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中关系的开路先锋梅卓琳
辛夷楣
她是发展澳中关系的开路先锋，是澳洲首任驻华文化参赞，是长期驻在北京与香港的澳洲外交官，她与华人丈夫携手并进
梅卓琳生在英国长在澳洲，但是她人生最宝贵的三十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她作为澳大利亚外交官长期驻在北京与香港，她把北京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中澳两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建交以来，一代代中国与澳大利亚外交官孜孜不倦地了解对方，一点一滴地缩小分歧，把两国的关系一步步地推进到康庄大道上。梅卓琳就是这样一位发展澳中关系的开路先锋。因为是女性，是妻子，是母亲，梅卓琳的工作更为艰难辛苦。她的生涯折射出澳洲走向亚洲的蹒跚身影，同时也折射出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曲折道路。梅卓琳是在她学习中文之后，她的老师陈哲给她起的中文名字。她的英文名是Jocelyn C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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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学中文的幻想家
1940年，梅卓琳出生在英格兰。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应用物理学教授。她的家庭与教会关系密切，外祖父曾在印度传教。梅卓琳对传教故事很感兴趣，幻想着自己长大也能去异乡闯荡。她十四岁那年，机会来了。父亲接受聘任，携全家赴澳大利亚，担任理工大学（后来改名纽省大学）应用物理学创立教授。
他们全家乘坐海轮穿越大洋，陆续停泊在亚丁、孟买和科伦坡。梅卓琳和弟弟妹妹被异国情调深深吸引。到达悉尼，梅卓琳进了北悉尼女子中学，完全接受的是英国式传统教育。学校里开设的外语课是法语和德语，却没有任何亚洲语言。这使梅卓琳有些失望。她想，澳大利亚明明被亚洲国家环绕着，我们应该学习亚洲语言，了解亚洲文化呀！
1956年，梅卓琳中学毕业，考入悉尼大学。她决心要在大学学习亚洲语言和文化。这时，正好有位剑桥大学的年轻教授戴维斯 (A.R. Davis)来开设中国文学及语言课。此前，悉尼大学的中文课已经中断了好久。梅卓琳特别高兴，她除了主修人类学之外，选学了中国语言与文学。
戴维斯是研究唐诗的，他对中国文化非常欣赏，也特别注重研究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相互影响。1957年，他访问了中国，寻访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故居与流连之地。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
但是，中文实在太难学了，好多学生半途而废。大学第一年时，梅卓琳所在的中文班上有二十几个同学，后来却逐渐减少，五年后，只有四个学生获得了中文专业的毕业证书。梅卓琳就是这四个学生之一。她也是从澳大利亚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第一位女生。
那时的大学生们崇尚意志自由、自由恋爱、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社会的许多保守倾向。但是，还很少有人认识到了解亚洲，学习亚洲语言及文化的重要。梅卓琳一心一意地学习中文，同学们觉得她有些怪，有些反常，简直象个幻想家。
这位幻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却越来越大。她对戴维斯教授说，她想申请奖学金，读中文专业的硕士学位。这位教授就建议她，申请香港政府的奖学金，到香港大学念硕士。
1960年底，20岁的梅卓琳与父母及弟弟妹妹还有大群的同学好友告别。父母知道她独立性强，支持她去海外增长见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此后的三十年梅卓琳基本在海外，与他们聚少离多。梅卓琳乘海轮先去日本，然后再到香港。海轮在日本停靠了十天，她一个人坐火车到处观光，第一次享受了在异乡探险的滋味。
