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头看日历，五月将近，想起端午节的事来。
端午吃什么？雄黄酒、粽子、咸鸭蛋。
从小到大，没见过雄黄酒，老家的端午节早年规矩是很重的，门上挂艾叶菖蒲五彩丝线，拿手指头蘸雄黄酒，往孩子的额头上写“王”字，还要划龙船。到了我小时候，社会提倡破旧立新、移风移俗，移去了这些“旧俗”，连带雄黄酒也移没了。咸鸭蛋呢，记忆里四季常有，没啥稀奇，与节日的关系看似不那么紧密，到了端午，没有特别的惦记。于是就剩下了粽子。
五月初五，日子临近的时候，母亲忙碌起来，揣着粮本和钞票，东边粮站买米豆，西边菜场买粽叶。
糯米淘洗干净，用清水泡涨，泡好的赤豆绿豆分别放开。干硬的蚕豆泡软后，剥去青皮，掰成瓣，放在青边碗里。糯米涨满了水份，湿淋淋的舀在筲箕里。木桶盛满了井水，粽叶浸在里面，浸一夜。那时家里盛水的大桶小桶都是木爿做的。
粽叶从芦苇上摘下来，带着沟荡的水腥，碧绿清新。母亲将粽叶的芥蒂齐齐剪去，再准备一把扎底线——一种粗棉线，用三股细线搓成，是女人用来扎鞋底的。到这儿，要做的准备就都做好了。
那些天里，街坊的空气中漾溢着祥和气氛，乡邻见面都说跟粽子有关的话：包了没、准备什么馅料、谁家菜场粽叶鲜、谁家的当家人爱吃、谁家的小囡嘴刁、谁家的阿奶手巧、谁家的师母手笨……
谁家的门口水盆木桶一摆设好了，就会有人搬个凳子凑过来帮着包，帮忙的人自然是不缺的。邻里的女人围坐在一起，一边传授包粽子的手艺，一边细细的说娘家的旧事。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春去春来。
比起别人家，母亲的手不算巧，母亲只会包一种“三角粽”，形体饱满，外观周正，见棱见角。别人包一只粽子用两张粽叶，母亲每只用去三张。
手巧的女人这时候总是闲不住的，哪里有包粽子就去哪里显摆，手法精熟，十指翻飞，包出个小脚粽、四角粽、牛角粽……变戏法似的一个一个从手掌中丢出来。小巧玲珑，花样百出，串在一起像一串铃铛。要是同一时间街巷对面也有一群围观的，两边一喝彩，这就有点叫板斗技的意味了。至于粽子里面添加各异的配料——火腿、腊肉、蛋黄、冬菇……那是后来的事。端午节的包粽子是一场街坊小民的自娱自乐，搅动了城厢的每一条巷陌每一个院落。
谁家粽子煮熟了，先给左右邻舍送上几只，请人尝过，讨回几句夸好，是人情也是礼俗……
母亲包粽子的时候，坐在竹椅上，脚下放一盆粽叶，腰里扎着围兜，嘴里咬着线头。两张粽叶上下错开叠在一起，两手托住，往中间一挽，拢成一圆斗。然后一手攥住，一手抓米抓豆往斗里喂，再用拇指轻轻的压实，取一张粽叶斜斜的插在叶层间，折起来，把粽口封住。折回的粽叶沿粽体缠裹，再将嘴里的线头顺粽子绕两道，一头用牙齿咬住，一头用手拉紧。线勒紧了吃进在粽叶里，绑扎成箍，最后打一个蝴蝶结，把线剪断。母亲一边包着，手边还准备一根织毛衣的竹针，不时的挑出嵌落在粽叶之间的米粒。
母亲说小时候舅婆家里包粽子是有讲究的，米粒不准落到地上。舅公有一条不可触碰的家规，就是不许家人浪费一粒粮食。母亲的话影响着我，拒绝浪费成了我长大后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时候，我也照着母亲的手势学，我包的时候两手不协调，包好的粽子样子难看，捉襟见肘。线扎不紧，米粒儿从叶隙间挤出来，放在母亲包好的粽子一起，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常常还没煮熟，粽叶松散开来，米散在锅里煮成了粥。即使如此，母亲也从不阻止我每次跟着一起包。
粽子包好，一层一层紧实的码在鍋里。夜里一家人入睡的時候，蜂窩煤的爐子上噗噗的煮着，爐门打开一道缝隙，小火慢煮一夜。早晨起来，湿热的蒸汽裹着米豆的糯香和粽叶的清芬，弥漫一屋子……揭开铁鍋上湿重的木盖，夹起一只，吹着热气，用指尖小心的拉开线头，剥开粽叶，露出冒着烫气的白粽。拿筷子插下去，挑起来，粽尖蘸着绵白糖，放在唇边，细细咬下。香甜糍糯，顺口而下……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每逢端午，我去华人超市买来粽叶，学着母亲的样子，腰扎围兜，嘴咬线头，自己动手包一锅粽子。
异乡的五月，时令倒转，秋雨连绵。从超市买回的粽叶叠在塑料袋里，枯黄发脆，如植物标本。
我坐在灯下独自包着，外面一片漆黑。周围没有家乡节庆的喧闹，只有夜雨拍打窗子发出沙沙声响……尽管已经过了馋吃粽子的年纪，尽管粽子包的仍然不那么好看，尽管米粒仍然从粽叶间散出来，我仍然持守着这一年一度的习俗不放弃。一旦粽子煮熟，我的厨房里仍然有一股淡淡的粽香飘逸。这里有母亲的影子，有老家的味道、儿时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