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海鸥
辛夷楣
她经历了“文革”的风雨，考入北大哲学系念研究生，中年赴澳留学，克服疾病及生活重压，写出一篇篇感人的文字，画出一幅幅生动的连环画
在中国时，我从来没见过海鸥，想象中，这是大海之滨极为美丽极为浪漫的鸟。中年以后，来到澳洲，在海滩、在码头，在公园，到处看见雪白的胖胖的海鸥。它们那么洁白，那么灵巧，那么活泼，那么可亲，那么自由自在。看到它们自信地漫步、觅食、翻飞，我往往就想起了我的小学同学刘海鸥。她的爸爸刘遼逸是中国著名的俄文翻译，给她的姐姐取名海燕，给她取名海鸥。高尔基有篇著名的散文《海燕》。契诃夫最著名的话剧就叫《海鸥》。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名字。
小学情深
1953年，我和海鸥认识之时，我俩都上小学一年级。我们的培元小学是北京东城的好学校之一，师资水平高，同学也很有教养。海鸥是班里有名的小胖墩，胖得圆圆滚滚结结实实。中国人大多喜欢女孩子秀气。海鸥长得不秀气，但是一双眼睛又大又黑，长睫毛忽闪忽闪，特别有神。她性格活泼开朗体格健康强壮，和女生、男生都玩得来。
大概，四、五年级之时，我俩坐同桌。她不喜欢受纪律约束，上课不爱听讲，经常画小人。那时，我们不过十岁多一点儿，可是她的笔法已相当熟练。我特别喜欢她画的穿百褶裙的大美人和拄拐杖的老太太，那叫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与《红楼梦》小人书相去不远，我不觉心生佩服。老师一发现她画小人，就说她，但是老师一转身，她又低头画上了。她年年的操行评语总离不开“自由散漫”几个字。
我俩真正要好起来，大概是小学五年级之时。我俩都爱看书，看长篇小说。两人一谈起书来，就没完没了。那时，我妈妈调到北京人艺，我家搬到灯市东口史家胡同56号的人艺大院。我下了学，先要顺着王府大街往南，到竹竿巷西口第二幼儿园接我小弟。顺路的几个同学总是和我一起走。海鸥家住隆福寺，应该往北走。她为了和我们聊天，却特意和我们一起走，一起去接我的小弟。到了第二幼儿园门口，小弟看见我们这一大帮人，立刻就欢蹦乱跳跑了过来。
五十多年之后，海鸥充满深情地回忆这段往事，她写道：“小弟弟活泼可爱，戴着小海军帽，一手拉着姐姐，一手拉着我，高兴得象出笼的小鸟。我最爱摸他的头发，软软的滑滑的，边缘被小海军帽压出一圈印子，圈子以外的头发翘翘的，可爱极了。”
我们这一大帮人且走且聊，好不快活。到了竹竿巷东口，大家就该分手各奔东西了。海鸥就要往北走一大圈，才能回家。有时，她就索性跟我和小弟一起去我家，玩一会儿，然后再回家。56号大院可不是一般的好玩。我家门口就是排演厅，一年四季都在排戏。风度翩翩的人艺男女演员在大院里穿梭来去。
我们的培元小学就在人艺的首都剧场旁边。剧场外面有一长溜儿放置剧照的玻璃橱窗。我们放了学，有时就到这溜儿橱窗前指指点点地欣赏剧照。我被人艺迷倒，忍不住对海鸥她们没完没了地谈人艺。到了六年级，海鸥和另一位同学终于被我煽惑起来了，我们决定在班上成立话剧组，排戏演戏。
结果，班上的同学热烈响应，我当选组长，她们两位是副组长。我们自己编写剧本，也从少年读物上找到一些剧本。戏排好了，班主任老师就安排我们在星期六的班会上给全班演出，后来还排了多幕剧《大灰狼》，在全校的欢送会上演出。海鸥写了一个反映工厂搞技术革新的剧本，我们选她演主角。她费尽周折，去向老师商借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作道具。在台上，她一反平日的嘻嘻哈哈竟俨然一个成熟的工厂女工。
话剧组的风风雨雨加深了我们三人的友谊。小学六年级的六一儿童节，我们三人一起去照像馆合影。照片上，我们三个小姑娘微笑着，海鸥笑得特别开心。那天，合完影，我们觉得还应该立下誓言，于是到那位同学家里“三结义”，写下了誓词：“我们永远成为好朋友，永不变心，时刻准备着为建设祖国而奋斗终生。”誓词一式三份，海鸥在上面仔细地画了星星火炬，染上了红色与黄色。
风雨同舟
我们稚嫩的愿望很快就在社会风暴中受到严峻的考验。就在我们“三结义”前的1958年5月，我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并且被送到劳改农场。我本能地决定瞒住小学同学们，只悄悄告诉了海鸥她们俩。