在香港与华人联姻
梅卓琳只身一人到达香港。港大学生宿舍当时没有位置，她只得先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宿舍里。那里人来人往，非常噪杂，很不适合读书。更加麻烦的是，最初的几个月，她无法在香港教育厅领到奖学金，不得不向父母求援，请他们给她寄来生活费。基督教女青年会宿舍的伙食以米饭、蔬菜、咸鱼为主，很少吃肉，这也使梅卓琳很不习惯。幸亏，她有一位要好的华裔同学，家在香港，经常接她去家里改善伙食。还有一位在教会学校工作的熟人也常常邀请她去家里吃饭。
那时候，悉尼大学中文系偏重教授古文，对听说却没有顾及。大学五年下来，梅卓琳可以读古文，却听不懂中国话，更不会说。她一到香港，就闹了笑话。她看见街上有牌子，写着“巴士站”。她就想：四川古称“巴”，“士”在古文里意为青年男子，那么这就是四川人的意思啰！同学们告诉她这是公共汽车站，她才知道自己闹了笑话。她意识到，不能光埋头做论文，一定要尽快去学中文的听说。
那时，香港大学附属的语言学院设有中文课，学生都是一些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的外交官，也有从澳洲来的。梅卓琳就跑去联系，要求入学。她的老师陈哲是北方人，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陈老师还把她请到家里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刚从北京到来不久，不会讲英文，这样就逼着梅卓琳非与他们讲普通话不可。她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给孩子们讲“三个小猪”的故事，孩子们瞪着眼睛专心地听。老师们还常常组织学生们一起去中餐馆吃饭喝茶。席间，如果谁说了英文，就要付罚金。作为穷学生，梅卓琳总是小心地管住自己的嘴。
梅卓琳的硕士论文题目则是研究十九世纪的晚清诗人黄遵宪。黄遵宪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被清政府派驻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曾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回到家乡广东梅县兴办教育，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教育家、诗人。梅卓琳找到一些有趣的材料，包括黄遵宪与家人的通信。这使她对这位诗人的研究更为深入具体。
梅卓琳性格活泼开朗，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谈得来的，她都交往。她喜欢在学生餐厅里与其他学生聊天。有几个医学院的男生来自马来西亚，英语比较流利，她与他们很谈得来。当时，港大的西方学生很少，而华裔学生还分男女界限，一些华裔女生对她常和男生聊天，很看不惯。
一般人认为，澳洲人都擅长体育。港大的一些澳洲学生也确实是运动场上的健将。所以，学校开运动会时，同学们非要梅卓琳去参加比赛。她不得已，代表学院去参加游泳比赛，结果她是最后一名。这使她和同学们都觉得很可笑。
两年的学习结束后，1963年初，梅卓琳回到悉尼，她申请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成功。她就决定仍回香港，去英国地区信息办事处就职。她的工作是阅读大量中国大陆的报刊，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提供给香港及海外报刊发表。
长期充当穷学生之后，梅卓琳现在第一次有了工资。她很兴奋，一攒够了钱，就买了辆车，开着在香港到处跑。她的普通话讲得越来越流利，她也结交了很多华人朋友。她还与一位华人男子堕入情网。他叫齐梦麟，他们家是从中国北方来的。齐梦麟的母亲很喜欢这个讲普通话的澳洲女孩，但是他的父亲不赞同儿子的选择。梅卓琳远在澳洲的父母也有些担心。但是，两颗年轻的心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64年8月1日，他们在香港结婚。他们本来想去中国大陆度蜜月，但是发现，按当时的规定，外籍人与华人不能住在旅馆的同一个房间。于是，他们决定，去澳门度蜜月。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在香港出生。
