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1）
西藏被中共统治已七十年，全世界关注西藏问题的目光也主要集中在这段时期。人们激烈讨论关于西藏的问题，世界各地发表了大量有关著作和文章，其中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也有不少偏颇和不着边际的议论。产生这类偏颇叙述的原因，在于全世界包括中国人在内大多数人们，获知的信息基本来自争论双方，即中共和流亡的西藏噶厦政府。只是中共和流亡的噶厦政府站在各自立场发声，这事本来无可厚非。
在西藏问题上具有话语权且颇有影响的，还有各种国际学术机构中的西藏问题研究建制派。长久以来，西藏问题已然成了西方学术界一个收益颇丰的饭碗。机构化和制度化的学术建制派长期垄断这个领域，变成了一个标准化生产的学术制造业。有的通过一套程序化“政治正确”学术理论、一成不变的八股式研究方式。有的左右逢源，迎合当事双方不同利益需要，为换取学术资源的合作，利用手中话语权，使许多对西藏社会普通个体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委婉的叙述下变得模糊甚至不复存在。而人们只能以这些叙述为道德出发点，来判断和评价一切由此产生的邪恶和非正义结果。似乎西藏问题成了除建制派之外禁止他人置喙的禁脔。
中国作家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提到：“我有一位熟人曾去法国念书，研究西藏问题。去法国之前，他在西藏工作了八年。我本以为他会驾轻就熟，没想到最后拿学位时，他的论文被他的法国导师‘枪毙’。原因是论文中谈到了中共时期西藏社会的进步。据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爱中共的人，不会特意到‘自由世界’去唱中共的赞歌，但是只要研究当代西藏，中共的统治是躲不过去的。他对西藏的了解照理说应当比他的导师多，可是他不能不按导师的看法改了论文，才算把学位拿下来。他出国前总是赞美西方的思想言论自由，现在则有所保留了。至少在西藏问题上，他认为西方与中共差不多，都走极端，只不过极端的方向相反罢了。而且他认为西方人也和中国人一样被洗了脑，也只是洗得相反而已。”躲在书斋里的深刻的幼稚和浅薄的傲慢，似乎是今天西方学术制造业的通病。
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如前面所谈，中共军队进入西藏，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革命”无关，“解放”也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幌子。西藏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那种“汉人入侵藏人”的说法总是不得要领。但西藏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主权归属如“祖国统一”之类的政治问题，其本质是中共代表的前现代野蛮与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对抗。
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1951年～1959年宽松区域自治时期，1960年～1978年党化专制时期，1979年～1989改革开放时期，1990年后至今的“奥威尔式”统治时期。每个阶段随国际形势不同、中共领导人更替、国内政策调整以及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强弱等情形而发生相应变化。西藏也自然随着这些变化而发生变化。
中共对西藏统治的第一个时期，是自1951年底中共军队进入西藏到1959年。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太多影响西藏后来走向的事情，因此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这段时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什么中共对西藏的“一国两制”。因为中共后来建立的并非现代民主宪政政治制度，而是前现代的独裁专制制度，它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属于相同性质的旧制度体系。只不过前者有现代名义与形式，后者却完全保留了最古老的形态，这种名义和形式的差异，使得中共从中获取某种道德舆论的优势。但即使如此，两个不同主人的同质制度共处，与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两制”南辕北辙。
产生这种错觉和误解，是因为只看到这一时期中共对西藏喇嘛政权的宽容表象而忽略了内在的原因。中共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刺激了中共对其政权安全的忧虑。加上其意识形态中对西方国家的敌意，那时的中共正忙于让自己的军队抢占西藏与毗邻国家的边境一带，以在军事上尽快建立对国家边防的有效控制。
另外，由于西藏物产贫乏，1952年时农业每亩只产粮食80公斤，每年人均只拥有粮食125公斤。中共军队和其他人员的供给都需要从中国内地运输。所以中共军事布防需要大量道路系统和信息传递系统加以支撑，这些后勤保障系统在一无所有的西藏需要几年才能建立，加之与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对抗牵制了中共力量，使他们要在西藏实行完全控制还显得力不从心。在一切以军事为重点的前提下，他们还无暇和无力控制西藏的其它事务。
并且，中共刚刚开始在他们占领的中国疆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制度，他们没有现成的一套制度可以移植到西藏，并用以取代西藏旧有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内地，中共那些出身农村的官员们，不具备建立一种能够使这个衰弱国家很快富裕并强大的现代制度之能力和意识，他们甚至不能按照俄国模式建立苏维埃制度。因为依据马克思的理论，革命的政权制度只应该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所以这些与工业时代相悖的、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民革命者只能模仿前辈造反者，建立一套换汤不换药的帮会统治制度。而在与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的西藏，这样做的时机还不成熟，为减少麻烦并稳定住整个西藏的局势，沿袭前朝旧制显然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于是，在噶厦政府与中共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中规定：“西藏内部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职权等均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有关西藏的改革事项，由西藏自己进行，采取西藏人民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中央不加强迫。”这种说法现在的人们听来十分熟悉，因为与三十多年后中共与英国签订的《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中的说法异曲同工，而这两个协议的最终结局也完全一样。
第二个原因是毛泽东的个人认知，成为中共这一时期政策的主要导向。在夺取全国政权之时，毛对民族问题的所有认知都来自苏联的列宁主义：即所有不同民族，都会在共产主义社会走向大同，所以只要建成共产主义，民族问题便不复存在。刚走上权力巅峰的毛充满自信地认为，能够短期内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因此在这之前的短暂过渡，实行列宁提出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给予宽松的政策鼓励，使得他们能够逐渐融入正在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