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哲
从鲁迅与1930年代风起云涌的上海新闻出版界，到张伯驹与他鉴识过“眼高手高”的京津画派，以及正在展出的回归祖国的天龙山佛首，近一段时间，鲁迅博物馆体现了博物馆“国家队”应有的藏品和学术两个领域的厚实家底。今年举办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学术成就展，半数展品是国宝级别。笔者虽抱着顺路的心态而来，结果发现这竟是一场对既有认知的颠覆之旅。
《京师图书馆章程》手稿
“封建余孽”曾是时代急先锋
鲁迅先生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旗手，作为“最硬的骨头，民族的脊梁”为后世敬仰。相比之下，前清遗老罗振玉协助废帝复辟、出任伪职，则属于被历史“大盘”否定者。在鲁迅旧居这种自带光环的地方，为这样一个人举办专展，难免感觉有点违和。
原来，被千夫所指的遗老，甚至“余孽”，曾经是晚清的改革急先锋。他让之后的新时代、新政权、新文化运动甚至今天的国人还在受用的遗产，远不止一两个领域。
于清末民初如雨后春笋般建立的公共图书馆，可谓近代开启民智的重要阵地。展厅一隅，静静躺着一份《京师图书馆章程》手稿，见证着那段从零到一的破冰之旅。而招牌的蝇头小草字迹、密密麻麻但不失整洁的增删，正是出自罗振玉之手。而在1906年的《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他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在京师及全国省府及各省学堂设图书馆、博物馆，并给出了高屋建瓴的落地大纲，中国图书馆、博物馆“第一人”实不为过。
至于中国近代教科书和农学教育之父的头衔，可谓舍罗振玉其谁。这一点，有创立于1896年的《农学报》和1901年的《教育世界》杂志为证。前者是他创立的学农社及农报馆的机关报，践行着他“农为邦本”的理念，后者则和他1898年创立的东文学社一脉相承，虽然那是在甲午战争备受震动后决定以日为师的产物，但学社不仅培养出王国维等杰出人才，他们翻译的各种教科书，传播的不仅是先进农学在内的西方现代学术，更是建立了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直接影响了教育事业。从此，罗振玉也受到张之洞、岑春煊等清廷高官中的有识之士赏识，步入体制内，在江苏、湖北等多地主抓教育体制改革。沿革至今的许多师范和农业大学、学院、院系，都可以在校史中找到他的名字。
《俑庐日札》
在士绅不分家的旧中国，这自然也意味着一个人学术话语权的提高，但罗振玉没有固步自封，甚至居功自傲。比如展柜内不起眼的一本《俑庐日札》，就是旧金石学的终结之作和中国古器物学的开山之作。而他偶然得知伯希和敦煌得宝，第一时间虚心求教，在四天之内组织人手影印敦煌文献八种、传钞一种，并亲自将洋人所得文献著成后来公认的敦煌学奠基之作《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见）之原始》，还建议朝廷将敦煌文献运到北京来保存，罗氏之见识、效率和责任感于晚清官场少有。
旧体制里新道路的先行者，新时代里旧伦理的卫道士
如此这般大作为，可以说和罗振玉的出身及早年经历密不可分。他扎实的旧学功底，得益于其绍兴书香门第的出身打下的童子功。到他这时，两次应举落第，他便绝了通过科举走仕途的念头，教私塾、为人治印谋生，到后来开新学。讽刺的是，罗振玉后来入仕，乃至最终成了溥仪的“近臣”，靠的还是吃祖宗留下的当师爷这碗饭。
但如此精明识时务甚至敢于在多领域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怎么会沦为开历史倒车的封建余孽了？展厅一角或可找到答案——只见地上躺着几块罗氏收藏的六朝孝子砖，塑刻有“啮指痛心”“老来娱亲”“卧冰求鲤”等《二十四孝》中的几位主人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墙上身为场馆主人的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之《二十四孝图》里的“名场面”：“我请人讲完二十四个故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包括罗振玉和鲁迅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都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的过程。只不过，辛亥革命后，无论“打倒孔家店”的激进革命，还是“多研究些问题”的温和改良，速度和强度虽有别，方向都是继续求新。罗振玉却举家流亡日本，从此踏上了由新转旧之“倒”路，在他看来，辛亥革命革掉的不仅是清朝、也不是皇帝，而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伦理文化的根基；因此，这甚至不是亡国，而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
