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的贪污腐败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是贪污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军顾问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艾奇逊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国民党官员把“接收”变成“劫收”的同时，它也“劫”掉了民心。蒋介石在“下野”后，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蒋介石的这段话说明了抗战后“接收”的行为说明了国民党本性。
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中由于军官腐败，克扣军饷，国民党士兵生活极为凄惨。“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但物价猛涨，他们又贪污，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而是进了将军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这样就进一步抬高了物价。”军队的军需也发放不及时，经常是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这样回忆道：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
“再就是有所谓的‘纸上兵’。一个师本应有一万人，中央政府按这数字付饷给指挥官，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于是他将多余的钱装进了腰包。“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汤恩伯)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与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至少我认为如此。“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这是汤恩伯作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只是冰山之一角，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汤将军告诉我(吴国桢)，他的部队缺少汽油，所以我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他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长向我报告说，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大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整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就不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了。
国民党行政机关内的腐败也非常严重。官员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而收敛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试图通过聚敛财富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码。因此，“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当官的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杨洪绩回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情况：“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员，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的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机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当时，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人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腐败如此严重，可谓触目惊心。但蒋介石得到了大资本家们的支持，开始清党运动，对共产党下手。据统计，仅江浙财团就在412前后给蒋介石提供了超过7000万元的资金支持。那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可不是说说而已。412大屠杀对国民党普通党员被屠了近40万人，共产党员被屠了5万。大批基层国民党被当做共产党被逮捕。还有大量的共产党的支持者们。那些地主资本家乡绅们看哪个国民党党员或民众不爽，就诬告他们是共产党，无需审判直接逮捕，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从此之后，国民党党内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共识：谁为基层老百姓说话，谁就是共产党；谁不贪钱，谁就是共产党。你不贪污或者你反贪，你就是国民党内部大部分人的敌人，他们就会给你扣上共产党的帽子。蒋经国反贪都被人告状说他是共产党作风，要不是他的后台实在硬的没边，早被当做真共产党抓起来了。几人有蒋经国这样的后台背景？
蒋介石国民党官场的真实写照：“缺乏领导能力又无真实信仰，对于下级早已失去领导作用；对县党部负责人之委派，多以是否拥护其个人，是否自己亲近为标准，不以是否有领导全县之能力与信仰为标准。甚或对于有能力有信仰之县党部书记长加以嫉视，无故撤换。对于转发下级党之经费，多不按时转发，或藉此以谋私利，或供其个人挥霍之需。”贪污是国民政府吏治腐败最明显的见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政府内的贪污腐化现象就十分猖獗，据1939年军统重庆特区报告，他们秘密查获的贪污不法人员包括交通部部长张嘉、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抗战中后期，各级权力机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从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员到地方的保甲长，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行为。当时重庆等城市大小官员吃喝成风，“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公布出来的大案也不少如“黄金提价泄密案”。“高秉坊案”。“朱羲农案”等。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地处理了少数有关人员，大部分责任者都被层层庇护，逍遥法外。
制度建设欠缺，行政效率低下，各级机关人浮于事是蒋介石国民党腐败的另一表现。蒋一人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中央设计局总裁等多项重要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被破坏。蒋的统治基础、知识背景和性格修养能否达到“开明专制”的要求，仅就其政治能力言，就让人怀疑。基层官吏乘机大肆营私舞弊、欺压乡民。向百姓的需索是无底线的，基层官员苛剥百姓向人民要钱。权势阶层可以凭借权力牟取暴利、挥霍享受、欺压百姓，而普通百姓的权利却难以保障。普通百姓遭受权力机关及权贵、军警欺压、凌辱、讹诈、殴打、杀害的事件时有所闻，人民财产被强行征用、非法没收甚至被权贵占为己有的现象也多有发生。重庆发生特务公然枪杀工人胡世合的恶性案件，引起工人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