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迷失黄昏（7）
在1947年最终促使热振与大札之间发生流血冲突，并导致热振死亡的导火线，是热振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早在1945年热振就向国民政府要求支持他重新执掌摄政大权。1946年，国民政府将热振选为中国“国民大会”代表，同时邀请他到南京参加该大会，但由于噶厦政府不同意而没有前往。
1947年4月14日，噶厦政府接到驻南京的西藏外交局发来密报，称热振已向国民政府提出紧急请求，要求国民政府提供军队、军事装备和飞机以帮助他推翻大札，作为回报，他提出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此事引起了大札和噶厦政府的极大不安，他们不知道一年前发生的“西藏革命党”事件是否与此有关，而如果该激进组织与热振结为联盟，将对他们构成重大威胁，于是大札和噶厦政府当天即决定逮捕热振并马上派出军队执行。
“热振事件”在今天已成为西藏历史一大话题，不过大多数争论都还是局限在热振和大札“亲汉”或“亲英”的层面上。而这个问题实际并不重要。因为对于热振或大札这些西藏僧侣集团的上层喇嘛来说，中国人和英国人并无任何本质的差别，所有这些外部世界国家，都是世俗化和价值多元化的代表，都会对西藏“政教大业”构成致命威胁。如同历史上与蒙古部落、元帝国、明王朝、满清帝国、中国（包括班禅喇嘛的亲中共）和英国，以至后来的美国及今天的世界各国的关系一样，“亲”谁不“亲”谁，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保证寺院和僧侣集团的利益，是喇嘛们维护自己传统制度的政治策略，但从来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
1947年在西藏发生的这些事件，并不仅只是热振与大札的权力之争，或者如中共所称是帝国主义阴谋之类暧昧的意识形态话语。“热振事件”揭示出，西藏历史上的宗教社会生活，并不像今天外部世界想象得那么神圣和圣洁，尽管许多同情并支持西藏争取自由的人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一问题，但事实是，世俗中的不道德和反人类行为，并不总是能影响喇嘛们对世俗权力和利益的理解。一旦他们进入政权，开始追求和眷念世俗权力带来的利益，人性的缺陷便会显露。由于佛教严密的团体性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僧侣们并不是以一种整体的状态进入世俗的政治，这就必然引起这个集团中上层喇嘛与中下层僧侣在价值认同上的分裂。
公元1911年之前，西藏的政治生活几乎被外部力量支配，上层喇嘛们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中还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他们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整个社会的价值理论体系的控制方面。但在1911年以后，当所有的外部政治力量离开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僧侣集团的上层喇嘛们，开始全面支配西藏的政治生活，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使政教合一政治制度，能具备独立应对西藏基本治理的能力。但制度的过度宗教化和上层喇嘛们对权力控制的无节制和贪得无厌，使得与掌握工具性世俗权力的世俗上层集团之间的社会契约摇摇欲坠，龙厦改革运动意味着僧俗两大集团之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和利益争夺，“西藏革命党”事件更代表了年轻一代藏人中存在的世俗化愿望。
这种争夺必然侵蚀到僧侣集团的内部，使其赖以生存的价值层面产生裂痕。寺院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开始变成二元化，不能进入政治生活的中下层僧侣，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宗教生活中，直接承受广大普通民众对宗教的正义和道德期望，因此与他们生活一直相伴随的，是对宗教的正义性、人道和普世价值的关注，只有他们，才能保持僧侣集团群体信用不被侵蚀。
如果上层喇嘛们对世俗权力和利益的追逐，使“僧侣的宗教”变得虚伪，“百姓的宗教”也就难以维系，大多数中下层僧侣们将因此无法定义自己的身份。这种价值认同的分裂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加上寺院内部小团体（如扎仓）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导致许多中下层僧侣与上层喇嘛和噶厦政府屡屡发生对抗与冲突。
自1912年以来所发生的如哲蚌寺朗色林扎仓与达赖喇嘛对抗事件、班禅出逃事件、林周宗事件，直到色拉寺和热振寺僧侣在热振事件中与噶厦政府的对抗都表明，在这些 事件表面原因之外，还有着深层次的制度结构性原因。“热振事件”对那时的西藏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僧侣集团的群体信用受到削弱，喇嘛们建立的制度宫殿摇摇欲坠的危墙增加了几条巨大裂缝，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裂缝还在不断扩大。直到三年之后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座衰老的宫殿便轰然倒地。（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