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像我这样对鲁迅没什么兴趣的人，也知道鲁迅一生扮演了社会革命的先驱者，青年精神领袖，他甚至被左派文人和青年奉为空前绝后的圣人，中华民族的脊梁。据我对鲁迅的肤浅认识，我觉得鲁迅是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他虚无悲观，内心黑暗，一生不停和外部以及内部的黑暗作斗争。至于鲁迅的人品，不谈他和弟媳以及身为有妇之夫和学生的关系，在当时的文学圈有个普遍的观点，说他长着一根“毒舌”，“鲁迅么，无非就是骂人。” 鲁迅一生的朋友屈指可数，他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过的不下百人，就连文学圈外的梅兰芳因陪泰戈尔游玩也被讽刺挖苦；与鲁迅论战的重要人物，有二三十人，这在中国文坛实属罕见。
我有一个朋友，以收集上海的绯闻轶事闻名，在一次闲聊时告诉我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一家小报曾刊登一封《给鲁迅先生的公开信》，而引发了一场不小风波。他还把信发给我，当然不是原件或复印件。其实我并不关心此事，但可能有人对它感兴趣，现在我把该信转载如下：
《给鲁迅先生的公开信》
鲁迅先生：
社会上盛传先生不只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说你思想深刻，是中国的脊梁和灵魂。其实你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家，你只是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拿来主义，全盘西化，你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你根本没有任何富有独创性和首创性的思想。你文章的核心就是贬低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否定汉字，否定中医，说什么中医无用论，号召年轻人不要读古书。
先生后期盘踞上海文坛，靠用汉字写作来养活全家，而且活得很滋润。令人费解的是你却力主消灭汉字，实现文字拉丁化，你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写到：“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这样耸人听闻的文章发表后马上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可喜的是方块汉字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越来越蓬勃发展。
在我国很多劳苦大众由于没有条件学习而成了文盲，但这是社会问题，怎能让汉字来承担责任？开始学习阶段汉字确实比拉丁文难学，但没有大到因此而放弃隔断几千年的传统，而且汉字不仅是符号，还是艺术，是文化。汉语是依赖字型的文字，在少儿基础教育阶段学习汉字是困难的，它不像英文懂得发音后看了字基本能读，虽然有些汉字也有表音的功能，但不是很有规律，好在有些汉字看了字能猜出意思，至少知道和什么有关。英文也有词根，不多。汉语在创造新词方面有一定优势，我们的专业名词都是由熟悉的汉字组合而成，望文可知义。英文也可以有两个字或词根组成，但相对而言较少，英文每年新生更多生僻和复杂的单词，尤其是专业单词，从生物医学可见一斑。白话文还处在发展过程中，中文第一次大量吸收外来词语是在翻译佛经的时候，第二次是白话文兴起之后，汉语从日语欧语特别是英语吸收词汇且丰富了汉语表达方式。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有古老灿烂的文化，之所以几千年屹立不倒，成为世界上唯一沒有断代的文明，靠的就是汉字和孔孟之道。
但在先生眼里，传统文化仁义道德之下尽是男盗女娼，婊子的贞节牌坊是嫖客立的，金玉其外的帝王的辉煌大厦是由愚民白骨磊成的。你以为自己是中国的尼采，中国的高尔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是黑暗社会里的一盏灯；你自以为紧紧站在苦难人民一边，可以用文字唤醒熟睡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的中国人，使他们成为敢于直面人生的勇士，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走向理性与真知。你对着国人大声疾呼：人的膝盖是用来站立的，不是下跪的，跪久了，也就站不起来了；人不是软脊爬行，脊椎本来是直立的，不是卑躬哈腰的；人的眼晴是用来仰望星空的，不是仰视主子的。
无庸讳言，我们国家之所以变成东亚病夫，东方睡狮醒来后之所以变成病猫，当然有背后的原因。和其他文化一样，我们的文化也有不足之处。五四运动砸了几千年孔孟老店，批判苟延残喘的封建残余，提倡德赛先生，是从思想上刮骨疗伤，但矫枉过正。全盘否定孔孟之道和传统中华文化，导致民风日下，有些方面已经败坏到没有底线了。
我们不反对学习外来文化，但要善于学习，而且还要善于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做到兼容并蓄，创新发展。
民国已成立二十多年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派歌舞升平，不可否认我们还很落后，有黑暗面，社会发展不平衡，在十里洋场里有乞丐，有众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社会上有很多不公，政府腐败无能，特权家族控制国家的各个部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还有官二代问题，把谎言当成真理的问题，老鼠生仔会打洞的问题，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问题，为习惯跪拜的奴才说了几句话却被奴才爆锤一顿的问题等等等等。
