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时，我十七岁，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亲历的六四会对三十二年后在美国的我有精神激励的作用。
我那时在读中等师范学校，就是出来做小学老师的，那是个湖北省最好的师范学校，主要的科目在唱歌、弹琴、画画，我这个凭学术成绩进去的尤其羡慕班上那些有才有貌的同学们。当然我们年级也有像我这样因为各种原因本该去读高中、上大学的阴错阳差来到了这个艺术气氛颇浓的高中，它没有送我们上大学，但是后来回想，相比于为高考苦读，这样的高中给了我们无比宝贵的民主和自由的氛围。我们的六四就是由另一个同样成绩好但没有什么艺术特长的男生发动的。
那时华师大附中的高中生已经走向街头了，在沿着武汉长江大桥横贯长江。班里那个男生要写标语，而我们在一个小学见习，我比同级的学生小一岁，等不及就先走了。都忘了自己怎样来到的武汉长江大桥，一到那儿就被浩浩荡荡的人流震住了，那么多的人，特别注意到华师一附中的男生喊口号，有些高有些帅也有些羞涩，还见到一个老太太把钱塞到学生的手里，那个学生不要，老太太非常坚持要支持学生，就是很平常很普通的邻居老太。 就这样随着人流走啊走啊，来到没去过的地方，周围是煤渣，也没什么人了，但最后仍然安然无恙回了家。
然后就是在课堂上一个教育学的男老师说：“我宁愿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省。” 坐在听课的同学群里，虽然很震撼，但是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美国好吗？为什么好？那个年龄，眼界有限，直到10年后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才算有点直接的认识，因为导师的一句话：“那为什
么那些人去了美国不回来了？”
我家在武钢，据说去厂前的路被学生堵住了，大哥回家说他上了车，喊了几句口号，因为“这一辈子不会再有机会喊‘打倒共产党了。’” 大哥79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阴差阳错去了大集体，这一辈子就属于最底层人民了，最近的话是“中国现在就在搞二次文革。”
然后就是在家里小区的楼写着“李鹏强奸民意”的字样。
在青山公园门口，有武汉科技大学的学生来演讲，记得有个男生要批评赵紫阳，他的好朋友试图阻止他不要那么激烈，但他还是发表了正式演讲：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的眼泪是“鳄鱼的眼泪”。
这就是六四给我的全部印象。记得这之后学校开始整顿，那个带头抗标语游行的男生虽然没什么好果子吃，但学校还是尽力保护了的。- 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承认，我的书面总结是屈服了的，我写到：为什么游行队伍里的人并不是每个都是诚心诚意的呢？
严格说来，我不是个亲历者，我只是个旁观者。但是，那滚滚人流带给我的震撼，直到三十二
年的今天我才体会。Atlanta shooting后，我所在的文理学院没有任何表示，极其讽刺的是，就在我无比委屈心想我们亚裔勤劳认真忍让有成就为什么还被targeted的时候，我们系里在庆祝刚换了一个新的微波炉，校长办公室发了一封长长的邮件感谢一个即将离开到另一个学校的工作人员的工作，那一天真的觉得太surrealistic了......于是，我站了出来，联合同情亚裔的同事，先是在faculty meeting上对学校的没有任何反应表示了愤怒和谴责，然后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亚裔或跟亚裔有联系的同事和学生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认识、相互帮助的氛围。
在最后一个活动中，我提到了自己的精神源泉：我十七岁时，并不知道六四意味着什么。现在
想来，六四在无形中教给我很多道理：要为自己发声，要勇敢，有不满就要说出来，只要是正义的事，就不用怕。而且，你要联合其他跟你一样有共同理想的人，只要她们认同你的想法，她们就会以各种方式跟你站在一起。
都说六四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遮羞布，对我来说，揭开中国共产党的遮羞布的是这次的新冠疫情，因为六四的杀戮毕竟是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而且我关于六四的信息都来自网络 - 一个虚拟的世界。新冠疫情，则是感同身受，因为我来自武汉，那日日夜夜的煎熬和以泪洗面，我至今难忘。这次的新冠疫情加深了我对民主、自由、三权分立和check and balance的认识, 也终于认清了独裁的本质。在民主、自由的国家，至少我站出来为自己和自己的族裔发声是我的天然权利。
我在美国的发声，精神源泉不是来自马丁路德金，它来自我旁观的六四，没有亲身参与的六四，来自我眼见的滚滚人流为了同一个目标和理想向前走，将自私、利己在那一刻抛在了身后。17岁和将近花甲之年，我没有想到年轻时的所见就这样在我身上刻下了烙印，并在32年之后激励着我做出勇敢、正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