儿子的出生没有降低梅卓琳继续深造的热情，她向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提出读博士的申请。就在她与丈夫已经收拾行装之时，澳洲国立大学给她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大学注意到她的孩子很小，大学没有托儿设施，希望她能写一份保证书，保证全日学习。梅卓琳很不高兴。她和丈夫决定，先回悉尼再说。回到悉尼，她就去看望老师戴维斯。戴维斯一听堪培拉国立大学的要求，就说：“你不用理他们，我给你奖学金，你在这儿读博士好了。”这样，梅卓琳一家就在悉尼安顿下来，她就在悉尼大学读博士。
澳洲的环境对齐梦麟来说，相当不易。六十年代，澳洲仍然实行“白澳”政策，亚裔人士想获得澳洲居留权相当困难。齐梦麟是在梅卓琳的朋友帮助下，才获得了入境许可。那时悉尼华人很少，只有唐人街才有华人杂货店。他们想买中国食品和中文报纸，都得去唐人街。齐梦麟的父母那时移民到巴西去了。他想去探望他们，但是必须等入了澳籍才成。
1966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在悉尼出生。梅卓琳一边照顾两个小儿子，一边写博士论文，每天都疲劳不堪。她的父母想尽办法帮她，特别是她的母亲，抽出许多时间，帮她照料孩子。齐梦麟获得澳籍后，就去巴西探望父母，还要做生意，很少在家。梅卓琳幸亏有母亲帮助，否则哪有精力念书？晚上，她把两个小儿子放在床上，给他们讲故事，讲着讲着，常常是她自己先睡着了。
梅卓琳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寻找现代中国唯物主义的土生祖先。她着重分析为什么很多中国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元素可以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找到，唯物主义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外来的或从天而降的。梅卓琳的论文厚达600页，都是她花钱请打字员打出来，上面的中文字是齐梦麟写的。
初涉澳中贸易
1970年，梅卓琳完成了博士论文，留校任教，在悉尼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但是，她不喜欢教书。雄心勃勃的梅卓琳想站在增进澳中关系的风口浪尖。那时，因为对参与越战有疑问，很多澳洲人开始关注澳洲的国际地位，以及澳洲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中国正在开展“兵乓外交”。中国的一个兵乓球代表团访问了澳洲，梅卓琳也到悉尼机场去夹道欢迎。1972年，澳洲工党领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作为反对党领袖访问了中国。他宣布，如果当选，将与中国建交。这成为当年大选争论的议题之一。
与此同时，悉尼大学教育系的一位教授正在组织一个二十人的访华团。梅卓琳非常兴奋，报名参加。1972年12月中旬，就在他们到达中国之后，工党赢得了大选。12月20日，他们在北京时，听到了中澳建交的消息。代表团的人员都很兴奋，他们互相祝酒，又从北京饭店给惠特拉姆政府发贺电。
自从1956年梅卓琳在悉尼大学学习中文开始，她就盼着有一天能去中国。她后来又在大陆的大门口——香港生活了几年，还嫁给了华人，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她终于撩开“竹幕”，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丈夫齐梦麟和家人朋友都等着她回去讲述中国印象。当然，文革中的中国气氛令人压抑。
1973年，梅卓琳终于如愿以偿，她进入澳洲海外贸易部贸易关系局，负责澳中贸易。她把家从悉尼搬到堪培拉。那时，中澳贸易处于从无到有的初创阶段。澳洲商人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出口羊毛等农牧产品，但是中国当时仅有的一点点外汇几乎都用来购买欧美的高科技产品。这使梅卓琳和她的同事们十分苦恼。
中国第一个访澳贸易代表团是由白相国率领的，梅卓琳全程陪同。她注意到，白相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特别谨慎小心。澳洲发起的第一个大项目则是1974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澳洲贸易展览会。梅卓琳编写了一本英汉对照的中国常用单词与短语小册子，发给赴京的澳洲人员。展览会非常成功，观众踊跃，最受欢迎的是剪羊毛表演。
