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天山（六）一半火焰一半清凉的吐鲁番

吐鲁番是个神奇又令我纠结的地方：惧怕那里的热浪，每次去都想着以后再不来这里当“烤肉”了；过后却又贪恋那份炙热之后的凉爽，而且还着迷那里的历史。为了让孩子们也见识一下什么叫作“热土”，下决心还是再接着去吧！

弟弟是个大忙人，为省时间他安排了旅行团，在大巴车上继续上着班。当时母亲还健在，心情极好地也跟我们一起凑热闹，却坚持要装一大袋西红柿和黄瓜，说比水解渴。无奈之下我只好乖乖背上。

大巴车先把我们带到交河故城，好赶在中午骄阳似火之前参观完：整个景区一丁点儿树荫都没有。母亲那时候很硬朗，大太阳底下走了一圈还兴致勃勃的，反倒是我快被晒蔫了。弟弟一边讲着电话，一边顺手把我背着的西红柿和黄瓜接了过去，扛在自己肩上，他其实已经背着水了。看着他高大的身材，心里欣慰：当年那个瘦小的豆芽菜早已长成顶梁柱了。不过眼前的遗址好像引不起孩子们太多的兴趣：虽然残垣断壁都土得掉渣，毕竟是旷世珍宝，不许乱攀乱爬，他们便噘起嘴。

交河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西约十公里处。最早生活在吐鲁番盆地一带的土著居民是姑师人，信奉图腾崇拜的萨满教、拜火教。姑师国一度被匈奴控制，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汉王廷与匈奴对姑师国展开了长期的反复争夺。西汉最终战赢后，把姑师国分成好几个小国，交河被定为车师前国的都城，汉政府在这设置戊己校尉，后来戊己校尉移至高昌城，但交河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与军事地位，唐代的安西都护府曾一度设在这里，后迁至龟兹（今库车）。现存的交河故城是唐朝重建后的遗址，受惠于吐鲁番得天独厚的干燥，保存相对完整。这些建筑是当初人们站在土丘上，从地面往下挖掘成的窑洞或半窑洞：挖出的空间供人们使用，而四周保留的土便成了生土墙，在这基础上，其余的墙体用木板夹着土夯制而成，在建筑史上很有意义。这一地区的黄土黏结性强，容易成型且牢固，是便利又理想的筑房材料。整个城区布局很有规划，最北端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贯穿南北的一条中心大道把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为民居区、官署区及手工作坊，众多的街巷纵横相连。大道两旁的街墙比较高厚，没有门窗，当年有军事防御之用，但还是没能让交河挡得住战火，终遭废弃。“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其实，年年战骨埋荒外的不仅是汉家。没有烽火，只有琵琶、丝绸、葡萄、美酒的日子是西域平民百姓几千年来的愿望。

另一个故城高昌的命运也是跌宕凄惨。高昌城在今吐鲁番市的东面四十公里，布局形似长安，有九个城门，内有壮观的宫城，最早由汉朝屯田部队建城，后来慢慢取代交河成为这一带的中心。西晋分裂后几经易主，隶属于前凉、北魏、柔然等政权，直到公元460年阚伯周为高昌王，建高昌国，立都高昌城。高昌国的国王由推选制度产生，选出的国王都是汉人，直到麴）氏家族变成世袭，唐玄奘就是在这段时间经过高昌。唐王朝统一西域后，高昌地区改名为西州，唐中晚期时，被吐蕃(今西藏)人占领。之后漠北回鹘人，也就是维吾尔人的祖先，迁到这里，打败吐蕃，攻下了天山一带包括焉耆、龟兹、伊州在内的大片地区，建高昌回鹘，并先后臣属于辽、北宋、西辽。南宋时，在蒙古大军长年攻打之下，繁华气派的高昌城最终在战火中被毁，成为一片瓦砾，元朝在高昌旧址附近重建了一座火州城，也就是现在的吐鲁番市。

火州的名字来源于附近的火焰山。夏季的吐鲁番烈日炎炎，有些沙土地的地表温度能达70摄氏度以上。在这热气腾腾之中，褐色山体上纵横的沟壑看起来像火焰一样，放眼望去，无边的山体及相连的沙地戈壁寸草不生。

山上竖立着一个巨大的温度计，显示着如火的温度，真心希望铁扇公主能挥动她的芭蕉扇，把那个大红柱子扇低一点儿。如果不怕晒，还可以在大太阳下骑骆驼，体验一下取经人的酸甜苦辣。这时候已经不清楚衣服被汗水打湿多少次了，一口气喝光一瓶水都没问题。在停车场等候的大巴车司机隔一阵子就开一会儿空调，以防有人中暑。为了减重，我逼着大家吃掉西红柿、黄瓜，好像还真能降一点温，母亲很是得意。其实在到达火焰山之前，旅游团刚安排过午饭，这下可好，又热又撑，只能小声埋怨。

