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黄昏（3）
当时中国正处于内部群雄并起的革命及混乱当中，无暇顾及遥远的西藏，这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可以平静地继续着对西藏的统治。这时西藏社会结构呈现的是宗教强于社会，宗教的职能无限制扩大这样一种特征。达赖喇嘛实行的并不是个人独裁形式，而是寺院和僧侣集团的集权统治。藏传佛教各教派、各活佛体系之间仍存在互相对抗和制衡。而今天许多人过分强调西藏内部各教派、宗教与世俗领导人对重大政策（如独立、保守传统和宗教与世俗的关系等）的共识，认为他们只是在方法和技术问题上有所分歧。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 M•C•戈德斯坦教授指出的：“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一种和谐 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共识，从而给二十世纪的西藏带来了灾难。”当时西藏各个教派和各种势力领导人不仅在手段方面，并且在权力分配、重大政策以及个人权势问题上常有冲突，互不相让。同时与所有集权政权一样，由于缺少诸如明确的权利义务、民主选举、言论自由、议会和权力的分离和制约等正当合法的社会沟通交流与改良渠道，冲突往往趋于激烈并以流血或流亡的方式结束。
就十三世达赖喇嘛而言，在第二次流亡回到西藏后，所花在内部争端和冲突上的精力，要比花在争取西藏独立地位上的多得多。其中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交恶，导致双方关系的最终破裂。这次事件的起因，源自190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时，达赖喇嘛要求班禅与他共同对抗清王朝的武力胁迫，班禅则拒绝了达赖喇嘛的提议，并从日喀则来到拉萨，与清王朝驻藏大臣进行某些合作。而在其后的1911年—1913年期间，班禅对噶厦政府提出驱逐日喀则地区汉族的要求，同样显示出一种消极的态度。
这两件事使达赖喇嘛感到愤怒。1917年达赖喇嘛颁布了《火蛇年法令》，增加后藏即班禅管辖地区税收，同时剥夺了许多原来班禅拥有的特权，从而加剧了双方的争端。班禅随即向驻江孜的英国商务代表求援，请求英国人出面斡旋。班禅的这一做法无异雪上加霜，因为就在达赖喇嘛第一次流亡期间，据说英国人曾就以班禅替代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向班禅做出过某种建议，只是当时遭到了班禅的拒绝。但这件事所留下的阴影仍笼罩在达赖喇嘛内心深处，因为自佛教进入西藏以来，僧侣们就有借助西藏之外的力量，来保证自己生存或发展的悠久传统，这使得达赖喇嘛对英国人的动机心存疑虑。
在噶厦政府对《火蛇年法令》的坚持之下，所有调解努力都归于失败。随后班禅迫于压力于1923年12月，离开他在日喀则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秘密逃亡蒙古。拉萨的噶厦政府派军队阻止未能成功，达赖喇嘛随即派出自己的部下，接管了扎什伦布寺和后藏的所有管理事务。班禅的这次流亡再次重复着西藏佛教僧侣习惯性流亡的传统，但他就此再也未能返回西藏。他从蒙古辗转来到青海，最后长期呆在青海四川交界的藏区，于1937年逝世于青海玉树。而他的继承者十世班禅，则在三十年后的1952年由中共军队护送返回西藏，并在其后岁月里担任了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成了中共的密切合作者。
无独有偶，就在达赖喇嘛与班禅争斗不休之际，拉萨哲蚌寺朗色林扎仓的喇嘛们，与噶厦政府也发生了分歧和冲突。事情依然起源于1911年—1912年对清王朝军队的驱逐，由于朗色林扎仓的喇嘛大多来自清王朝直接管辖的康区，因此他们对驱逐清朝军队持一种消极态度，同时整个哲蚌寺也坚持一种亲中国和反达赖喇嘛的态度。事情延续到1920年时，因哲蚌寺内部一起涉及土地的民事纠纷，噶厦政府派军队逮捕了三位朗色林扎仓领袖，从而引起了喇嘛们暴动，当噶厦政府调集数千军队包围哲蚌寺，双方的武力对峙达到了高潮。
此事虽然最终以喇嘛们妥协退让得到解决，但噶厦政府还是逮捕并处罚了大约六十名喇嘛，同时达赖喇嘛下令，今后不再允许来自康区的喇嘛担任寺院管家职务。达赖喇嘛与班禅和康区僧侣集团的冲突，开创了西藏佛教使用世俗政权权力和动用军队解决内部纠纷的先河，导致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内部的分裂，这两起事件和后来类似事件，对西藏未来政治局面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
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宗教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但我们仍然不能排除制度的因素。佛教的本质是反对专制要求平等，只有在僧侣进入了世俗政治，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制度，成为统治者之后，这个权力制度才会变得专制。因为一旦世俗权力被赋予神的色彩，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控制和制约它，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现代国家，都要在宪法中严格规定政教分离这一基本原则。当时大多数普通僧侣仍然虔信宗教提倡的平等和尊重的精神，只是政教合一体制使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不再存在于社会之中，而是被他们中的某一部分所掌握，稀缺的资源自然成为不同集团之间关注与争夺的焦点。