“右派”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1959年初秋，我们升入中学。学校里天天讲阶级路线，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对这件事特别敏感。同学们希望我与父亲划清界限，我知道她们是为我好，但是我在感情上无法把父亲推到敌人那边，我也真的不认为他反党。当然，这些想法是不能说出来的。我自觉地与一些同学疏远了。我不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咯琉斯，他有怕伤害的脚后跟，可我有软肋。但是海鸥，她从不提要我与父亲划清界限的事，我不必对她设防。我在她长睫毛的大眼睛里看到同情，看到理解，看到宽容。我始终没有对她提及我的软肋，但是，这是我们的友谊在小学毕业后得以延续的一个原因。
我们都考入了灯市口的北京女十二中，可是不同班。后来，我们在各自的班上有了要好的同学，但是我们的友情依然浓郁。海鸥常在课间休息时来找我。我们班同学一看见她来，就开玩笑说：“你快去吧，你看海鸥又来找你交流读书和写作心得了。”那时，海鸥以作文优秀闻名。
我们象两块小海绵，如饥似渴地阅读，又反反覆覆地谈论。我们都喜欢托尔斯泰，喜欢《战争与和平》，大概十三岁的主角娜达莎更贴近我们的年龄。
我俩还爱唱歌，我们打开袖珍本的《外国民歌200首》，一页一页地往下唱。海鸥嗓音洪亮，中气足，识谱能力又强，不管什么歌，一看就会。我就跟着她唱，我经常出错，她经常笑我。有时，两人笑得喘不上气来。
放了学，我们常在灯市口一带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走一边唱。我大弟放学，回家说，我看见二姐和海鸥了；我姐放学，回家说，我看见老二和海鸥了；我妈下班了，回家说，看见小二和海鸥在灯市口神聊呢！往往是，全家人都回来了，直等到天色黑透，我才很不好意思地进家了。
女十二中的图书馆很好，但是海鸥家的文学书更多更新。我无数次地踏进崔府夹道的那个小院。她的爸爸妈妈下班晚，不常碰见，但是我跟她的姐姐妹妹，甚至她家阿姨都混得很熟。
海鸥妈妈端庄秀丽，一双水灵灵的杏核眼，高高的颧骨，直直的鼻子，一位典型的南方美人。海鸥的眼睛就象她妈妈，当然也不全象。她妈妈在全国妇联工作。她住的北房套间，书柜里摆着许多好玩的工艺品。我每次去都要在柜子前站着看半天。她妈妈很会种花，书桌上的水仙总是开得生机勃勃。
海鸥爸爸刘遼逸是鼎鼎大名的俄文翻译。那时，他与谢素台刚刚译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五十年代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所以中译本被广为宣传，发行量很大。知识分子几乎人人必读。海鸥爸爸被请到工厂矿山四处演讲。我的爸爸妈妈都读了这本书，交口称赞海鸥爸爸的翻译文笔优美。我上初一时，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从海鸥家借回来。那时，我已读过不少苏联小说。我被小说的情节与人物深深吸引，也惊叹译文的清丽雋永。海鸥爸爸翻译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我也很喜欢。
大概在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决定让海鸥爸爸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们看过的译本是董秋斯从英文翻过来的，现在当然有必要从俄文原文再翻一遍。有幸翻译世界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海鸥爸爸激动不已。海燕告诉我，他爸爸站在屋里感叹：“伟大呀，伟大！”海燕跟他开玩笑：“爸爸，你是说托尔斯泰伟大，还是说你自己伟大？”不过，无论如何，翻译这部巨著绝对是一桩伟业。
