狼狈模样人见人怪，遭到一群穿着光鲜的中学生指指划划讥笑我。1976年的春天，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审美观，这是好事。
在天津小白楼西点店，我排队买西点。这是妈妈交给我的任务。排到跟前了，售货员看我这身打扮，非常不屑地用眼角白愣我，语气也是极度的不恭不敬。我就来气了说，什么态度？你别以为我买不起！后面的人轻轻捅我一下，示意不让我多说。那售货员一看这架势，怕遇上河东狮吼就没敢再吱声。她没成想这破衣拉挲的女人竟然买了十块钱的点心！（七十年代中十块钱是大钱，一般人的月工资是三十五元）
1976年，箱子、烂棉花套子、穿着破棉袄的人，都回到北京了。故事讲到这里应该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