每个国民都应该忧国忧民，关注民族命运，国家治理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欢迎批评，不怕批评，不怕揭短，但要心存善念，在拥护政府保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为了民族的复兴大业提出善意批评，在批评中带着祝福。而你批评专权独裁不遗余力，揭穿皇帝新装，把天灾当作人祸，你看不到祖国建设的成就，只谈贫困和丑陋，作品太黑暗，充满死亡和绝望，揭示的都是社会阴暗面，简直就是往祖国母亲脸上抹黑，也有人说你被政治利用。你的文字是投枪和匕首，一天到晚打打杀杀，弄得四处血雨腥风，这就是存心给人心添堵，给国家添乱。有些青年受你思想的毒害，变得妄自菲薄和自怨自恨，你的文章也会强化西方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偏见”。是什么驱使先生写下这些不利于社会和谐，破坏祖国形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文章？难道你自小接受的教育不是真与善而是仇与恨？
一直有一些文人喝了一点洋墨水，一心崇洋媚外，对洋人卑躬屈膝，简直就是黄皮白心的洋奴买办，洋鬼子的走狗。他们心术不正，灵魂扭曲，站在反动集团一边，一天到晚一派胡言抹黑中国。即使中国真的丑陋，你这样写出来登在报刊上，弄得路人皆知，难道你忘记了我们的祖训家丑不可外扬？不说这样的真话实话听着憋屈，你要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亡我之心不死，国人写文章时要长个脑袋，想想发表后会不会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千万不要给外国人递刀子，还自以为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先生说中国独裁专制，没有民主自由，甚至污蔑我们社会是所谓的白色恐怖。是有左派人士被缉捕，但你并没有被抓去坐牢，你照样可以发表文章黑自己的祖国，说明了民国政府的宽容。事实上被抓的都是某党的人，一批狂热的反政府积极分子。
自从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来，我们国家内忧外患，连年战乱，动荡不安。一直有一小撮人里通外国，拿外国的钱，和国外反华势力沆瀣一气，他们劫富济贫，不劳而获，简直就是一些流氓土匪，还企图通过暴力手段颠覆政府，分裂国家，他们甚至另立中央，猖狂至极。任何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扇动叛乱，想通过暴力推翻国家的组织和个人，在哪个国家都是滔天罪行，都会受到制裁，不论以什么名义。
要是一个政府的政策不尽如人意，或因腐败不民主，就鼓吹暴力革命，那世界不是长年累月处于战火烽烟之中，岂不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大哲人康德反对用暴力手段建立民主，他断定人民造反成功后一定会用暴力把比旧制度更专制的体制强加给对立阶级。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暴力革命。而你鼓吹革命，使一大批忧国忧民、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思想左倾，他们天真地相信延安会“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他们看不清美好宣传词藻背后的冷酷本质。你甚至讴歌如星星之火的红色政权会燎原。根据你的所作所写，说你有洞察力、深刻简直就是笑话，一派胡言。你怎么保证新政权不会比旧政权更坏？你从来没有看到某政党可能更为恐怖。你要是生活在苏俄社会，早就被剥夺言论自由，甚至被抓去坐牢，至少被流放劳改。自由人士之所以反苏俄，是因为苏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乌托邦式大同世界是反文明的，它被假仁假义争权夺利的政客阴谋家利用，以便他们实行专制的愚民政策，这样的社会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民主和言论自由，人民只能成为政党驯服的工具。去过延安的人都知道，延安聚集了一些宋江之徒似的乌合之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专制愚民的政策，毫无自由民主可言。他们宣称所有动物是平等的，只是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
我们不可以以所谓剥削为名故意挑起阶级矛盾和仇恨，不能把部分人的贫穷归咎于地主资本家。地主资本家不是什么坏人，大部分不是通过官商勾结，把国家的资产占为己有，或空手套白狼而致富，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实干家，鼓动阶级仇恨的目的是妄图破坏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动摇社会稳定。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要勤奋辛苦工作，即使不能发家致富，多少也可以挣得一些资产。
先生对社会上的一切都冷嘲热讽，用一把解剖刀挖开中国的胸膛，撕裂给人看，看出很多病症。众所周知不是揭短谩骂就可以使祖国伟大，你大可提出政治制度的设计，比如64宪章，只要通过合法途径提出来，并不会把你投入牢狱，迫你把牢底坐穿。虽然我们国家言论不是完全自由，还做不到伏尔泰说的 “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话的自由。” 但政府对言论的控制还是比较宽松的，你尽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出一套对社会改革的看法。有传说就因为先生写文章抹黑中国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不少文人对此津津乐道，要是先生能提出一套改革方案，说不定今后你不是因为文学成就，而是和平理念而获得诺贝尔奖，虽然我们一向鄙视外国的任何奖项，它们往往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就算祖国有诸多不是，但子不嫌母丑，假如你的母亲待你不公，你可以骂自己的母亲吗？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对中国的问题你要是没有药方，万不可病急乱投医，你用粗暴简单的手段打破旧世界之后，寄望于革命，会把国家带到邪路上去，动摇我们整个社会的根基。
