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遗憾 刘海鸥
今年是爸爸去世二十周年，清明之际，特发一文祭奠。
澳洲，一天早上起来，空气湿漉漉的，夜间下过雨。忽见门口的邮箱上有一支雪白的栀子花，幽幽地散发着香味。不知道是谁放的，我天天在周围几条街健走，没见过哪家的院墙伸出栀子花来。我把花插在瓶里。就在那天的晚上，我接到姐姐的电话，爸爸去世了。多少年来，我一直觉得那支栀子花出现得蹊跷，它是在预示着什么吗？
姐姐说，爸爸走得突然，有好多事情未来得及完成，她要写一篇文章纪念爸爸，叫《爸爸的遗憾》。岂料，姐姐尚未动笔，得了绝症，未几，竟随爸爸而去。经过几年情感的沉淀，我觉得我可以写写爸爸了，写他的几件憾事，同时了却姐姐的心愿。
未下完最后一盘棋
自从爸爸去世，我再也不能看一切和围棋有关的事情，一看到电视里的围棋讲座，我立刻换台，脑子里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爸爸看讲座的样子——早早地坐在那里等待，每期必看，笨拙地按着遥控器，因为耳聋身体向前倾斜脑袋微侧——这个景象让我的心又酸又疼。爸爸死于围棋。说准确些，导致爸爸心脏全面崩溃的诱因是围棋。
爸爸是个围棋迷，迷得简直要不务正业。自从我懂事起，爸爸的书桌上除了翻译的书和稿件外就是棋盘和棋子和棋谱。现在一想起爸爸的样子，必是在桌前摆棋谱的形象。小时候我跑到爸爸书房玩，站在爸爸身边看他下棋，总是不明白，自己跟自己下，能下出什么什么名堂？良久，爸爸回头见我在身边，说不要跟我学，爸爸是玩物丧志。
其实爸爸玩物并没有丧志，他一生致力于将苏俄及东欧文学介绍到中国，在战争年代他翻译了《前线》、《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等作品，鼓舞了千万人为建立新中国而战，在和平建设年代他又翻译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斯大林时代的人》这一类的苏联文学作品，激励了一代中国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62年，他接受了出版社分配给他的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工作时，多么激动。他手抚头发，连说“伟大呀，伟大呀”。从那时起，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翻译之中，可惜只有两年的时间。64年他到河南安阳地区四清，直到1966年才返回北京，文革又搁笔十年。那阵要是自己不会和自己玩玩，是很难走出文化革命的。
在爸爸的日记中记载，1966年的六月和七月，正是运动失控得昏天黑地的日子，爸爸竟每星期日还到文化俱乐部去下棋，每次都只有三个人。除了爸爸，还有一个姓赵的，一个姓过的。直到红色恐怖的八月，俱乐部里再也找不到对手了，爸爸才作罢。
后来爸爸下了干校，这时才有了心安理得的下棋的机会：业务也没有了，农活也干完了，批判会也开过了，剩下的时间该是自己的了吧？于是向阳湖干校的一帮棋迷一到休息日，就聚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实在找不到对手时，爸爸抓来下放干部的孩子，教他们下棋。有个孩子王小叶从此迷上了围棋，以后的几十年，经常来找爸爸下棋，成为爸爸的忘年交。爸爸去世时他哭得像个泪人。我们把爸爸一副常用的棋子送给他留作纪念。
爸爸一生朋友无数，其中一大批是因下棋而结缘。棋友中上有中央级干部下有小青工，不以棋艺高低而取舍，只以棋风优劣论亲疏。我到澳洲前，爸爸给我推荐了在澳洲的两个熟人，吴淞笙先生和黄苗子先生，我原以为是他多么深交的朋友，一问之下，原来就是在一起下过几盘棋。在爸爸看来，是棋友，走遍天下都可信可靠。
