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一篇陶斯亮的《武汉市长贻误战机,问题出在哪呢?》的文章,有些感触, 这一段话,说明了”当官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陶斯亮“家”的体制中, 最大的政治就是别犯”大“的错误, 文革时把错误的类别很形象地描述出来了, “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 前者是大后者是小。
比如疫情一开始时的武汉市长, 按程序上报实际情况, 而后等上级指示,未经上级授权, 什么也不能说,事后事变得再大, 上级也许不为他背锅, 但还是不能过多地责备该市长, 因为他是按照组织程序走的,错再大也是“认识问题”, 不是“立场问题”。
所谓“预警”, 连陶引用的中科院的学者也说“如果对法律灵活应用”的话, 预警是合法的,前提“法律没有规定预警合法”, 只是在“灵活”运用是才是合法, 那么“灵活”如何界定?谁说了算?小小的武汉市长, 能灵活运用的最多只能是“武汉”的法规,连湖北省的“法规”他也不能“灵活灵活”, 更不消说, 这个“灵活”是全国的大事, 何况前面还有个假定的”如果“, 一”如果“就等于什么都没说了。, 如果武汉没发生这场疫情, 如果疫情没有这么大, 如果...
俺们也如果一下, 如果该市长“灵活”地“预警”了,再如果事情最后又没有闹得这么大, 牵扯面就广了,对全国的影响谁也不敢估计大小了, 那么这个锅显然没有一个人会为市长背, 全部责任会压到他一个人头上的, 这个错就是“立场”问题了。
太平官场还算好混, 只要不出错就是有功, 特殊时期的官, 那碗饭就不好吃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官儿在关键时候喜欢生病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