1973年初，朱启祯率领一个先遣组来堪培拉建立中国大使馆。后来，他们找到一个旅馆，办公与人员住宿都可以满足。中国大使馆在那里一待十几年，直到后来在市中心的湖边建起了新大使馆。作为主管澳中贸易的官员，梅卓琳常常造访中国大使馆，也常常邀请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到她家来。他们还在周末一起出外远游、钓鱼。中国大使馆的宴会更是使梅卓琳夫妇难以忘怀。
澳洲首任驻华文化参赞
梅卓琳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自己想为增进澳中关系作出贡献，那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去中国生活工作。她读了很多中文书，但是她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仍然太少。她觉得，工作起来有点纸上谈兵隔岸观火的感觉。她向澳洲海外贸易部申请派驻中国，但是当时没有位置。
这时，梅卓琳听说，澳洲驻华使馆正在扩大，澳洲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Stephen Fitzgerald）认为应该设立文化参赞，来负责文化与科学事务。费思棻曾在港大语言学院与梅卓琳一起学中文。他很珍爱他的中文老师给他起的中文名——费思棻。梅卓琳调皮地告诉我：“我们开玩笑管他叫肥皂粉。”梅卓琳很愿意去北京与“肥皂粉”一起工作，她赶紧申请文化参赞的位置，结果她被选中了。
1975年，梅卓琳获准携带全家去北京赴任。他们的两个儿子斯提芬（Stephen）十岁，乔纳森(Jonathan)才八岁，自然特别兴奋。丈夫齐梦麟也很激动。但是，他远在巴西的父母却忧心重重。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儿子一家去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齐梦麟的母亲决定亲自去堪培拉阻止他们。她先拍了一封电报，然后坐上飞机，从巴西飞越大洋。没想到，电报很慢，等她飞到澳洲，电报才到，而梅卓琳一家已经到达北京了。齐梦麟只好到香港与母亲汇聚，并且把她接到北京。老人意识到，儿子一家不会听她的话离开北京，只好回巴西去了。
但是，很快，梅卓琳夫妇就明白，老人的担心并非多虑。那时的北京，气氛比较紧张，对外籍人士也多有不便。因为没有宿舍，梅卓琳一家只好先下榻北京饭店。北京饭店不许中国人进入。齐梦麟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怎么看都象地道的北京人。他几次要回北京饭店和进入澳洲大使馆，都被警卫阻拦。警卫怀疑他的澳洲护照有假。有一天，齐梦麟去逛故宫。他竞被拘留了几个小时。梅卓琳见他过时不归，非常焦急，正打算报警，他才回来了。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当然让梅卓琳夫妇忧心不已。
斯提芬和乔纳森进入了芳草地小学。那是当时北京专收外籍子弟的学校，老师们很努力地教育学生，但是政治内容特别多。斯提芬和乔纳森不久就学得满口政治口号。有一个周末，梅卓琳一家与其他人陪来访的澳洲官员去北京郊外十三陵野餐。斯提芬和乔纳森爬上一个小山包。当大人们走过来时，他们高喊：“站住，我们是少年无产阶级革命军的先头部队！”来访的澳洲官员吓了一跳。
1975年，梅卓琳经手的一件大事是澳洲儿童合唱团访华。中澳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筛选，才确定了这项互访。梅卓琳猜测，合唱团的曲目中有《音乐之声》选曲，因此才被选中，因为江青喜欢这个电影。这是文革开始以来澳洲第一个访华艺术团，中国接待规格很高。合唱团的指挥是虔诚的基督徒，她把这次访问当作一次重要的传教之旅。梅卓琳知道，中国当时对宗教管束很严。她生怕有什么摩擦，因此全程陪同，小心安排，去了上海，又去广州，直到把合唱团送出境，才放下心来。
1975年度和1976年度在中国举办澳洲风景画巡回展一事，也让梅卓琳费尽心思。她发现，在挑选画家与画作时，中国官员有许多难以言传的微妙框框。这就使挑选工作变得空前复杂艰难。除了不能有裸体，不能有抽象派倾向外，画家的阶级出身、画作所传达的微妙社会信息，都在考虑之列。经过反复磋商掂量，当最后名单终于确定下来，梅卓琳与澳洲策展人几乎要欢呼起来。
