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黄昏（6）
公元1941年初，六年后爆发的“热振事件”初现端倪。担任摄政王的热振活佛突然辞去摄政职务，让位给时任达赖喇嘛大经师的大札活佛。而大札已年近七旬，又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活佛，不属呼图克图级别大活佛，按惯例不能担任摄政职务，因此这次让位在当时或今天都引起了众多的猜测。
公认的原因是，热振与他的弟媳或其他贵族女性有着不同寻常的两性关系，基于这个宗教不能容忍的理由，使他不能以摄政身份监督将于1942年初举行的达赖喇嘛发独身善守愿的“沙弥戒”仪式。至于他把摄政的职务让给年迈聋聩地位低微的大札，则是考虑到在几年后能够顺利收回摄政权力（据噶雪巴•曲吉尼玛回忆说当时热振与大札约定三年后大札把摄政职位还给热振）。
后来对此事的评价，把热振视为“爱国”的中共，认为热振的让位是西藏亲英国的上层势力对热振造谣和诽谤的结果。当然这只是中共的实用政治话语而已，实际上热振的“爱国”或其他人的“亲英”等等，都只是西藏僧侣们在所有强者面前所作的习惯性姿态，这种为保住自己或集团利益所采用的投机权宜之计，在西藏整个历史中屡见不鲜。因此热振让位和大札就任摄政，背后也充满权力和利益的交易。
不过，这次热振以退为进想逃过暂时困境的如意算盘显然落空。年轻过于自信的他没有想到的是，权力对大多数的人们来说都具有空前强大的吸引力，即使是对大札这样行将就木的老人也不例外，何况大札背后还有一群企图依附权力获得或保住自己利益的人们。热振的辞职和让位给大札，在几年后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1947年，当热振试图从大札手中收回摄政权力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和冲突。大札显然并不想放弃已经掌握的权力，他对热振要求归还权力的暗示，采取了装聋作哑、不予理睬的态度。热振无奈之下，只好让手下人以爆炸方式去刺杀大札。但在几次暗杀都失败之后，大札及他所控制的噶厦政府，于1947年4月派军队前往热振庄园逮捕了热振，在军队搜查热振寺时僧侣们进行了武力抵抗，双方都有伤亡。在拉萨的热振官邸也遭到搜查和查封，热振的下属也被逮捕。
当热振被逮捕后由重兵押往拉萨途中，拥护热振的拉萨色拉寺喇嘛们聚集在一起，准备中途用武力营救热振，但未成功，于是喇嘛们开始了反抗噶厦政府的骚乱和暴动。噶厦政府动用了大批军队，并在英国人技术帮助下用大炮猛烈地攻击了色拉寺。在装备占优势的军队面前，喇嘛们的武装暴乱被镇压下去，只有少数几个热振心腹仓促逃往中国。
热振被捕之后，噶厦政府照例成立了一个由“民众大会”成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对他进行指控和定罪。这个委员会在出示了某些证据后，指控热振犯有谋杀摄政和噶厦政府官员、勾结中国国民党当局反叛噶厦政府等罪名。不过在决定处罚的时候，委员会产生了分歧，有的成员主张对热振处以死刑，而有的成员却认为死刑不能适用于喇嘛。当相持不下争论还在持续的时候，热振却突然于1947年5月8日死于狱中。
作为西藏有名望的呼图克图级别大活佛的热振，在没有任何审判结论的情况下于关押时突然死亡，这一事件自然引起各界的巨大反应。即使在当时就已有人提出热振的死因是被谋杀，在今天有许多西藏历史的研究者也持相同看法。但在一个以阴谋作为主要政治手段的前现代社会，要想弄清事实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热振之死也因此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此次事件其实在六年前，热振辞去摄政职务时就已埋下杀机，但仅仅只是因为热振收回摄政权力的企图，还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并最终导致他的死亡。在这之前的某些事件，才真正促使寺院和僧侣集团及世俗贵族集团内部利益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早在1944年秋天，色拉寺杰扎仓喇嘛到拉萨彭波地方林周宗收取借贷利息，与当地宗本（噶厦政府任命的宗的行政长官）发生口角，双方争执中喇嘛们动手打了宗本，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因为宗本是噶厦政府极有权势的大秘书的弟弟，又是大札支持者，而色拉寺杰扎仓则是热振的属寺。这次小小的斗殴事件开始由一般诉讼演变成喇嘛们与噶厦政府的武装对抗，在噶厦政府出动大批军队进行镇压后才把此事平息。两年后的“热振事件”中，又是色拉寺杰扎仓喇嘛们首先武力反抗大札和噶厦政府。此前的“林周宗事件”已令热振和大札的关系走向破裂，同时也使大札坚定了不肯放弃权力的决心。
另外，对热振事件产生影响的，是发生在1946年的 “西藏革命党”事件。这是由几个出生于安多和康区的藏族年轻人，于1939年在印度成立的弱小激进组织。该组织领导人是噶厦政府著名官员邦达养壁的弟弟邦达昌•饶嘎，成员主要有江乐金、土登贡培（即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被逮捕流放的那位前宠臣），反叛的喇嘛学者更敦群培。
这个组织的成员，都在西藏接近国外或靠近中国的地区生活，并在印度和中国长期游历，同时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较高文化教育背景。对外部世界认知和自己的思考，使得他们确信目前西藏过度宗教化的政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因而有必要对西藏进行变革，建立一个在中国控制下的世俗化西藏自治共和国。
这些年轻人的政治理想，完全来自于中国共和之父孙中山，因此他们自然与中国国民政府关系密切，并接受该政府经济资助，其领导人邦达昌•饶嘎还在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供职。“西藏革命党”在印度的活动于1946年初被印度警方发现，然后英国人向噶厦政府通报了有关情况。噶厦政府大为恐慌，但他们对不在西藏境内的该组织几位主要成员毫无办法，只是逮捕了回到拉萨的更敦群培，以伪造假钞罪对他判处了监禁。
噶厦政府没有公开指控“西藏革命党”，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在西藏，这个组织是否有广泛的支持者，是否与热振集团有着关系？据噶厦政府官员们私下估计，在康巴商人中可能有着一百多名该组织同情者。但噶厦政府并不明白，“西藏革命党”永远不可能与热振的喇嘛们结为同盟，因为他们各自的理想和目标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但这件事表明了那个时期的西藏，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时其内部所产生的相应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微小不起眼的，但与十三年前龙厦发动的改革运动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龙厦仅仅只是希望在政教合一制度内进行一些有限民主改良，而“西藏革命党”则直接提出了废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用现代的世俗共和国取而代之。（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