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实用主义者，和你不同，他拥护议会政治和宪政精神，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国家。他一直信奉温和改革，画图给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建设，但他提倡的全面西化并不可取。
因为和胡适意见相左，先生在许多文章中猛批胡适，为了宣泄内心的不满，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给他冠以汉奸卖国贼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胡适大都置之不理。当有人贬斥你时，胡适还站出来为你撑腰，可见胡适人品之高，真是一个温和敦厚的谦谦君子，或性情中的热血之人，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你和胡适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被先生攻击的当然不止胡适一人。在文化圈有多人持这种观点：鲁迅的心理病态，人格卑污，有诸多短处：不满现状，一腹牢骚，愤世嫉俗，偏狭，小气，轻信，迁怒，激烈，生性多疑，怕人陷害，常做噩梦，幻想遭到国粉围攻，难于相处，喜好争论，不能宽容异见，耿耿于怀，睚眦必报，不留情面，有时为反对而反对，平生主张打落水狗，一生“一个都不宽恕”，对观点不同的人想方设法进行各种攻击。邵洵美在1935年续写小说《珰女士》下篇时，描写了个“不如他意他就恨你，一恨你就把你当成了死对头”的“周老头儿”，对你加以影射。
先生曾任职于北京，厦门，广州，所到之处都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呆久，最后只好定居上海，以卖文为生。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这样说你：“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几枝冷箭”，“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
梁实秋是新月主力，他叙理的风格幽默中夹刺，温和不伤人。看看梁实秋曾对《双城记》的评价：仇恨是痛苦的，而痛苦的仇恨应该用仁爱及人道去化解。这样的话简直掷地有声，可以看出他的胸襟。你极力反对批评梁实秋文学是表达人性的观点，倡导文学是改造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你指责新月派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团体，看不到现实社会的残酷和百姓生活的艰辛，究其原因是新月派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
梁实秋和徐志摩都是新月主力，梁实秋叙理的风格幽默中夹刺，温和不伤人。看看梁实秋曾对《双城记》的评价：仇恨是痛苦的，而痛苦的仇恨应该用仁爱及人道去化解。这样的话简直掷地有声，可以看出他的胸襟。你极力反对批评梁实秋文学是表达人性的观点，倡导文学是改造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
林语堂提倡文章可以幽默、诙谐、讽刺、优雅，甚至带点小清新，他以带着小资情调的乐观精神，面对惨淡生活及现行制度的不足，打趣政治，笑看人生。他是文化译出的高手，用他的笔传播中国文化的智与美，颂扬国人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享受人生的乐观态度。外国人通过林语堂的生花妙笔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看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学贯中西，通过比较中西文化，发现两种文明各有所长，可取长补短。先生是文化译入的拿来主义者，想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改变国民的劣根性。你同情被压迫民族，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你以犀利尖刻的语言写出多篇文章讽刺林语堂的小品文逃避现实，只顾幽默，缺乏社会责任感云云，更是将他比作满清遗老。林语堂对你的批评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没有反驳，反而说鲁迅讲的对。因为林语堂的宽容大度，你们两个没掐起来。
先生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对他们的严厉批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允的，也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骂过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的冯乃超，伙同一批左翼青年，本来准备把你打倒斗臭，他们说你是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症，而且还醉眼陶然，显然这样的批评也是比较公允的。直到你加入左联，才和冯等人停战。你后来抱怨加入左联后反而陷入莫名奇妙的争吵，写不出东西。
一言以蔽之：胡适是大师，民国的骄傲。梁秋实写闲适小品，是有节操的文人。林语堂是幽默大师，浪漫的自由学者，讲性灵。先生谈国是，不只是个小粉黑，也是愤青喷子，是恨国党的党员。
先生作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尤其善骂，你是个可以破口大骂的人，你骂同胞、骂同事、骂文人、骂皇帝、骂军阀、骂国民党，骂腐败的政府，骂别人改良的主张，骂一切，唯独对日本人和苏俄人，却三缄其口，也没有嘲笑过某党，这说明了什么立场？这说明你不是自由的。从你浩瀚的文集中，东拼西凑只找到三千字的“抗日”文字。
1927年苏联政府欲要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苏方与日本进行秘密会谈，并签订了《中东路草约》。1929年夏，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接收了中东路，这场冲突持续近5个月之久，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卖国党不但没有保护国家利益，还贴标语支持苏联。你也没有站出来声讨苏联政府。