要说爸爸的棋艺，不算高。爸爸敦敦厚厚，不是机灵的人。他说上高中时，数学学得一塌糊涂。我总觉得围棋和数学一定有些关系，数学脑袋才能下好围棋。有好多年，每问起爸爸是多少段，爸爸就说，业余三段吧，挺让我失望，才三段，还是业余的。那么多年过去了，当我深深地了解爸爸是一个恬适淡泊的人，我才理解爸爸下棋的志趣不在输赢高低，在于修心养性。爸爸说要以“平常心”对待下棋，所谓“平常心”，爸爸说，就是体松神静，胸襟开阔，超然物外，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大将风度。做到平常心是一个锻炼的过程，爸爸果真练成这样一个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后来我们把这八个字刻在了他的墓碑上）。就这样不骄不躁地下着棋，爸爸最终达到了业余五段。
父亲到了八十多岁的高龄仍旧每天或伏案摆棋谱，或邀友对弈。我劝爸爸，下棋费脑伤神，岁数那么大，心脏又不好，最好是做些其他适合老人的事情，比如练习书法。爸爸的书法本来就是一绝，雋永超逸，在出版社里被称为半个书法家，很多人把宣纸笔墨送到眼前求字，爸爸嘴上答应着，眼和手始终离不开围棋，最终也没有留下一两幅墨宝。他自己也说过，如果他不下棋练书法，肯定会成为大书法家的。可是爸爸对成名没有兴趣，就喜欢这永远成不了名的围棋。
爸爸每年都要参加“陈毅杯”全国老年围棋比赛，并非为名，为的是以棋会友，切磋棋艺。二零零一年的那届比赛中，爸爸连续四天从红庙赶到全国总工会参赛，九战八胜，是爸爸有史以来最好的比赛成绩，爸爸兴奋莫名。第五天的清晨爸爸一早起床，踌躇满志，当天他要参加决赛，决赛的结果大势已定，无论输赢，总积分最高的爸爸都将拿到冠军。梳洗完毕，他突然觉得心脏不舒服，闭眼坐在沙发上稍憩，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他终没有下完最后一盘棋，所幸他走得心满意足。
2001年5月6日晚，爸爸比赛后与围棋赛主办人谈笑。12小时后，爸爸去世。
没有找到根
老屋在爸爸的故乡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爸爸在那里生，在那里长大。
老屋是我的曾祖父置下的。曾祖父最开始挑着挑子到乡下贩卖烟丝，他赚了一些钱后，就在临涣集最热闹的街上开了一个小型烟店，自己刨烟丝卖。烟店的生意越做越大，雇了三四个徒弟，买了地，造了房，刘家就有了老屋。
曾祖父后来改卖烟为卖药，烟店关门，变成药房，叫“广顺药房”。曾祖父认为烟的利润虽高，但是让人抽烟即害人健康，将来刘家子孙后代会遭报应。而药房好，救死扶伤，是造福民众及子孙的事情。他把各地的有名成药买来卖，一般是汇钱去大城市邮购，零售价与各大城市药房一样。曾祖父只赚个折扣钱，比如购进万金油多买可打九折，他就赚一成折扣钱，还要减去邮购钱。因为价钱合理，曾祖父在集镇上被誉为善人。
解放后，老家土改，刘家划了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的成分，按政策工商业者的产业不加没收，药店保留下来了，但是刘姓家族唯一留在老家的堂伯父，早已将药房挥霍一空，不久自己也饿死了。药店成了无主房，被公家占用，先是区广播站，后来是党员活动室。
爸爸退休以后，越来越怀念家乡，几次返乡探望亲人和老友。最终他决定叶落归根，回乡安度晚年。于是他想到了老屋，把它要回来，回乡好有个落脚的地方。
房子一旦落入别人手中，要回来可不是容易的事情，爸爸给濉溪县临涣区政府写了很多封信，说明房子的原委，请求归还。他还说，镇上的老人都可以证明房子的归属，希望他们趁老人还在快点调查办理。没有回答，没有结果。他委托一个老家的外甥代理此事。外甥来信说，自己是个普通农民，办这事需要钱去打点。爸爸说钱不成问题，一万块两万块，寄去，还是没有结果。再过几年，能作证的老人们都死光了，老屋的事情也就搁下了。
1993年，爸爸在台湾的分别了五十多年的弟弟来信说，他决定回大陆安度晚年，请爸爸给他物色一处房屋。爸爸欢欣不已，又想到了老屋。请弟弟写一封信给政府，请求政府发还刘家产业，以便还乡有住处。爸爸想，台湾人的要求大概比他的更有效力。不知道我的台湾的叔叔是否写了信，没料到的是，没有多久叔叔就去世了。得到唯一的亲弟弟去世的消息，等待团聚的父亲第二次心梗发作，住进了医院。爸爸最终躲过了这一劫，再也没有精力去索要老屋。
但是老屋始终是爸爸的一块心病。老屋现在仍是地处临涣集的闹市，颇有价值。爸爸想要的不是地产，他一再地说，为什么要那座房子呢，因为那是刘家祖先住过的地方，这是一份祖产，是刘家的根，是刘家子子孙孙作为永远纪念和怀念的地方，所以一定得要回来。
爸爸已经去世了。他始终也没有找到他的根。