虽然，海鸥爸爸这么有名这么了不起，但他一点儿也不倨傲。我妈妈在西南联大的老同学、美学家吕荧翻译了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他是海鸥爸爸的同事，与海鸥爸爸很熟。他常常说，刘遼逸谦虚、谨慎、宽厚、有涵养，是翻译界有名的大好人。海鸥爸爸对我们小孩子特别和蔼。他爱种树，他们家的果树、葡萄，都是他种的。
海鸥爸爸住在院里的西屋，那是他的书房与卧室，我们小同学是从来不进去的。北房里有几个大书柜，那是海鸥姐妹的乐园，也成了我的文学宝库。我真的不记得我到底从海鸥家借过多少书了，印象特别深的是一部两卷本的《俄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文笔生动，从普希金讲到契诃夫，使我对二百多年的俄罗斯文学有了提纲挈领的认识。我利用暑假，做了详细的笔记。
海鸥到我家，第一次碰见我妈妈，我妈妈就说：“海鸥，你和你姑姑长得一模一样！”妈妈所说的海鸥的姑姑刘长兰，是她爸爸的堂妹，但是，从小被她爷爷过继为女，与她爸爸一起长大。
妈妈和刘长兰是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参加群社，搞进步的抗日宣传，十分要好。妈妈说，刘长兰勇敢，有见识，遭三青团嫉恨，在进步同学中威信很高。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刘长兰上了黑名单，地下党让她赶紧转移。妈妈与另一位同学把她送走。刘长兰送给妈妈一块手表留作纪念。
妈妈后来听说，刘长兰到了乡下，还是被国民党特务抓到了。审判官恰好认得刘长兰的亲生父亲与养父（即海鸥的爷爷），费尽周折，最后把她放了。海鸥爷爷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国民党里很有地位。抗战胜利后，刘长兰与丈夫去台湾工作，后来就一直在台湾，与妈妈完全断了联系。
知道了我妈妈是刘长兰的好朋友之后，有一天，海鸥爸爸来我家看我妈妈。他们是要好好聊一聊刘长兰。他俩一口一个“长兰”地回忆着往事。海鸥爸爸听妈妈讲了许多长兰在联大与三青团斗争的故事。妈妈从海鸥爸爸口中得知了她去台湾工作的详情。他们似乎都感到一点宽慰，然而，他们与长兰再次重逢却是在三十年之后。
我们考高中时，海鸥说，她想住校。结果，她如愿以偿，考入北大附中。没想到的是，一、两个月后，我收到海鸥的一封长信。她说，上北大附中是个错误，老师不如女十二中，且管束严厉，上课管，下课在宿舍还管，让人无法忍受。学校食堂很脏，馒头上爬满了大苍蝇。她求我给她办转学，她要回女十二中。我去办公室求老师。老师却说，我们根本不办这种手续，你考上哪儿，就得上哪儿，怎么可以转来转去？学生的权利这么少，我无计可施。我知道生性自由的海鸥在北大附中不会愉快。
高三时，我休学了。1965年，海鸥考大学，竟然落榜，我非常惊讶。她不但聪明，而且考试状态一向特别好，怎么可能考不上？很久之后，我们才明白，是因为她爷爷在台湾。那时，出身不好的学生档案另放，很难考上大学。因为分数高，她被挑选到北京师院附中接受教师培训。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师院附中红卫兵对海鸥这样的年轻实习老师也不放过，竟然辱骂、推搡，进而拳打脚踢。
1968年夏天，我准备赴山西插队，我去她工作的永丰中学向她辞行。永丰中学在颐和园后面，要坐郊区公共汽车，还要走十几里地。海鸥在这农村中学教书，很不容易。她不但要教书，当班主任带学生，还经常要做繁重的农活。学校正在清理阶级队伍，一会儿揪出一位老师，搞得人人自危。
海鸥见了我，欢喜异常。她白天工作繁忙，我特意下午到，趁傍晚可以和她说说话。她拿了饭盒到食堂打饭，我俩坐在院子里，一边吃一边聊。半夜时分，海鸥突然胃疼，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她说，近来常常胃疼。我坚持她第二天一定要去看医生。
第二天清早，我陪她去请假看病，幸运地得到批准。我们在大路上截了一辆拉菜的马车。坐在一摇一晃颠颠簸簸的大车上，海鸥的胃居然不疼了。友情象阳光温暖着我们，我俩唧唧嘎嘎地聊天说笑。文革虽然风云险恶，但是我们心心相印，风雨同舟。