想起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胡适，身后得到一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其实，如果以这个价值谱系为罗振玉盖棺定论，称他是“旧体制里新道路的先行者，新时代里旧伦理的卫道士”，算是允执厥中、公正公平的。
少时进步老来昏庸的名人，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全面趋向保守的罗振玉，人生下半场的学术成就却比革故鼎新的上半场更精彩。
尽管痛心于自感的“亡天下”，但作为顾炎武信徒的实干家罗振玉，自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落实到具体实践，“澄清之事，期以百年”，最根本的恢复中华文化法统之路，只有从学术上努力。展览中有件名为“汉毕少郎铜葆调”的汉代藏品，造型奇特，罗氏自述“葆调状如钥，不知何用”。身为收藏泰斗和古器物学开创人的藏主，那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更值得敬仰。
汉毕少郎铜葆调 图片来源|中国博物馆协会官网
“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
当时国学界盛行的康有为今文学，有着“不治训话名物”的先天不足。罗振玉从文献整理入手，为时人信今疑古的思潮踩下刹车。在抢救性发掘整理清廷典籍特别是大库档案上，他不惜成本，又慧眼独具。比如《明熹宗皇帝宝训抄本》和《清嘉庆元年暹罗国王郑华进贡物表》两件展品，乍看平淡无奇，细品却发现，二者均寥寥数语，却分别是高度浓缩两个朝代政经文化全领域的百科胶囊。
《明熹宗皇帝宝训抄本》
罗氏最后定居并终老旅顺，其故居占大头的组成部分，是一座硕大无朋的大云书库。这座历史上的东北第一藏书楼，虽然历经多年战火和“运动”，散佚到只剩三分之一，但遵罗振玉遗孀意愿无偿捐赠，让旅顺博物馆和大连图书馆双双成为业界重镇。
商祈雨甲骨刻辞残片
其中，旅博继承了罗氏冠绝全球的甲骨文收藏之大头。一件商代的祈雨卜辞甲骨残片，背面还有“罗大人流（留）的，千万别卖”字样，其多年来收藏研究、终成甲骨“四堂”（另有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之首的筚路蓝缕可见一斑。但除了孤诣苦心，雪堂先生也不乏将厚重学术举重若轻的轻松一刻：比如以甲骨文书写，赠与女儿女婿的几副对联，家国两圆、长幼尽欢，堪称整理国故中的一段佳话。
抱着求全并求实的学术态度，他在清亡后旅日的八年间，著书便有近五十种，涵盖从甲骨学到敦煌学、从简犊学到古器物学等各大领域，且不是开山就是扛鼎之作。其一生著作130多种、收藏数以十万计，且培养高足若干，滋养的血亲后学，从其幼弟振常以降，直到有当代大儒之称的嫡孙罗继祖，不一而足。
承前启后的福字辈的五位罗家“学二代”，更是直接开创了一门名为西夏学的学科。罗振玉幼子罗福颐更是继承发扬了乃父那个从饭碗到爱好、终成一代大家的小趣味——刻印。只是这位曾经的少年圣手一枚刻于伪满时的“内廷翰林”，永远为这一学术家族印下了洗不掉的污点。
“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历史上不乏这样真的猛士，但大多成了《挑滑车》高宠那样的悲剧英雄。而逆历史大潮而行的罗振玉，取得的学术成就却能开枝散叶繁茂至斯。
在一位和笔者同场观展的著名文史学者看来，这里面却藏着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必然主因，“民国收藏界十之八九是贵公子，只知往贵里买，加上从小熏陶的好品位，最后收获总也能大差不差——反正没有花钱的不是。反观‘褒贬才是买卖’的雪堂先生，该花的从来手不怂、却不被人‘架秧子’。凭的只是学识、胆识甚至经济学常识，正事办了，还顺便把自己从穷书生变成富翁。这样的‘捡漏’才叫最上乘。能与之相比的，恐怕只有与起初受其提携、其后与之相知相交三十载、开口提笔必称‘雪堂先生亲家有道’的王国维，那‘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人生境界。”
“他因为其历史污点而长期被选择性忽视，就像他那些活到1949年以后的伪满同僚，在新政权这里要先作为汉奸、战犯老老实实服刑一样，虽然不乏可惜甚至令人同情者，却是公平的。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给予如此重要的学术大家一个正当的评价，从给他一个被正常认识的机会开始，也许晚了点，但同样是公平来了。”尽管云淡风轻，但往事终究并不如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