通常在世俗社会中，大多数宗教中的某一部分不可能成为社会统治权力的中心，并对另一部分加以排斥。他们所需资源由社会进行平等供给，无需利用政治权力获得，因此同一宗教的不同集团，都能够相安无事和平共处。西藏则不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令佛教自身所具有的和平平等本质，无法抗拒权力专制。宗教集团之间的冲突，普通喇嘛为保持宗教中的平等选择权利，与掌握世俗政权的僧侣权贵们的冲突，自然成为一种结构性矛盾。而除此之外，这类结构性矛盾还有很多，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由制度造成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使西藏的历史进程陷入混乱当中。
那个时候的另一个变化是，在英国人入侵并带来外部世界诸多令人惊异而恐惧的信息刺激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引进部分西方的技术与工具，试图给整个体制的日渐衰微注入些活力。这种被后人称为“新政”的举动，显示出对传统构成威胁的可能，促使西藏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矛盾开始加深并发生冲突。1922年，以西藏军队司令官擦绒•达桑占堆为首的一群年轻军官们与执政的僧侣们发生冲突，这就是被有些人称为的西藏现代化改革。
被称作改革一方的藏军，其建立可追溯到清王朝统治时期，在此之前西藏只存在着原始的军民不分部落式军队。1792年，清王朝军队击退尼泊尔廓尔喀军队对西藏的入侵。在征得清朝乾隆皇帝同意后，西藏正式建立三千多人的常备军，编为六个团，由清王朝驻藏大臣管辖。1912年中国军队撤出西藏后，这支军队扩大到六千五百多人，由噶厦政府设立司令部进行管理，同时派遣贵族子弟和下级军官到英国、印度学习军事和购买武器装备，又在江孜设立贵族军事学校，征调贵族子弟入学训 练。藏军开始由英国军官任教，服装、队列、武器甚至战术都按英国军队模式进行。
尽管如此，藏军仍然称不上一支现代军队，由于没有规范的兵役制度，兵员选拔中存在各种弊端，士兵大多年老体弱，甚至有六十岁的老兵和五十年军龄的排长。官兵在出战时均携带家小，从而影响作战。此外作战指挥和决策完全靠烧香打卦、求神问卜、选吉日求神灵保护，无任何战术素养，因而战斗力极差。1931年西藏军队两千多人在中国青海玉树围攻马步芳军队四百余人，结果激战二十多天反被对方击败。1947年热振事件中一千五百名藏军与拉萨色拉寺六百多名喇嘛交战十余天无法取胜，直至喇嘛们弹尽之后才被攻下，由此可见其战斗力极差。
领导这支虚弱军队的指挥官，是擦绒•达桑占堆，他出身于贫穷农民家庭，出家成为僧人后作了达赖喇嘛的近侍。因在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时奋勇击退追击的清朝军队，受到达赖喇嘛的赏识。在达赖喇嘛1913年返回西藏后成为宠臣，同时受命还俗并入赘萨迦地区世袭贵族擦绒氏族。至1922年时他同时兼任噶伦、藏军司令、造币厂和兵工厂主管等四个重要职位。其中军队和西藏唯一的两个工厂都是按照英国方式建立，因此也是与西藏传统最格格不入的机构。
1921年，擦绒•达桑占堆司令官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对僧侣集团提出挑战。他们通过英国人向达赖喇嘛提出扩充军队的要求，尽管这是在防卫中国入侵的名义下提出，但仍引起了僧侣和寺院集团的警觉。这个集团和反对任何改变西藏传统以保护自己即得利益的上层贵族联合，在“民众大会”（由僧俗官员组成的内阁扩大会议） 强烈反对这一提议。这使得西藏的局势变得紧张和动荡不安，军队与喇嘛们的冲突看上去是一触即发。这时“民众大会”又通过决议，剥夺了藏军军官们的“代表”资格。军官们对此举极为愤怒，虽然此事经双方妥协，恢复了军官们的“代表”资格，但并未消除双方存在的怨恨。不过大家对此事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前面所述的哲蚌寺朗色林扎仓的喇嘛暴动上，军队出动后，事态得以平息并为达赖喇嘛出了一口气，但军队这次行动也加深了寺院和喇嘛集团对军队的猜忌和警惕。
有如一句中国老话“风起于青萍之末”，1924年，拉萨发生了两名军队士兵枪杀警察事件。擦绒•达桑占堆司令官没有向噶厦政府请示，将两名士兵一个割去一只耳朵，另一个砍去一条腿，并将因腿被砍而死的士兵的头割下来，与那条腿一起挂在大街示众。这事在民间和噶厦政府中引起了不利于军队的反应，于是军官们在擦绒•达桑占堆司令官召集下秘密聚会，决定向噶厦政府提出要求：允许军官代表参加西藏所有政教重大会议；军队的军事审判不能让噶厦政府干预，而由军队司令自行处理。
这事被参加会议的一名军官向噶厦政府告密，当军官们来到“民众大会”提出自己的要求时，遭到噶厦政府大臣们严加训斥。不久，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军官都被撤职，擦绒•达桑占堆也被免去军队司令职务，只保留噶伦职务，后来连噶伦也被免去，仅有一个扎萨头衔。这次所谓西藏的第一次现代化改革，就以军队的失败而告终，西藏军队也就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三十年后中共将他们彻底消灭为止。（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