作为驻京外交官，1976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大事，让梅卓琳记忆深刻。年初，周恩来逝世，举国哀悼，天安门广场摆满了花圈。芳草地小学的老师经常开会游行，学生没人管了。澳洲大使馆只好请一位担任过教师的职员家属来组织使馆小学。梅卓琳的两个儿子特别高兴，使馆小学生动活泼，更加自由。
那年暑假到来，梅卓琳带着全家都去北戴河避暑。7月28日深夜，他们突然在梦中惊醒，只觉得房子好像变成了一个大筛子，不停地摇晃。梅卓琳和齐梦麟翻身下床，到另一个房间抓起两个儿子，就跑到外面。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告知，北戴河附近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那天，来访的澳洲前总理惠特拉姆由澳洲前任大使费思棻陪同，正在天津访问。天津离唐山很近。结果，他们从旅馆房间逃出时，被家具砸伤，幸好，伤势不重。
梅卓琳全家回到北京。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已经搭满了地震棚。幸亏是炎夏，几百万老百姓都住在了露天。大使馆的院子里也搭满了帐篷，使馆人员都从外交公寓搬进帐篷。他们不得不重新做了分工。有人负责做饭，有人负责打扫卫生，有人组织娱乐活动。齐梦麟包的饺子最受欢迎，大人小孩争相赞美。
为了减轻对北京的压力，外交部要求各使馆将非必需人员尽量撤出。澳洲大使馆决定由梅卓琳带队，将大队人马与家属撤到香港。梅卓琳的两个儿子刚到香港觉得新鲜，可没过多久就不耐烦了。梅卓琳夫妇怕儿子们整日闲逛，荒废了学业，就商量把他俩送回澳洲上学。
8月底，大使馆突然通知梅卓琳马上回北京。教育口也是她的管辖范围，在西安任教的澳籍女教师苏姗·戴（Susan Day）出事了。梅卓琳马不停蹄赶到西安。苏姗·戴在西安外语学院教英语。她与学院的一名姓宋的职员谈恋爱，并且向学院申请结婚。学院不但不批准，还把宋给转移走了。随后，苏姗·戴又被有排外情绪的西安人砍伤了。但是，她不屈服，养好了伤，仍然坚持要与宋结婚。梅卓琳与苏姗·戴交谈后，答应尽量提供帮助。
梅卓琳回到北京，就与正在北京的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联系，请求他们与中国政府斡旋。斯诺的遗孀洛伊斯·斯诺(Lois Snow)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都答应帮忙。澳洲总理弗雷沙访华时曾当面对邓小平言及此事。后来，中国政府终于点了头，他们俩人才结婚了。这是第一对中澳联姻。此前的第一对中法联姻是由周恩来点头的。这些轶事在北京传得沸沸扬扬。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傍晚，梅卓琳等使馆官员在长安街上的鸿宾楼饭庄等待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刘庆棠将要赴澳访问，梅卓琳按照惯例设宴为他饯行。等了半天，刘庆棠没有来，文化部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了。等坐下吃饭时，他们才说，发生了大变故，刘庆棠不能出国了。宴会的气氛一反往常的轻松，宾主谈笑甚欢。第二天，梅卓琳听到消息，“四人帮”被粉碎了，刘庆棠等爪牙也被逮捕了。
“四人帮”粉碎之后，中国的大气氛不再那样紧张，中方工作人员也比以前开放，梅卓琳的工作相对容易了一些。1977年初，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在澳洲开幕。中国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率团访问澳洲，梅卓琳赶回澳洲，陪同王冶秋一行。兵马俑和金缕玉衣等展品引起澳洲公众的极大兴趣，共计60万人参观了展览，也就是说澳洲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参观了这个展览。展览本来预定只在悉尼与墨尔本两地举行。南澳省长把王冶秋一行请到南澳，用烤全羊和南澳出产的葡萄美酒招待，结果王冶秋同意展览也在南澳举行。梅卓琳非常欣赏王冶秋的博学、文雅与开放。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愉快。王冶秋给他们讲述了许多中国文物的有趣故事。
澳中理事会首任执行主任
