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黄昏（8）
1947年的世界，正处于二次大战后全球秩序的建立和两大势力重组之中。英美正忙于战后欧洲的重建，并与前苏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争夺，冷战的端倪已经出现。在中国，中共和国民党也正打得热火朝天，并且中共已经明显占据了军事上的优势。西藏统治者也察觉到了这种外部变化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威胁，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后退并龟缩成一团，以抵御危险带来的寒意。
这段时期大札摄政和噶厦政府所有的反应，都显得手足无措和不得要领。尽管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西藏赢得独立国家的地位，将有助于抵抗外部特别是来自中国（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威胁，而要取得主权独立，关键在于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但喇嘛们仍天真地沿袭先辈们以外敌制外敌的方法。近千年封闭和不问世事，使他们不知大国们的态度是受自身利益的左右和驱使。同时没有现代外交经验和习惯，缺乏有效的外交方式和手段，在无数次失败的茫然之中，他们无奈地继续在英国与中国之间摇摆，结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收效不大。
1949年夏天，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已处于崩溃边缘，中共的胜利看来指日可待。西藏噶厦政府显然也感到这一点，他们试图采取某些行动，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以比较有利的地位，面对中共这个未知的对手。在七月，噶厦政府以在西藏的中国人中间有中共间谍为由，宣布将国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人员，包括在西藏经商的商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驱逐出境，这就是所谓“驱汉事件”。噶厦政府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防止将来中共将国民政府人员收归己用，或以有国民政府人员为由进入西藏。但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做法也太笨拙。喇嘛们在浪费了太多时间和机会之后，对于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似乎仍然没有太多办法，于是沿用古老的龟缩和关门政策，便自然成为最好的选择。
几个月之后，中共完全击败了国民党，控制了除西藏和台湾之外的整个中国。1950年初中共公开宣布将在本年内进军西藏，这引起了西藏统治者们的一丝恐慌，不过他们中许多人还处在一种天真的自信或幻想之中。当时担任西藏驻昌都总管的噶伦拉鲁•次旺多吉曾宣称：“共产党的军队现在还不会到来……噶厦将会派军队携带现代化武器从拉萨来增援我们……我们决不会让共产党的军队越过金沙江。”这些官员们的自信，一方面来自他们在与中国接壤地区部署有藏军五个代本团共三千五百名正规军士兵，另一方面还在于，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是些什么人和这些人信仰的真实内容。这就应验了中国一句老话：无知者无畏。
战争于1950年秋天爆发，此时西藏噶厦政府已开始了与中共的谈判。西藏军队在昌都前线的指挥官，也由噶伦拉鲁•次旺多吉更换为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此人后来成为中共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在谈判中西藏的代表没有任何决定权，凡事皆要请示拉萨噶厦政府，而那时西藏即使是噶厦政府都缺少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时日拖延使得谈判没有任何进展，失去耐心的中共军队当年十月发起了进攻，而这时噶厦政府却盲目地认为由于冬天来临中共是不会发动进攻的。
中共对西藏的远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军队渡过金沙江，兵分四路包围了部署在昌都地区的西藏军队，并在两周内消灭了西藏军队主力，进至距离拉萨两百多公里的工布江达、边坝和洛隆，同时俘获了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和大批军政官员。这次战役给噶厦政府带来巨大震动，他们开始明白仅仅依靠数千装备落后的士兵，是无法与中共久经战争考验的第十八军近三万士兵进行对抗的。
西藏政局因此发生变动，经过乃均护法神汉（西藏佛教中专职占卜算卦的神职人员）的占卜，年迈昏庸的大札成为替罪羊被迫辞去摄政职务，1950年11月17日，由年仅十六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噶厦政府指派被俘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谈判代表，与中共继续进行谈判，而自己带同年少的达赖喇嘛跑到了距印度（锡金）边境约二十多公里的亚东，随时准备开始像他们先辈那样的习惯性流亡。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中共由于谈判停止了军事行动。在向联合国和英美、印度各国求援失败之后，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和中共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后来称为 的“十七条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共军队有权进驻西藏。