1976年10月， “四人帮”倒台了，疯狂的文革总算结束了。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但是只招老六届中学生，海鸥不在其中，不能报考。1978年初，首次招收研究生。一天，海鸥的丈夫老宋拿回一张报纸，上面有招收研究生的简章。老宋说：“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海鸥不屑一顾：“笑话，我连大学都没上过，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老宋却说：“就当玩嘛，考不上对你一点损失也没有。”
海鸥动心了。她很想换个离家近一点儿的学校，考研究生倒是一条途径。她想考中文系，但是，那些必读书，几乎都没读过。历史系也不行，法律系更没门儿。只有哲学系的必读书《矛盾论》、《实践论》，十年动乱真不知读了多少遍了。但是，除了两论，还要读马恩列斯毛的一系列哲学著作，要读世界工运史共运史联共党史，还要考数学和英语。怎么办？读呗！
海鸥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日夜兼程地读完了书单上要求的马恩列斯毛经典，记住了世界工运史共运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做完了高中三年的数学题，背下一本英语语法。她的体重减少了二十斤，俨然一个窈窕淑女了。随后，这位窈窕淑女一举中的，考上了北大哲学系，成为一名研究生。当时我插队回来，正在北京焦化厂倒班，听到消息真是欢喜若狂。看，我的朋友多么争气！
相会悉尼
1987年初，我准备到澳洲留学，拿到签证，我去海鸥家向她告别。她研究生毕业后，先在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来又在中央戏剧学院教哲学，家住海淀区。因为路途遥远，也因为各自的生活紧张繁忙，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但是，我知道她妈妈还住崔府夹道。
周末，海鸥穿着一件蓝色碎花棉袄来找我。她一坐下，就说：“我也要去澳洲！”我被她说愣了。那时，她已经有一儿一女，而且在戏剧学院教书得心应手，深受学生爱戴。她见我不接茬，就接着说：“我小时候的愿望是走遍全中国，现在中国差不多走遍了，我想到外面去看世界……”
她的大眼睛里闪着炽热的光。我知道阻止不了，就说：“我英语不好，是去读语言中心，英语进步了，我想读研究生。你都北大硕士毕业了，应该去读博士。可是我英语不好，不能帮你联系，你自己想法儿联系吧。”
实际上，一离开我家，海鸥的全部身心就调动起来，四面八方联系出国。几个月前，她曾参加过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讲座，讲学者都是国外来的专家学者。她提笔给几位学者发了申请信。
没想到，不久之后，海鸥真的收到了一封悉尼麦觉里(Macquarie)大学语言学院某教授的回信。信中不但同意收她作博士研究生，还让她寄一份简历与几封推荐信，说准备帮她申请奖学金。后来，这位先生曾说起，他的信多得看不过来，一般都是秘书处理。海鸥的字写得漂亮，他被信封上的字吸引，随手拆开了信。看来，这一回，是海鸥的字帮了她大忙。
几个月后，一切齐备，台湾的刘长兰姑姑寄来了美元，香港的伯伯提供了经济担保，麦觉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也拿到了。1988年6月，海鸥告别老宋与孩子们，只身飞到陌生的澳洲大陆。那时，我在墨尔本的一间私校上学。她在悉尼没有一个熟人。第二年，我到悉尼大学念研究生，我们才终于重聚。
那是我们一生最困难的时光。澳洲学费和生活费昂贵。中国大陆还穷。我们借债出来，整日为挣钱累得腰酸背疼。海鸥比我们都强，有奖学金，但是她要接丈夫老宋和儿女来澳，必须得打工攒钱。我们的英语不好，只能拼体力。海鸥在工厂当工人，在人家做家务，找到什么活就干什么，辛苦备尝。幸亏，她性格坚强，吃苦耐劳。
当我们望眼欲穿盼望家人来澳团聚之际，却传来消息：因为中国的政局，澳洲大使馆停止发放所有中国人的赴澳签证了。我们酝酿再三，决定按澳洲方式，给政府有关部门写信。英文信是海鸥起草的，请悉尼大学的一位教授做了少许修改。然后，我们又在悉尼的几个大学征集签名。真没想到，信发出后不太久，竟然陆续收到总理府、外交部、教育部和移民部的回信，告知我们，将先处理积压的学生签证，估计在1990年初，开始处理陪读签证。