从光秃秃、火海般的山这面转过一个山头，眼前就变成另一番景象：山谷里郁郁葱葱，像换了人间，在那一刹那，感觉绿树是世间最美的物种，绿洲是地球上最珍贵的土地。旁边的半山腰上，便是令世人称奇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几十多个洞穴散布在河谷西岸的一条断崖上，上层为洞窟，下层为寺院。一进洞窟顿觉清凉无比，洞里洞外两重天，真是潜心作画、研究佛经的好去处，都有点羡慕佛僧的生活了。

这些洞窟最早开凿于5世纪的南北朝，最晚到14世纪的元朝，历经千年的建造史。9世纪中叶的唐朝末年，高昌回鹘人在这里建国后，逐渐从摩尼教或萨满教转信佛祖，并把千佛洞当作王家寺院加以供奉，于是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的壁画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从明朝开始，控制这一带的蒙古东察合台汗国被突厥伊斯兰化，开始以武力迫使当地居民皈依，大批佛教徒向东逃离，沿着之前宋朝时从和田逃走的僧人踩出的血路，共同成就了敦煌的辉煌。在这场宗教大清洗中，千佛洞壁画上人物的眼睛很多被抠去，有些面部也被毁，整个洞窟群连同寺庙从此荒弃。明朝后期，从东察合台汗国分裂出来的叶尔羌汗国吞并了东察合台，控制住这里。清朝初年，信奉藏传佛教的准噶尔部蒙古人灭了叶尔羌占领这一地区，之后满清开始管辖，他们都没有对千佛洞加以利用，任其荒废。到了20世纪初，千佛洞再遭劫难：洞窟里原本保存比较好的壁画有90%被英国、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的探险队从墙上切割下来，分批运走，其中运至德国柏林的那部分非常不幸，二战期间在展览时遭遇空袭，全部被毁。如今的洞窟，满目疮痍，残存的莲座与人物衣裾倒是依旧绮丽精美，洞顶上的壁画有幸躲过大劫，依然鲜艳清晰，仍不失为一座珍贵的文化艺术宝库。

值得一提的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还有摩尼教（明教）的壁画，画有长着翅膀的天使。当佛教在吐鲁番鼎盛的同时，吐鲁番也是世界摩尼教的中心：摩尼教徒在波斯受到正宗拜火教的打压，从巴比伦一路向东，在高昌定居繁衍下来。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美丽乖巧的小昭以及圣火令，指的便是摩尼教。

从出土文物来看，吐鲁番一带有过包括以刻木记物的姑师文在内的25种语言、18种古文字，是波斯文化、希腊文化、中原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几大文化体系的交融点，也是萨满教、拜火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的交汇处。高昌故城里保留着一处景教教堂的遗址，20世纪初，德国人在里面发现了著名的“棕枝主日图”壁画，盗往至德国。另外，吐鲁番还出土了景教的《福音书》《赞美诗》等回鹘文、粟特文的文献、壁画，以及绢画。

在跌宕的文化、宗教浪潮中，有一段历史，或者说一段兄弟般的情谊多年来一直深深打动着我。唐玄奘取经路过高昌国时，佛教被尊为国教，当时的高昌王麴文泰崇信佛祖，对大唐高僧礼遇有加，希望他留在高昌弘扬佛法、以惠国民。但玄奘大师去西天取得真经的信念坚定，不为任何待遇所动。高昌王决定强行留人，大师则以绝食示志，到第四天，大师已经奄奄一息，高昌王只能叹服：“任凭法师西行，但请早进斋食”，于是一个国王、一个佛僧，在佛祖面前结拜为兄弟。为给玄奘继续西行扫平道路，高昌王动用举国之力筹出大量的人、物、马匹及银两，以护高僧下一段的行程，于是从长安一路孤零零的玄奘有了一队豪华的人马，后来这些随从中的大半人员，不是在翻越伊犁昭苏的凌山夏塔古道时遇险身亡，就是在取经途中惨遭盗贼杀害。为了确保玄奘万无一失，高昌王给沿途诸多国王备有通关的厚礼，甚至在给当时势力范围巨大的西突厥可汗的信中，不惜称自己为突厥可汗的奴仆，长兄如父般地乞求可汗关照自己的兄弟。玄奘感激涕零，大动凡夫俗子之情，与国王洒泪而别。那封信最终换得了玄奘的性命，虽然财物尽失。

我一直怀疑，本来热衷于跟大唐皇帝攀亲戚的高昌王后来听命于西突厥可汗、反水对抗唐王朝，虽然是因为惧怕强大的西突厥势力，不过，是否也跟玄奘有关呢？毕竟可汗曾卖他一个面子，而且他的义弟仍在取经途中，迟早还得经过西突厥的地盘。没有史书提到过这一点，但按照新疆人的义气，这是很有可能的。在吐鲁番一带，高昌王的子民，包括最早的土著车师人、羌人及陆续迁来的突厥人、契丹人、蒙古人等其他族群，先后融入从漠北南下的回鹘人中，最终汇聚成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人。