中共军事占领第二阶段，是在没有抵抗情况下向西藏全境进军。中共派驻西藏的政治代表张经武，于7月4日经由印度到达亚东，劝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亚东的噶厦政府和“民众大会”则对此争执不下，最后的解决方式仍然是沿用中世纪的古老方法，即由乃均护法神汉的占卜抽签决定。神汉抽签结果是要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于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便遵从神旨，于1951年8月回到拉萨。1951年10月26日，中共军队进入拉萨，第二年春，在中国内地转世的第十世斑禅喇嘛，在中共军队的护送下回到西藏。至此，喇嘛们对西藏四十年自主统治时期结束，中共开始了对西藏的占领。
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幕，就会发现这次战争实际上是在不对称的基础上进行的。所谓的不对称除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外，重要的是中共在开始之初，就把这次战争定位为是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的解放，使其回到祖国的怀抱，尽管这样的“解放”并无任何合法性，但赋予了明确的道德色彩。当然，这其中是否有新王朝的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要满足自己那种传统帝王“一统天下”或“恢复祖宗基业”历史心理动机？但这样做的结果显然赢得了中国民众的支持，特别是经历了几十年国破家亡体验却又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支持。
另一方面，西藏噶厦政府的官员们清楚，只有抵抗才能保住自身利益，且不至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其他大多数西藏普通民众，并不清楚这场战争目的和意义。在一个没有报纸、电台等公共媒体的社会，西藏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没有国家的概念。没有人告诉他们生活的社会处于何种政治状态，因此不知道战争对他们有何影响。民众对这场战争沉默和漠然，就如同历史上他们对蒙古、满清和英国军队的入侵那样毫无知觉和没有反应，完全交由喇嘛们和噶厦政府摆布处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所发生的中共对西藏的军事征服行动，在后来的历史讨论中引起了众说纷纭的争论，大多数的争论都集中于西藏与中国的历史归属问题上。但事实是：近代的西方主权观念，虽然是十九世纪提出并加以完善，但处于殖民时代不可能得到真正实施，主权的话语是在二战后开始的后殖民时代，才真正深入人心并得到尊重。主权的观念是人类出于理性，自愿约定了一个对现代国家关系处理的规则，它并不能解决那些古老的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问题。
回首历史，前现代所有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冲突，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以财富占有和生存空间扩张为目的，所以国家关系的规则是丛林原则，只是到了一次大战开始后，人们才给战争赋予了道德的含义。直到二战结束，战争才开始以普世价值作为判断基础。而今天人类的判断不是以国家“大小”而是以民主、人权、自由和尊严作为标准。
从1911年至1950年，西藏的喇嘛们独立统治西藏四十年。在此期间，西藏的政教合一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前述诸多事件发生，并通过事件本身对社会产生影响。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人更容易关注事件的表现，而忽略后面隐藏的微妙。
1911年之前，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受外部力量支配，寺院和僧侶集团唯一拥有的力量是被民众认可的自身群体信用，因此能够与外部力量保持平衡，这种相互制衡使整个社会政治体制，能够在一个预定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个体制有如防火墙，可以抵御可能的外来伤害。
在1911年当外部力量消失之后，权力也就没有了制衡的需求，体制的防火墙功能已非必须，喇嘛们对自身群体信用的维护也不再迫切。问题开始出现，政教合一体制权力失去来自外部制约，日益变得专制，治理手段也日趋残酷。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发生的一切，显示了这种变化规律：当达赖喇嘛在世，权力没有肆无忌惮的可能。因为达赖喇嘛是以世间神出现的天然领袖，权力与个体身份不可分离，并无眷恋维持必要。其成年前所受教育，都是权力运行的认知思考，而非权力争夺维持的手段，所以权力虽缺少制约日趋专制，但不会变为独裁。但若达赖喇嘛一旦圆寂，在摄政执掌政权至继位者亲政期间，体制会从专制不知不觉滑向独裁，毕竟对于任何非神者，肯定难以抗拒支配一切的权力诱惑以及由此产生的快感。而独裁则是维持权力的最有效手段。
“热振事件”对西藏后续历史的影响，在于它意味着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开始由专制走向独裁，说明了权力一旦失了制约，必然走向专制，若无神之身份的道德加持，独裁则不可避免。伴随独裁而来的是暴政，维持暴政的酷吏，令喇嘛们的群体信用迅速透支。民意变得薄弱，一如中共入侵，民众由过往对噶厦政府主动合作变为被动顺从。虽说中共入侵改变了体制的演变过程，但也使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从此走上不归之路。（第五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