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不要暴力但也不怕暴力
走资派篡权后纵容和圈养的特色党的党校内某些砖家叫兽们, 用心险恶抹黑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战士们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军时是"大刀长枪乱舞，火光燃起，扭打厮杀。中共嗜好暴力血光，以恐怖维持统治，........", 是在抹黑、诋毁、造谣和诽谤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战士。作为"党校的砖家叫兽"不知道这段真实的历史吗?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的领头人, 是得到中国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的, 从建党的几十个人到新中国的建立的实践所证明的。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事实经历和存在过的。而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是地主资本家少数人利益的, 失败后逃亡至几个中国的海岛上去了,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基于这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 在红军年代的国军是武器装备精良. 国民党的军队兵员大于红军几十倍的武装集团, 是蒋介石国民党军在围剿追杀约有八万左右的红军。一方是机枪大炮, 一方是大刀长枪, 是机枪大炮的强暴力在围剿追杀只有大刀长枪的红军, 红军不反抗必定全军灭亡, 反抗了最后剩下一万多红军。从这个故事中是谁在用暴力? 是谁嗜好暴力血光? 是谁恐怖维持统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和应对，给我们最大的启迪，就是毛泽东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毛泽东对待和平与战争的基本态度有三条：第一，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第二，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不惧怕战争；第三，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首先，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
这既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29页。）
毛泽东不光是这样说的，实践中也是坚持这样做的。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高举和平的旗帜，与好战的美国作斗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6页。）
同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有一段对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和平意愿。毛泽东说：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
艾德礼问毛泽东：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71、272页。）60年代，毛泽东还多次对外宾说过：“谁说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赞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47页。）
针对帝国主义污蔑中国是“好战分子”的言论，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和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5、366页。）
其次，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不惧怕战争。和平是良好的愿望，但能否实现和平，并不决定于这种良好的愿望，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这个道理，毛泽东多次阐述过。他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10页。）
他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说：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21、522页。）
既然世界上还存在战争，我们就得正确应对。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63页。）“它（帝国主义）要打，你有什么办法？只有打。怕打仗解决不了问题，不怕打仗也许好一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0页。）
1959年3月，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访问中国。杜波伊斯问毛泽东：“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毛泽东回答：“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毛泽东还告诉杜波伊斯：“我并不要打仗，是帝国主义要打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32页。）
1963年，毛泽东还告诉外宾：“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83页。）
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有强烈的底线思维意识。他从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仗，考虑问题总是从出现最坏情况设想，作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争取最好的前途和结果；他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点，在他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和应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特别是战争的危险大于和平时，毛泽东的应对是：“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98页。）这样，也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2页。）毛泽东这段话总结的是规律。
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约尼查时说：“别人打我们，我们就要打，就是要有准备。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4页。）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
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58—259页。）“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毛泽东的底线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