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王国中的杀戮（结束语）

                                   结束语

      以上是文革中几次规模最大的杀戮，其中不包括一些地区武斗中两派的互相厮杀，以及以各种罪名被押赴刑场的处决。仅以上一些史料就会使我们在感到惊心动魄，并且使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文革期间，除了以上所述北京大兴县、青海西宁、湖南、广州、江西、广西、云南和内蒙以外，其它地区还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大规模杀戮？

在该文辑录快结束时，又看到杨继绳《天地翻覆》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1966年8月，在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以后，在十几天时间，同样是北京附近的昌平县，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比大兴县打死的还多3人。虽然材料来源书中没有交代，但作为新华社记者及《墓碑》作者，杨继绳的写作是以重视调查研究而著名的。另外，据黎劲风 《我的“文革”岁月之夺命的红色恐怖》一文载： “广东省57个县中有28个县（49%）发生过集体屠杀，其中有6个县的被害人数超过一千。情况最严重的是阳春县（文革时属湛江地区），从1968年8月到10月共死亡2600人。广东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278人。”根据文中所说的数字，那么广东全省在文革期间被害人数加上广州市，应该为8000人左右。

     另外，在莫言反映山东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革命时期，民办枪毙，夹山人民公社已经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村了。麻湾村一天一夜就杀了33人，老的88岁，小的13岁。有的用棍棒打死，有的用铡刀铡成两截。”（见第151页）这里说的“革命时期”，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杀害的自然就是农村里所谓的“阶级敌人”。另外，书中还描写有个别农民一直坚持不参加人民公社，搞单干，在文革期间也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被随意杀害。（第180页）尽管文学作品与史料不同，其中有虚构成分，但根据莫言强调文学要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创作理念，人们有理由相信《生死疲劳》中这些描写不是虚构而有现实生活根据。这说明文革期间在农村，一些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以各种名义乱杀无辜的血腥事件，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

       第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大屠杀？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一书中分析，文革期间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是毛泽东；二是造反派;三是官僚集团。这三种力量的较量始终贯穿在十年文革当中，最后的结果是，以毛泽东的失败和官僚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其间，从头到尾最大的受害者是造反派。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文革中也可以说是两种力量的较量：一种是主张搞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及他的中央文革，以及被煽动起来参加造反的广大受压的群众和干部；另一种则是建国前后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党政军各级领导，以及在农村的基层干部和民兵等。在以上辑录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北京大兴县和昌平县、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农村地区的大屠杀，以及青海西宁和广西的南宁、桂林等城市的大屠杀，都应该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对造反派群众和所谓政治贱民的群体灭绝；而云南沙甸等地和内蒙的所谓“清查运动”，则是中共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对少数民族的一种灭绝行为。

     如果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这种大规模野蛮残酷的杀戮，与中共和毛泽东大力宣传和提倡的阶级斗争学说密不可分。当代德国著名学者韦伯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者絮语）中共和毛泽东所宣传和灌输的党文化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凡是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熟悉当时从城市到农村，把“地富反坏右”以及扩大到的所谓“23种人”都视为“阶级敌人”，而且认为和这些阶级敌人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断宣传说，这些敌人是“人还在，心不死”，无时都在进行破坏和复辟活动，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人们对这些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要毫不留情……到毛的晚年，更丧心病狂地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这种长期刻意制造出来的党文化像雾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封闭社会里，人们长期在这种有毒的党文化中生活，就像中毒一样逐渐丧失人性，并激发出兽性，一旦遇到像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的环境，发生大规模的杀戮，自然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中共的本质是什么？认识一个政党如同认识一个人一样，需要一个过程。就笔者个人来说，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一样，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学校教育中，被成功洗脑，变得和今日的五毛党及小粉红一样愚蠢可笑，成为中共体制中心甘情愿的奴才和韭菜。因此，长期认识不到中共的本质。在学校读书期间，听到当年蒋介石和国民党称中共为“共匪”，心里不能接受，而且还认为是敌人的诬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让许多人家破人亡，当彭德怀和林彪这类事件陆续发生，才开始进行独立思考 ，直到八九六四镇压以后，才终于醒悟。

      记得，八九年春夏之交，看到电视报道的北京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反对官倒，呼唤民主自由，看到全国各大城市的民主运动汹涌澎拜，看到我所在的学院广大师生群情激奋……当时热血沸腾，感到中国有了希望！而一夜之间的血腥镇压，让人们陷入痛苦绝望之中……

     就在这种背景下，几个教师的私下议论时，一位历史系教师愤怒地说，六四镇压是共产党土匪本性的大暴露！他说，共产党靠打土豪分田地和杀人抢劫起家，红军长征路上都一路绑票杀人……

    六四镇压以后，江泽民在全国又大规模镇压法轮功修炼者，一位教师讲，电视上说法轮功是邪教，实际上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为什么？你把邪教的几个特征拿来对比一下——教主崇拜，精神控制，资讯控制等等，中共哪一条不符合？

      到国外后，看到大纪元报纸上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罪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算，指出中共的邪灵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又一场灾难……。

习近平上台以后，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变本加厉践踏人权，搞个人崇拜，因此，国内有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撰文提出，中共既然已经丧失政改的动力，只有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才是它最佳出路。2020年初，武汉疫情发生，习近平打压舆论，隐瞒疫情真相，造成武汉病毒蔓延全国和全世界，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在天怒人怨和人神共愤的情况下，著名企业家任志强撰文，猛烈抨击习近平一心要当皇帝的复辟行径；清华著名法学教授许章润，则先后撰文，愤怒声讨习近平的一系列无耻和愚蠢的施政措施，指出他已经把中国打造成世界文明大洋里的一只孤舟；另有原人大政治系系主任退休教授冷杰甫，上书政协主席汪洋，提出让习近平辞去党政军的领导职务，以缓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困局与危局。还有，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逃到国外以后，指出习近平已经绑架了中共全党和14亿中国人民，他已经成了黑帮老大，而中共体制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香港实业家袁弓夷则提出，根据中共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应该把中共定义为“犯罪集团”……更令中共统治集团坐卧不宁的是，美国的一些政要最近提出议案，指出中共是“跨国犯罪组织”，在新疆是种族灭绝……

      看来，中共的流氓邪恶本质终于让世界人民看清楚了。

                                                                                            2020/10/13晨

                                                                                            2021/3/30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