日本对我们觊觎已久，侵占东北，虎视整个大陆。国难当头，反日情绪高涨，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之际，你却在半租界里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稍微一有风吹草动，就逃往日本租界躲避。在你生命最后的十年你是幸运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写文章。你拿着日本特务的钱去出书。你所谓的勇敢来自租界的保护。你托去日本的朋友带糖吃，为此遭到了一些人的嘲笑。你与日本人关系真的不清不楚。
再说先生一天到晚骂国民党，但跟国民党并不是势不两立，要不然不会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期间，挂名大学院和教育部，拿国民党政府三百块，大学教授两百块的钱。
从和北新书局的官司可以看出你的版税年入达万元，在当时是何等数字！你们全家在1923年以后就过上“已接近上等”的宽裕生活。
先生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白话文的提倡者，你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在你的作品中能看到一个清晰的孤独者，一个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虚无的多余的人，一个从过去走来的人，却并不走向未来。
《朝花夕拾》以追忆儿时往事为主，文笔轻松优美，风趣生动，感情沉郁，代表作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五猖会》等。《野草》这“废弃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更是现代文学的一朵奇葩，在结构上不像短篇小说，是以尼采式的散文诗形式对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波德莱尔的痕迹，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的韵味，抒情为主，有感情和意境，也有思想，表达了对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低沉的调子里透着虚无主义的悲观心境，语言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峭拔，意象独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是一篇篇充满启示、寓意、讽刺和机智的抒情散文。
先生的小说作品分量不多，至今还是中文里最好的。短篇小说凝练且具象征感染力，对叙述技巧作了各种尝试，可谓丰富，欧化的汉语表达令人耳目一新，虽然也有一些读起来显得生硬，疙疙瘩瘩，甚至文句不通。你的作品富有创造性，深刻，包含对底层群体的同情和悲悯，但作为有思想的文学家，缺少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热，秋天的哀怨，有的只是冬天的酷寒，民族的劣根性几乎涵盖了所有主要作品的内容。你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就开创了文本套文本的结构，借狂人之口说出传统礼教是吃人的本质，像个小愤青大喊要救救孩子。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童心，孩子不会一天到晚像你那样板着面孔。
先生在文学上才华横溢，在很多方面开中国之先，你的《阿Q正传》的文学成就被夸大了，它是观念化的产物，应该指出它是恶搞的鼻祖，它恶搞我们祖先的先祖。把阿Q式的精神胜利、凌弱怕强、自欺、怯懦、两面派、妥协等愚民形象说成是中国人的典型是对中国人的丑化、妖魔化，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四百年前《唐·吉诃德》的骑士精神的进口组装，再稍作改头换面。
先生的杂文文风犀利老辣，但没什么文学价值。本来杂文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至少不作个人攻讦，沦为泼妇骂街。但在你笔下，恰恰成了攻奸和骂街。你有绍兴师爷先天“刀笔吏”的素质，为文常常过于尖酸刻薄，甚至夹枪带棒，拿着笔杆子做枪杆子。你的后期杂文卷入党争、门派之争及私生活之争，在反讽之外，充满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弄，沦为中国文化上仇恨话语的极端代表。
很多人为先生感到遗憾，认为你浪费了太多精力在杂文和论战，没有写出长篇巨制。很多人以一个作家是否写出长篇小说作为衡量伟大的标准，我不持这种观点。长篇能看出作者的结构布局，视野的广度，刻画的深度，但世界上有不少伟大的作家只写短篇。在我看来你写短文驾轻就熟，但不适合写长文，《阿Q正传》对你来说就显得太长了，有点力不从心。而且你从来不是为文学而文学，后来党见日深，提出文学为文学之外的东西服务，奉旨创作，鼓吹文学的阶级性，时间将证明这个观点有多么荒谬。在那种精神状态下你很难写出伟大的作品。没有写出长篇也许是你的宿命。
先生躲在安逸舒适的书斋里的时间太久，脱离现实生活，只会纸上谈兵。你少时就经历过家道中落，出入最多的是当铺和药店，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没有经历过底层民众的疾苦，对他们的苦难不会有深入了解。这方面你不如沈从文，他对社会的复杂、人性的丑恶有更深刻的理解。沈从文在几篇小说里讥讽了你与北新书局的结合是文人的堕落。他写到名作家吃穿不愁，写出来的东西未必有价值有意义却炙手可热，出版商抢着要，而文学青年生活拮据，不得不靠卖文为生，却因为初出茅庐人微言轻而不被重视，投出的稿往往如石沉大海。在沈从文看来，像你这样的人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底层生活，却在那里探讨底层民众的人生，还要悲天悯人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委实有些矫情可笑。