1976年，澳洲总理弗雷沙访华后，他要求澳洲外交部对中澳双边关系做一个回顾与总结。这个总结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协助驻华大使馆增进两国关系。1978年底，澳中理事会在堪培拉建立，刚刚从驻华文化参赞位置上卸任的梅卓琳被任命为澳中理事会首任执行主任，主席是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副主席是费思棻。
梅卓琳的第一个行动是对澳中关系的现状做一全面调查。调查发现，建交几年来，澳中关系在两国政府层面已经全面展开，但是澳洲的商界人士与民间社团参与得非常少。虽然，澳中理事会意识到，中国有可能成为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澳洲公众对中国仍然缺乏了解，甚至存在很多误解。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理事会制定了全面推进中澳交流的庞大计划。梅卓琳跑遍澳洲的各个省份，向省政府、地方政府及民间社团推销这些计划，敦促他们参与澳中交流。梅卓琳也与中方对口单位——中国对外友协加强联系与合作。当时的对外友协主任王炳南非常活跃，对与澳洲来往十分积极。负责澳洲事务的是段津。梅卓琳与段津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90年代，段津就任中国驻悉尼总领事，梅卓琳夫妇与这位老朋友再度相逢。
在澳中理事会的推动组织下，两国的互访范围越来越广。比如1981年，澳洲博物馆代表团、妇女代表团和登山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中国新闻界代表团访问了澳洲。两国还举行了新闻采访会议，探讨如何对双方的国家进行报道。此外，两国方方面面的人士进行了互访。当时，澳中关系十分活跃，其他西方国家争相向澳洲取经。梅卓琳被请到加拿大介绍澳中理事会的经验。
澳中理事会还邀请了一些中国文化界人士访澳。梅卓琳总是亲自接待，与这些中国文化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1982年，理事会邀请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来参加阿特雷德文化节，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许多澳洲读者读过他们翻译的《红楼梦》、《鲁迅小说选》等，见到他们欢喜异常。他们被澳洲人的热情友好感动，此后一直鼓励其他朋友与澳洲交往。他们也成为北京澳洲大使馆的常客。梅卓琳还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与夫人萧淑芳访澳。这对画家在澳洲见到他们五十年代在中国认识的澳洲友人，特别高兴。梅卓琳也邀请书法家黄苗子与夫人、画家郁风访问澳洲。他们对澳洲印象很好。后来，九十年代他们曾在澳洲居住了好几年。
驻华使馆商务公使
1985年，梅卓琳即将在澳中理事会卸任，她又被任命为澳洲驻华使馆商务公使。能够回到北京工作，她和丈夫非常高兴。此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澳洲上大学了，相当独立了，不需再带在身边了。不过，两个儿子都说，要去中国旅游，探望他们。梅卓琳夫妇发现，八十年代的中国到处充满活力，与十年前大不相同。而令他们最为高兴的是，对中外人士交往的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限制放松了，他们可以与大群的中国朋友自由交往了。
那时，澳洲的工党总理霍克（Bob Hawke）正想大力推进中澳贸易，向中国出口铁矿石。所以，梅卓琳到北京赴任之前，先去西澳的大铁矿视察了一圈。当时，澳洲与日本的贸易额相当高，但是日本人工越来越高，这势必会使双边贸易大受影响。澳洲、日本与中国希望发展三边贸易，也就是中国从澳洲进口铁矿石与煤炭，在中国炼钢，然后把钢出口到日本。那时，中国正在上海建设宝山钢铁厂。但是，巴西铁矿石正与澳洲竞争。澳洲的大矿产公司派出代表，与中国对手展开谈判。作为商务公使，梅卓琳经常与中国的钢铁工业部打交道。经过长期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中国向西澳的钱纳(Channar)铁矿投资的协议，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