不能见到亲人
事实上，刘家的根早已从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连根拔起，移植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台湾。1949年爸爸的父亲及叔叔各带一大家子搬师台湾，祖父这一支只有爸爸一人在大陆。老家零星剩下一些刘姓家族的人，在三年困难时期都饿死了。孤身一人在大陆的爸爸，一直想去台湾看看睽违六十多年的亲人。
爸爸和爷爷走的是两条道。爷爷年轻时离开家乡参加了同盟会和革命军。辛亥革命时参加了西安起义。起义成功后，爷爷在冯玉祥的部队奉职，被送到保定军校学习，毕业后又派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在西安当陕西省政府参议员，他好交友，黑道白道很趟得开。
爸爸年轻时是个热血青年，一上高中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义不容辞地投入各种革命活动，参加了青年团、左联、民先，又加入了共产党。“一二九”运动中参加了示威游行和其后的南下请愿团。那是爸爸生命中难忘的岁月，五十多年后，爸爸所有需要加密码的东西（如银行存折），用的密码都是“918129”。
爸爸大学毕业后回到了西安的家。爷爷和爸爸有一场严肃的谈话。爷爷说，整个西安都知道我有一个共产党的儿子，只是碍于我的情面不好下手，让我也很难做。现在你有两个选择，或者脱离共产党，我给你在西安某个差事，或者走得远远的，别让我再见到你。爸爸当然是选择了后者，离开西安，只身到了新疆伊犁，后来又到四川，经成都重庆到了广西广东，最后北上大连北京。辗转多年，再也没有见过家人。
小时候我常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爷爷，没有像别人那样的三亲六故，我一直以为爸爸是独生子。说起他的父亲，爸爸则是语焉不详，说，四十年代初就和家里决裂了，听人说他们去了台湾。
爸爸其实很清楚，他的亲人们都在台湾。他心里非常惦念他们，但是他的嘴上不说。七十年代末，两岸关系稍有松动，爸爸立即委托他的老同学，统战部的秘书长彭友今打听台湾家人的消息。中国的情报工作真是令人惊奇，彭很快给了他一份名单，上面台湾亲戚的近况列得一清二楚。爸爸的父亲和三叔已经去世，剩下的人，爸爸的继母、三婶、弟弟、妹妹、堂弟、堂妹还都在。爸爸激动得不能自己，马上写了一个寻人启事请在香港的亲戚发往台湾各报。巧的是，与此同时，台湾的亲戚也在托人打听爸爸的消息。1979年，几乎是同时，断绝关系三十多年的刘家骨肉终于找到了对方的下落。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只能靠信件，那时两岸也没有通邮，信要写到香港，再由香港的亲戚转寄。不管多困难，终究是联系上了。收到对方的第一封信件时，大家都是边读边泣，边泣边读。
后来爸爸的小妹妹来过大陆探望父亲，爸爸离开她时，她才五岁。爸爸特别想见的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弟弟妹妹，还有尚存的长辈们。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总是未能成行。爸爸也总是想去台湾，也很难。在每一封和台湾的通信中爸爸都表示着想去台湾的愿望，八十年代中，他写信对他的弟弟及妹妹说，我已年过古稀，去日苦多，时不我与，在有生之年，无论如何，要和你们再见一面，痛痛快快地谈谈。八十年代末。他给三婶写信说：“我很想去台湾看望您，看望家里人，但目前还不可能。台湾政策放宽才行。有可能去台湾时，我一定去台湾看望您老人家。我想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十年过去了，爸爸去台湾的愿望没有实现。
九十年代初，台当局对大陆人到台湾探亲的限制放宽了。爸爸托在台湾的侄子打听台湾对大陆的人去台有什么规定，以及去台的手续。结果还是不乐观，那时台湾当局声称不准共产党去台，而且民主党派人士也在限制之列。爸爸不是共产党员（爸爸在四十年代的流离生活中，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后来再三申请重新入党都未得批准），但他当时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常委。爸爸想，他恐怕不会得到批准，暂时等一等再说吧。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爸爸去台湾的愿望还没有实现。