沈从文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富有诗意，融写实、梦幻、象征于一体，句式简洁，语言格调古典、单纯、朴实而又传神，忧郁气质里有一种淡淡的伤感，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像《边城》这样牧歌式小说赞扬人与自然的契合和人性之美，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神采与风韵，写出浓郁的地方色彩，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他所描写的理想人物的身上，都有一种神性之光，和你的小说形成鲜明对比。《边城》描写了恬静美好的生活和人性，呈现了美和善的力量，可以说在阿Q之后重塑了中国人的形象。《阿Q正传》呈现了国民性需要改造的落后一面，《边城》则传达了一个类似田园牧歌的诗意化的中国形象。边城也写了悲剧，但它的悲剧不会让人感到绝望，相比于《阿Q正传》境界的高低一目了然。遗憾之处是《边城》的人物形象和阿Q一样不是很丰满立体。
先生人格独立，爱憎分明，自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其实观察人生停留在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偏激的层面，你心胸狭隘，格局太小，一个人充满对人事厌憎，对人世愤恨，成天厌憎愤恨不已，难免感情有所蔽塞，你没有做好文学家的心理准备，更没有一个伟大作家所应有的胸襟。先生“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在作品中常常夸大其辞诋毁中国传统文化，口诛笔伐中国的黑暗，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你向奴性、健忘、贪心、无知、麻木不仁、自欺欺人，欺软怕硬等积习展开无情的讨伐，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国人，要在迷茫途中努力摸索出一条思想解放的道路，却从最初的虚无主义沦为浅薄的激进主义，从进化论沦为阶级论。
你看不到中国人的淳厚、质朴、勤俭、宽容和智慧的一面，也不叩问生命的终极之门，无缘窥见门后闪耀的思想之光。这世上真正好的文章，读了会体悟人生，不是像你那样的一种，而是各种况味。好在你有好文笔，在强烈憎恨中一贯有深刻的悲悯。但作为有思想的文学家，你所成就的只是文学宏大哲思空间里的一些半成品。
不论成就如何，有多少人格缺陷，先生爱国之心无需置疑，在我国和先生一样忧国忧民的人士大有人在，正如许多民主斗士，自由人士，维权人士，还有些坐牢的人士，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出于对祖国的一片真心。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结束战乱，重整家园。一个公民首先要想想应该为国家社会能做点什么，作为文化界名人，更应该大力宣扬优秀的中华文化。要知道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很多亮点，先进民主人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你能不能为新生活运动拍手叫好？再不济可以保持沉默吧？至少“少谈些主义"，或者像张恨水那样写些卿卿我我，鸳鸯蝴蝶，吟风弄月，想象力好的还可以玩玄幻武侠穿越。
值得庆幸的是文化部发话了，我们应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强作家队伍建设，提升作家的思想觉悟，端正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必要情况下，应该杀鸡儆猴，严惩一些发表不当言论的作家，净化作家队伍。要知道只有在文化上强盛，一个国家才会崛起。那些三观不正，不要脸的公知垃圾继续对各色帝国主义媚骨，舔西方，舔苏联，说白了就是要成为反华的硬骨头，急先锋。一个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的人，怎么指望他热爱他人。这些卖国求荣的人，是我们社会的麻烦制造者，他们要是活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时就是一批带路党，是民族败类，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实喊打还不够，该受千刀万剐。一旦时机成熟我们一定会惩奸除恶，而且除恶务尽，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要是事态越来越严重，我们会建议国民政府成立维稳部队，维稳就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它已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
中国人不能再像一盘散沙，多年之后，很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可能还过着艰辛的生活，祖国富强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几千年都这样过来了。但生活还要继续，还要在生活中寻找乐趣，生活艰辛一样可以爱国。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美好的国家，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让我们团结一心，一往无前，再接再厉，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努力奋斗，为伟大的民族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鄙人并不是一个爱国贼或小粉，也不属于跪族，诚心诚意对先生提出善意的评价甚至批评，力图客观，你大可横眉冷对，但不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牙还牙。
拉拉杂杂乱七八糟写了这么多，劳先生费神了。
Xxx敬上
民国x年x月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