澳中贸易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作为商务公使，梅卓琳与中国的各部委、各进出口公司频繁接触，千方百计地为澳洲商界铺平道路。她与中国的有色金属总公司联系密切，经过一段时间的贸易来往与谈判，中国做出投资澳洲波特兰（Portland）炼铝厂的决定。此后，中国在澳洲建立了这方面的分公司，又有其他投资项目。
梅卓琳对澳洲商界一再强调，中国人喜欢与个人及公司建立长期关系。只有愿意建立长期关系的公司，才可能有所收获。中国市场潜力巨大风险也大困难更大，澳洲公司必须既有信心又有耐心。在一次澳洲商界在北京举行的晚宴上，梅卓琳与澳洲大矿产公司断山（BHP）集团驻京代表争执起来。这位代表说，梅卓琳应该警告澳洲公司远离中国，因为中国有太多困难与陷阱。梅卓琳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不断努力为澳洲公司披荆斩棘。
为了了解情况，寻找商机，梅卓琳夫妇跑遍了中国大地，不管是东北还是西南，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因为八十年代的开放，齐梦麟不但不再因为满口北京话遇到麻烦，还因此与陌生的中国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次，他们去新疆考察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齐梦麟与维族人、哈萨克人都相处得很好。这段时间，梅卓琳夫妇还养成了收集中国古董的爱好。在北京，他们经常去逛古董店；到外地，也不忘收集喜欢的小古董。他们的大儿子斯提芬来北京探望他们以后，去西藏旅游，住在庙里，了解藏族文化。
此时，中国已经开始大量进口澳洲羊毛。而江苏省的毛纺小企业发展速度很快，却得不到稳定的羊毛供应。澳洲政府有意搞一个援助项目，在江苏省会南京建一个巨大的羊毛仓库。梅卓琳与中国对外贸易部、纺织部、江苏省及南京市的官员反复联系交谈，但有的中方官员戒心很重，拒绝提供梅卓琳需要的数据。这使澳方难以做出判断，工作一度踌躇不前。梅卓琳没想到，援助项目也这么难搞。有一次，她火了，忍不住对那位对外贸易部的中方官员说：“你是不是仍然把我当作间谍呀？”那位中方官员也很生气，他们的合作显然无法继续下去了。幸亏，后来，对外贸易部将这位官员调走，合作得以继续。
羊毛局主任与香港总领事
1988年，梅卓琳仍在北京忙于商务公使的工作时，国际羊毛局找到她，希望她在商务公使任期结束后，担任国际羊毛局中国办事处主任。当时，中国办事处设在香港。这样，梅卓琳一结束在北京的商务公使任期，就马不停蹄与丈夫飞到香港上任。
国际羊毛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它旨在世界范围内保护毛纺业的利益，对成员国羊毛组织提供市场信息，促进毛纺业的技术改造，以便与棉纺、化纤等产品竞争。上任之前，梅卓琳很有远见地提出，必须改变现在中国办事处直属亚洲办事处的做法，而改成直属伦敦总部。当时，亚洲办事处设在日本。她敏锐地意识到，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设在日本的亚洲办事处有可能偏重日本的利益而忽视了中国的利益。值得庆幸的是，国际羊毛局高层立即接受了这位中国通的意见。
梅卓琳上任伊始，就努力把中国办事处从香港搬到北京。在1988年的伦敦年会上，尽管初来乍到，她却大胆指出，近几年国际羊毛市场的最大变化是中国进口羊毛的数量大大增加。国际羊毛局必须意识到，中国市场与欧美市场需求不同，并且增加中国办事处的经费。她还努力加强澳洲羊毛公司与中国的关系。经过她的努力，1990年，国际羊毛局中国办事处搬到了北京，澳洲羊毛局也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
1988年底，梅卓琳运筹经营数年的南京羊毛仓库终于竣工。她代表国际羊毛局中国办事处去出席庆典。在下榻的南京金陵饭店，梅卓琳对自己的老上级，此时担任澳洲羊毛局中国顾问的费思棻谈起她的兴奋。她忍不住把许多人熟悉的圣诞颂歌换了新词，高声唱起来：“在圣诞节的第一天，我的爱人送来礼物，是南京羊毛仓库！”她的同事们大笑。在场的国际羊毛局主席大卫·阿西姆斯(David Asimus)让她答应，一定在伦敦的年会上，再唱一次。后来，梅卓琳在年会上，介绍了中国羊毛市场的情况，又唱了这首歌，结果大受欢迎。
梅卓琳善于唱歌，也善于讲话。为了推销羊毛产品，梅卓琳在中国大做电视广告。他们还与上海电视台合办了毛衣编织比赛，并且连续数周播映。其中最吸引观众的花絮是，澳洲女裁判梅卓琳讲一口妙趣横生的普通话。他们还在北京的一个大百货店做毛衣展销。因为宣传声势大，吸引来大批中国顾客，柜台差点被挤坏。