二十多年过去了，爸爸仍在等待，他的亲人陆陆续续离开，继母去世了，三婶去世了，弟弟去世了，堂弟去世了，妹妹去世了。最后，爸爸去世了。
2003年，借参加一个会议的机会，我来到台湾。参加大会并不是我行程的主要目的。我要替我的爸爸完成他与家人重逢的心愿。我终于见到了爸爸阔别了半个多世纪而我从来没有谋面的亲人，堂姑、堂兄弟、表兄弟，凡几十口。
我替父亲去祭奠祖坟。爷爷葬在阳明山，当我艰难地找到那片坟茔，我的心为爸爸哭泣：坟墓已是破败不堪，乌黑的墙壁和地面被疯长的树木和草丛拱得起伏断裂，右面刻着蒋介石题写的祭文“谠论流徽”的大理石摔碎在地面，左面严家淦题词“謇谔扬休”的大理石蒙着厚厚的灰尘，祭台也已经破碎。一个时代一个人的辉煌已经不再。
我俯在肮脏的地面，替爸爸向爷爷磕了三个头。
空白的护照
爸爸特别喜欢旅游，只要单位组织活动，近到世纪园，远到香港，都要参加。自从我定居澳洲，父亲总是想到澳洲探望我，出国旅游，成了他最大的心愿。可是这么多年我却一直没有接爸爸到澳洲，因为考虑到他年岁太大，心脏又不好，怕他经不住车舟劳顿。
爸爸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在七十岁时第一次得了心肌梗塞，仗着他多年锻炼的身体底子，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当年就和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苏一个月。1992年七十七岁的爸爸和克阳妹妹去爬黄山，大意得竟连救急药都不带，山顶上他突然心脏不适，万幸这时过来一位老者，恰好身上带着救心药。
爸爸虽然犯过两次心梗，却总是非常自信地说他的身体没问题。我几次想着手办理他去澳洲，妈妈坚决阻止，理由是，中国人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万一出了事，你负得了责吗？你和家人交待得了吗？我又犹豫了。
就在犹豫中，爸爸健健康康地过了一年，又一年，于是我每年都后悔，去年应该接他来，今年又老了一岁，今年肯定是不行了。年复一年，年年平安，就这么，他带着盼望，我带着后悔拖了下来。
二零零一年春节回国探亲，八十六岁的老爸爸仍然壮心不已，又向我表示去澳洲的愿望。我终于下了决心，不管怎样，我一定要让他去澳洲一游。我还有一个计划，等他到澳洲后我再陪他去台湾，了却他和亲人团聚的夙愿。在京期间，我替他办理了护照，申请了签证，带他检查了身体，医生说，老爷子身体真好。爸爸非常高兴，逢人便说，我要去澳洲看女儿了。
爸爸在北京等候签证下发，我先行澳洲做准备工作。我问清了飞机上的急救措施，联系了上下飞机的轮椅服务，勘察了出入机场的最短路线，买好了爸爸的健康保险，租住了一个前后带草地果木的大花园房子，选购了爸爸最喜爱的豫剧和老苏俄歌曲光盘，安排了爸爸来澳后的全部活动，还打算让他在空闲时间讲讲他的历史，爸爸本人和他的家族有许多精彩的故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五月初的一个夜晚，我接到北京的电话，爸爸去世了。
我赶回北京，已经永远看不到爸爸的音容笑貌。在爸爸的骨灰盒里，我放进一张悉尼歌剧院的彩色画片。我到澳洲使馆取回爸爸的护照，几个月前，为了办理爸爸的签证，我带着希望和急切，八次进使馆。如今这里成为我的伤心之地，一看见那黑色大理石包围的陵墓似的使馆，我泪如雨下。那个红皮的，贴着爸爸生前最后一张照片的护照小本子，躺在我的行李箱中，跟随我回到澳洲。愿爸爸的灵魂在澳洲的上空遨游。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曾经有那么多年的机会，爸爸可以来澳洲，都让我错过了。他带着遗憾离我而去，而遗憾将伴随我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