澳洲政府说话算话，1990年初，陪读家属陆续抵达，海鸥终于在悉尼机场迎来了老宋和一对儿女。老宋长得文质彬彬，在国内是大学教师，但是，到了这里，英语不好，就只能在工厂打工。海鸥把孩子们送进了学校，又听我的意见，把她自己的工厂工让给老宋。老宋比较安心了，孩子们也适应了学校生活，四口之家总算安定下来。看着海鸥满脸疲惫，我心想，这下她该腾出些精力，读书写论文了。
手术前后
真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有一天，海鸥打来电话，说她的左耳听力很差，正在做一系列检查。又过些时，她告诉我，医生说是左耳神经部位长了瘤子，三个月后做手术。我十分心焦，只得故作镇静，让她先不要慌，耐心等待。
脑瘤手术事关重大。我想让她早点动手术，就去找一位认识的医生，问他能不能走后门提前？这位医生却说，澳洲不兴走后门，医院会根据病情，安排手术时间。可这三个月时间，太折磨人了，有多少担心，多少忧愁啊！
海鸥不甘心在三个月的等待中把意志消磨殆尽，她要做些事激励自己，她决定学开车。她想，我的病一定会治好，我要学会开车，将来还要周游澳洲呢！教车的朋友被她的精神感动，特别上心。那天，她一拿到执照，就给我来了电话。我很激动，象当初听到她考上北大研究生那么激动。
海鸥做完手术，她的丈夫、孩子与我们这些亲近朋友被带到她的床前。她满头绷带，满身胶管，脸色煞白，真把我们吓坏了。我们谁都不说话，一齐愣愣地盯着她。我当时想，她是到上帝那里转了一圈儿，才回到我们这里的。以后的几天，我从报社下了班，就直奔医院，给她带去当天的报纸、当天的新闻与欢快的笑声。
医生说，瘤子太深了，与主动脉粘连，不可能割净，只能等将来长大了，再开刀。瘤子什么时候长大？人的脑袋能经得住几次手术？这个问题成了困扰海鸥、老宋和我们这些朋友的心病。我的一位朋友介绍我去学气功。我对朋友说：“我学不学都无所谓，但是，我一定要带海鸥去学。”我当时真的觉得，假如海鸥的生命萎缩了，我的生命也暗淡了。
病后的海鸥，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在生死边缘走了一圈，她愈发觉得人生可爱可贵。过去的四十多年，她为共产主义事业活，为家庭活；她学哲学、教哲学、写哲学论文。现在，她要按自己的意愿活，要向澳洲人一样享受生活，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她对我说：“我决定不继续念研究生了。我一点都不喜欢哲学，当初是为了考研究生不得不选哲学。导师说，我的论文还要修改，我估计还要花一年时间。我不想勉强自己，再把时间花在我不喜欢的事情上了。”
写作生涯
自小学时代起，海鸥曾向往当个作家。但是，真正走上写作之路，却是在这次大手术之后，在她决定做自己喜欢的事，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之后。1994年的一天，她在《大世界》杂志上，看到“我和老板”的征文启示。她连看几期应征文章，心想我要是把自己的打工生活写出来，也不会比这些文章差。这么一想，一篇文章的腹稿就出来了。她给自己起了笔名“逸儿”。《大世界》是在澳中国留学生办的一份月刊，很受欢迎。
几天之后，海鸥接到电话，一位男子找“逸儿”。她早把临时现起的笔名给忘了，就说打错了。没想到，电话铃又响了，对方急急地说：“我是《大世界》的编辑武力，我们收到你的稿子，写得非常好，我们马上发……”海鸥受到鼓励，顿觉心花怒放，决定再写点什么。
一天，她看到英文版《读者文摘》里有一篇纪实小说，叫《静静的病房》，是一位妇女的自述。放下书，海鸥想，我能不能写写我的病和手术呢？这个想法，在她的脑子里转了几个星期，手术前后的事情和人物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越来越清晰。她坐下来，写了一个月，一篇三万字的文章写成了。
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题目也没有定，就拿给武力征求意见。武力把她请到编辑部，对她说：“你的文章，我是一口气读完的，非常动人，有的地方我还留下眼泪。这篇文章给我们吧，我们下期就发。”海鸥连忙摇手：“不行，不行，我根本没打算发……”武力不由分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求求你了，发吧？”武力又给文章定名《手术》。
