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横竖睡不着，拿着《傲慢与偏见》仔细看了半夜，我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金钱”，充斥全书的是无处不在的数字、数字、数字。
班纳特先生拥有一个小农场，年收入约两千镑；班纳特太太嫁给他时嫁妆是四千镑；班纳特家五位小姐每人结婚时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班纳特先生死后农场连同他的那幢房子将全归远房侄子；达西先生年收入一万英镑，他妹妹有三万英镑的嫁妆；彬格莱先生有十万英镑遗产，年收入在四、五千镑左右；彬格莱小姐有两万英镑的嫁妆。达西的表哥，费茨威廉上校是伯爵的小儿子，没有继承权，在家里日子过得舒服，可是一旦结婚成家，会是个穷光蛋，所以倘若结婚，他要找个“至少得带给他五万英镑嫁妆”的女人。韦翰与丽迪雅私奔后，至少向达西敲诈到一万英镑才肯正式娶她。柯林斯牧师很实在地说，他要“制订什一税的条例，既要订得于自己有利，又要不侵犯施主的利益。”
要注意的是，奥斯汀通常把女性的财富说成是一次性的，而男性的财富却是按年收入计算的。在那个年代，女人的钱，其意义不在于它的收入能养活她，尽管按照4%的年回报率，达西小姐的三万英镑，甚至金小姐的一万英镑都能让一个单身女人舒适地生活，而在于，当女人结婚后，她的钱将作为资本传给丈夫，女人的钱将成为衡量丈夫经济地位的收入来源之一。钱多的女人自然更受男人欢迎。
要计算简·奥斯汀小说中提到的那些钱在现今世界值多少钱有点难，但仍有不少好事者做过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James Heldman 在《达西先生到底多有钱》一文中说，班纳特先生两千英镑年收入在1988年大约值66,000美元。达西的年收入大约超过33万美元，彬格莱先生的收入约为16.5万美元。 另一位评论家Edward Copeland写了一篇名为《简·奥斯汀时代的经济现实》中估算，班纳特先生的收入在1989年大约为16.5万美元，达西的收入为80万美元。玛丽·莫格福特认为达西的收入是1810年英国人均收入的300倍，将1989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乘以这个数字，我们可以得出达西的年收入在1989年超过600万美元。
这是纵向比较，我们还可以横向比较一下，看看这些人在当时那个社会里的经济状况。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劳动力廉价、所得税低，1810年，农业工人的名义年收入为42英镑，熟练工人为55至90英镑，文员为178英镑，牧师为283英镑，律师为447英镑。一个大商人，如伊莉莎白的舅舅嘉丁纳先生的收入与班纳特先生这样的“小贵族”或假贵族的收入差不多。
再来看看作者奥斯汀家族的收入，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都比商人和班纳特先生这样的农场主（无论多么短暂多么小）的收入要少。与其他大多数牧师一样，简·奥斯汀的父亲的收入来自对教区居民征收的什一税，以及耕种 教会土地glebe的收入。到他退休时，简·奥斯汀在她的 中写道：“我对[他]每年获得近六百英镑并不感到绝望。”
然而，当她父亲于1805年去世后，什一税收入、教会土地都没有了，他的妻子和两个未婚女儿的年收入仅有200多英镑。简·奥斯汀的兄弟们同意将各自补贴一些，让这笔钱翻倍，也就是母女三人的年收入会有400英镑左右。在南安普敦生活了三年后，其中一年奥斯汀的个人支出为509英镑，她们得到了查顿乡舍的使用权。当她重新开始小说创作，让伊丽莎白·班纳特成为彭伯里女主人时，简·奥斯汀在这里安顿下来，带着一个女仆、一个男仆、一个年薪略高于8英镑的厨师和一架花费约30英镑的新钢琴，在一个年收入不足500英镑的家庭中度过余生。
再来看看简·奥斯汀的稿费。在她的一生中，奥斯汀从她的小说中获得的收入不到700英镑。她以110英镑的价格直接出售了《傲慢与偏见》的版权，这部被证明是她最受欢迎的小说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收入。她的另外五部小说都是以佣金（commission）方式出版的，在出版商减去成本和佣金后的余款才是她的收入，这意味着如果书不畅销，她要承担损失，当然也有可能获得利润。她的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情感》第一版的销售收入为140英镑，第二版至少有60英镑。《曼斯菲尔德庄园》第一版的销售为她赚取了320英镑，她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出版第二版，时说“人们更愿意借用和赞美，而不是购买——这一点我并不奇怪。”后来，她同意出版第二版，但在一份关于她作为作者的收入的备忘录中，她指出，1816年该版在她的出版社账户上仍有近200英镑的损失，这使她当年在《艾玛》的销售收入减少到不足40英镑。奥斯汀去世后《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第二版才开始盈利。1818年出版的《劝导》和《诺桑觉寺》的销售额为她的姐姐卡桑德拉带来了大约500英镑的收入。1832年，卡桑德拉（她继承了奥斯汀的版权）和她的一个兄弟以210英镑的价格出售了所有小说的版权，除了《傲慢与偏见》（因为他们没有版权）。总而言之，二十年来，简·奥斯汀的写作为她和她的家人带来了不到1500英镑的收入，这无疑是对两位主要依靠母亲和兄弟抚养的妇女的可支配收入的补充，但比奥斯汀为班纳特先生设定的年收入要少得多。
《傲慢与偏见》读上去全是小姐太太们会客、出游、舞会、聊天的社交生活，可是这种生活的基础是金钱，谈笑风生的背后是生存竞争，小姐们都想找个理想丈夫，而所谓的“理想”之一少不了要看看这位先生的收入。穷男人娶妻时都指望妻子能有一笔不菲的嫁妆。奥斯汀在小说《诺桑觉寺》中借用人物之口说：“不管那些传奇故事里怎么说，没有钱这东西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