号称火炉的吐鲁番，在太阳暴晒下，好似令人喘不过气的大烤箱，从早上就开始挥汗如雨，所以这里的人们在夏天享有四、五个小时的午休，大白天都躲在家里。当地传统的房屋是土坯建成的，墙体很厚，能挡住酷热的太阳，再加上空气干燥，一进屋就觉得舒服，用不着空调。但那些现代化的建筑就没这样的优势了。

旅行团导游把我们带到了维吾尔族老乡家里参观，典型的民居，房顶上是晾葡萄干的晾房，其实就是用土块儿镂空搭起、四面通风的阁楼。

在院子里的葡萄藤架下，葡萄还没熟，老乡热情地招待我们吃西瓜，甘甜、凉爽立刻沁人心脾。长条桌上还摆着一排各个品种的葡萄干，价格不一，最贵的那种比市面上能见到的高出好几倍。我没犹豫，直接就要了这种，只因为老乡的祖先是高昌王的子民，但付账时却被干弟抢了先：新疆人啊，千年前就这样有情有义，千年后还是如此。那是我吃过的最上乘的葡萄干，连不清楚价格的女儿都这样鉴定，一定是选料讲究、加工精细，物有所值。

吐鲁番除了葡萄、西瓜，还有名声响亮的哈密瓜。熟透的哈密瓜浓香甜软，吃起来像蜜一般，能甜到蜇人的舌头。这种甜瓜虽然叫作哈密瓜，最早的产地却是隶属于吐鲁番的鄯善县，只因当年是哈密王玉素普朝贡给大清皇帝而得名，所以人称“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瓜，库尔勒的香梨没有渣”。不过哈密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很想去看看哈密王府，最好还能赶上一场《木卡姆》表演。

除了隔热的土坯房与瓜果，吐鲁番还有一个清凉的宝贝——坎儿井。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起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建造也实属不易。吐鲁番盆地虽然极少降水，但周围高山上有大量的积雪融水，形成了丰富的地下潜流水，于是人们利用从高往低的地势，通过人工开凿的地下渠道把水引到田间的地面，自流灌溉，不需要额外动力。长长的地下暗渠全靠人力在黑暗中摸索着挖成，建在地下是为了防止水分蒸发，并保护水源免受污染。在人家附近，每隔一段暗渠就搭一个取水口，有墙有顶，能挡太阳。外面热得像火烤，一进坎儿井就感到凉意，令人赞叹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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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儿井在《史记》中就有记载，技术应该是从波斯传入的，现存的井大部分是清朝时期打造：林则徐在去伊犁途中看到坎儿井，十分惊讶，明白其功能原理后大力推广。后来随着左宗棠平定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清政府再次大兴挖井，以利农垦。我原以为只有丝绸之路上的新疆、伊朗、阿富汗有坎儿井，后来得知埃及也有，不清楚波斯跟埃及这两个文明古国到底谁传了谁。干旱地区的人民在敬拜各种神灵的同时，也上下求索着生存之道。

苏公塔是吐鲁番的地标建筑。清朝时期，维吾尔领袖额敏和卓在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中护国有功，被雍正、乾隆皇帝分别封为辅国公、镇国公与额敏郡王。晚年，额敏郡王为了庆寿、报答真主安拉的天恩，与其子建造了这座额敏塔，并以此表达对清朝中央政权的忠诚。古塔连同旁边的礼拜殿耗资七千两白银，是维吾尔建筑大师依不拉欣的杰作。高高的砖塔，塔身浑圆，自底到顶清一色的土坯色，但绝不单调：大师别具匠心的设计，除最底部是平面墙壁外，上面用一块块土砖砌成了一层层的四方连续图案，有网格、十字格、波纹等等，宽窄不一，中间还夹了一层两方连续的团花，整个设计富有变化、精妙绝伦，堪称经典。这种连续的几何图案在伊斯兰教义中代表着生生不息、循环不断，塔顶上的新月代表了新生与希望。在蓝天之下，苏公塔显得古朴、庄重，寄托着维吾尔人的信仰。

二百多年前的苏公塔，材料选用的是当地的土坯，如同两千年前的交河与高昌城、一千年前的千佛洞，直至流传至今的传统民居，从未改变。从西汉设立戊己校尉起，千百年来，无论火热与清凉，吐鲁番的百姓世代亲汉，不管统治他们的是哪一个族裔、哪一个政权，也不管他们信奉的是萨满教、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还是伊斯兰教。

2021年2月27日

【配乐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