《手术》在《大世界》刊登后，海鸥把它寄回国内，给父母看。那时，她已经把生病的事告诉了家里。八十多岁的父亲非常欣赏此文，亲自把它送到《当代》杂志社。赫赫有名的《当代》也立即拍板，决定登载。
《手术》的成功，极大地调动了海鸥的文思。那时，我担任编辑的《东华时报》，开辟了有稿费的《移民沙龙》版，专门登载澳洲本地作者的散文、小说、诗歌。该版由我负责，我于是多方联系，督催稿件。海鸥拿来的《中部风情》大气磅礴，抒写了澳洲中部的风景与人情，反映很好。
我紧催不舍，海鸥连连出手。《圣诞节的礼物》描写澳洲老人院的悲欢，情节生动，感情真挚。《破车记》幽默风趣地描述了她家先后几辆破车的遭遇，道出了留学生与新移民的辛酸。《昨夜星辰》记述了她的老父老母的晚年，感情深沉浓郁，令人扼腕。她的小说《希望来世》、《假如灵魂可以哭泣》，真实感人，深受读者欢迎。
1998年，海鸥与千波、施国英、林达、毕熙燕等九位女作者联袂出版小说集。她们为书取名《悉尼没有爱情》，九女出书一时成为澳洲文坛的盛事。2000年，海鸥又以凌之的笔名与毕熙燕联手，在中国出版了《桥上的世界——走进澳大利亚》。这个集子包括了两位女作者九十年代的所有重要作品，生动扎实地描述了新移民的生活与心路，是澳洲华文文学的力作之一。
无论是《悉尼没有爱情》还是《桥上的世界》中的文章，大多都是发表在《东华时报》的《移民沙龙》版上的。可以想象，当时的《东华时报》云集了一个相当活跃的作者队伍。而这个欣欣向荣的文学平台，对海鸥的写作肯定是有助益的。
那几年，海鸥经常到编辑部来找我。她总说，想写什么，但还没想好怎么写，我就给她出主意。她写东西深思熟虑，拿来的稿件，一般比较成熟，但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我就直言相告，让她拿回去修改。其他的作者，知道我俩关系非同一般。但是我铁面无私，一视同仁，从来没有给海鸥开过后门。
九十年代，是海鸥的写作生涯奠基的时代。写作几乎成为她生活的第一要义。1995年，她的脑瘤复发，她做了放射治疗，结果十分理想。她一点都没有把自己当病人，仍然坚持写作。她的大部分力作是在脑瘤复发后，写出来的。
2001年6月，我担任月刊《朋友》杂志主编。我们举办了一个抒写友情的征文比赛。海鸥饱含感情地写了《半个世纪的路——与朋友携手》，浓墨重彩尽情抒写我们俩之间的友谊。我读后热泪盈眶。编辑部开会评选的时候，我违心地将选票投给其他的文章。编辑部的同事一眼看出我是为了避嫌。他们说，这篇文章好就是好，不管写的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该给第一就给第一。
2002年海鸥的姐姐去世，她写了一篇散文《她不属于这个世界》纪念姐姐。这篇文章获得2003年“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赛的散文奖。同年她又获得“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出版了她的长篇纪实文学《海鸥南飞》。《海鸥南飞》记述了她在澳洲十几年的生活经历，贯穿始终的主线可以用她书中的一句话概括——“我的一生都在寻找自由的真实意义，当海鸥南飞，她找到了。”
历史空白处
2000年到2004年，海鸥的父亲、姐姐和母亲先后病重。海鸥长时间住在北京，全力以赴细心照料他们。那几年，她心力交瘁，病痛不断。直到2005年在悉尼远郊买了房子，她的心才安定下来，健康也渐渐恢复。
海鸥父亲刘遼逸晚年非常想念家乡。他甚至想收回故乡安徽的祖屋，以便回祖屋定居养老。他给海鸥讲了许多刘家往事与童年旧事。老人去世之后，海鸥细心地整理父亲留下的文稿、日记以及她自己与亲友的回忆，并且印刷装订成册，分发给亲友。她这才发现，她的家族故事与父母的故事如此有趣，对她和广大读者都很重要，值得深入挖掘。
海鸥回到父亲和母亲的故乡，辛苦地收集资料，还在中国各地访亲问旧。虽然，她的爷爷已经在台湾去世多年，但台湾尚有大量亲属。近年来，她三次飞到台湾，与长兰姑姑及其他亲友促膝长谈。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她开始撰写家族故事。她也在互联网上，与一些热心家族史的网友交流切磋。