作为澳洲外交战线有数的中国通和经验丰富的实干家，三十年来，梅卓琳马不停蹄，一个岗位接着一个岗位，一直工作在第一线。1992年，当她在国际羊毛局中国办事处的任期届满时，她又被任命为澳洲驻香港总领事。
香港是梅卓琳熟悉的城市。她和丈夫在这里有大群的朋友。她马上敏锐地意识到，与六十年代初她念研究生时相比，三十年来，香港发生了巨变。香港的人口从一百五十万增加到六百万。香港已经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虽然，香港人口的98％是华人，但此前的历任澳洲驻香港总领事没有人会说中文。梅卓琳发现，领事馆宴会邀请的客人，绝大多数仍是驻港澳洲人与英裔人士。她意识到，领事馆必须尽快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迅速面向广大华裔。特别是，香港正在迎接97年回归中国，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更是必要与紧急。
早几年，她在设在香港的国际羊毛局中国办事处工作时，就开始学习广东话；现在当了总领事，她抽出更多时间学习广东话，努力扩大与香港各界华人的接触。另外，梅卓琳亦发现，虽然已经是九十年代了，但是过去澳洲长期奉行“白澳”政策的阴影仍然留存在香港人的印象中。作为总领事，她应该尽快展示澳洲正在努力靠拢亚洲的新形象。
退而不休的中国通
1995年夏天，梅卓琳完成驻香港总领事任期，退休回澳。她与丈夫决定卖掉在堪培拉的房子，在悉尼她的父母家附近买房子。三十年来，她一直在中国与香港工作，现在，她很想好好陪伴父母家人。
梅卓琳的妹妹杰西卡·戴维斯(Jessica Davis)看到姐姐终于归来十分高兴。她是研究幽默的。她很幽默地建议：“我们两人应该一起研究。你懂中文，我懂幽默。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中国幽默，从古代中国的幽默开始，一直研究到现代。”
梅卓琳立刻被这个想法吸引。她是一个乐观幽默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几十年之后，集中研究中国的幽默，该是多么有趣。姐妹俩开始动手收集资料。后来，她俩决定将收集到的英文论文编成两本书。一本是从中国古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另一本是现代。经过十年的努力，这套巨著终于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去采访时，梅卓琳刚刚收到样书。
我翻开这套崭新的巨著。第一本的论文有论述孔子的幽默、《诗经》的幽默、道教的幽默、中医中的幽默、元杂剧中的幽默、《红楼梦》中的幽默直到林语堂的幽默。第二本现代部分内容亦相当丰富：有针对“小日本”的幽默、政治幽默、广告中的幽默、教学中的幽默、相声中的幽默及贺岁片中的幽默等等。
起先，我很好奇，想不出梅卓琳姐妹的研究将从何入手。一翻这两本书，古往今来的中国幽默都被点醒了。梅卓琳对我说：“我们也研究了中国幽默的特点。比如，中国人在什么场合、對谁可以幽默……”我忍不住说：“是呀，澳洲的葬礼上，人们的悼词往往很幽默。中国的葬礼可不许这样……”梅卓琳马上说：“看，你很快就理解了。”她告诉我，意大利一个刊物约她写文章，介绍中国幽默。
除了研究工作，梅卓琳退而不休，十几年来精神抖擞地广泛参与各项工作与活动。她曾到悉尼大学商学院代课一年；又到悉尼大学东亚研究系教中翻英一年；还担任该系毕业生与硕士生的辅导；她又经常应各方面的邀请去做有关中国的报告。
梅卓琳大学时代的老师戴维斯教授当年成立了一个澳洲东方学会。他去世以后，有人建议梅卓琳接手，办好会刊与年会。2006年是该学会成立五十周年。梅卓琳他们组织召开了一个大型国际研讨会，非常成功。
悉尼大学再教育中心聘请梅卓琳来组织赴中国的学习考察团。这个考察团每年一次，有明确内容，要编写教材，还要亲自带队。梅卓琳已经组织了五个考察团：两个中国历史考察团，两个丝绸之路考察团，一个长征之路考察团。今年，七十五岁的梅卓琳还要再次带领中国历史考察团奔赴中国。
北京中国外国语大学于2019年底编辑出版了一套书——《澳大利亚人看中国》。其中一本是梅卓琳的自传——《北望中国》，由戴宁翻译。
我每次采访梅卓琳，她都开着一辆鲜红色的小车到火车站来接我。如果可以用颜色来代表一个人的话，我想，梅卓琳就是鲜红色的。她的人生鲜红明亮，她总在向前冲锋，象一道彩虹。
选自在澳出版新书《这边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