海鸥说：“真正的历史在哪里，就存在于每个个人和每个家庭的生活经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史和个人史的总和构成了历史。因为过去不重视挖掘这些历史，因此在历史上留下许多空白，我写家族的历史就是为了填补这些空白。我原先给我写的家族故事起名《历史空白处》，就是想说明这个意思。后来，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不是我的一部家族史就可以涵盖历史的，就改成《半壁家园》。”
我为她的题目叫好。几十年来，她的父亲与国内亲友是在大陆这边经营半壁家园；她的爷爷与长兰姑姑等亲人则在台湾那边经营另外的半壁家园。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他们近年来虽得以重逢，但是大陆台湾没有统一，他们所有的仍然仅是半壁家园。
我很赞同海鸥填补历史空白的努力。家族史对任何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对曾经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数典忘祖几十年的中国尤为重要。实际上，近年来，海鸥不但在写家族史，填补中国历史的空白；她也在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填补她自己历史的空白。
前些年，海鸥完成了她的长篇自传。近些年，她又把自传画成了连环画——《画说我这一生》。她的自传真实感人，画面生动传神。近来，她正陆续把这些连环画放到微信群中，深得广大读者好评。
海鸥从小喜欢唱歌。文革前，在师院附中时，她与一帮青年教师每周一起唱歌。音乐老师说她嗓子好，鼓励她找个老师学美声。但是，文革风暴打乱了一切。直到几十年过去，在这风平浪静的澳大利亚，她才又想起唱歌。朋友介绍她参加了悉尼华人的新爱乐合唱团。他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尽情享受欢声笑语。2006年，新爱乐合唱团还去西藏、青海演出、旅游。看到高原风光，为藏族同胞歌唱，海鸥感觉心情特别舒畅。
后来，海鸥报名参加悉尼爱乐合唱团的圣诞演出。因为是大型演出，该乐团就临时招收一批人，经过试唱排练，加入他们的合唱团，每年参加圣诞期间的演出。登上了悉尼歌剧院的舞台，与乐队及专业演员同台，海鸥很激动。演出很受欢迎，台下常常掌声雷动，气氛非常热烈，使她十分享受。
画画，更是海鸥从小喜欢的。初中毕业，她报考了中央美院附中，初试通过了，复试没有考上。文革之中，她在永丰中学画毛主席，画工农兵。后来，公社办阶级斗争展览，让她与美术老师一起去画。再后来，美术老师调到了区文化馆，学校要建一个几米高的大影壁，让海鸥去画毛主席像。这可把她吓坏了。她跑到区文化馆，找美术老师求教。美术老师教她怎么画，该用什么颜色。她用几天时间画出来，人们都说，画得很象。
后来的几十年，海鸥再也没摸过画笔。前几年，女儿在家学画画，挤出的油彩，没有画完，扔在那里就不管了。怕浪费了这些油彩，海鸥拿起画笔，开始画画。
很巧，那时，有个小画廊要举行联展，正在征集画作。海鸥把画的一幅“三棵树”拿去展览，竞被买走了。后来，又有朋友花钱，来买她画的树。她也画了一幅树，印象派的树，送给我，我一直放在书房的小书架上。后来，海鸥又画了一批画，在悉尼参加了四位澳洲华裔女画家联展。近年来，我发现她的画很有长进，题材越来越宽，颜色越来越协调，水平越来越高。
看到海鸥潜心抒写家族故事填补中国历史的空白，看到她在文学音乐美术的海洋里游泳尽情填补她自己人生历史的空白，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们都已迈入人生的黄昏，海鸥的心却仍然年轻，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自在。这难道不是她一直追求的生活？她终于成为一只自由的海鸥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