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成功是否可能带来中国社会重组的机会，洪秀全本质乃乡下流氓，非一代英主。十九世纪中叶或清朝末期中国也曾有过可能重组社会的机会，却失之交臂，这就是十九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无疑曾经有过一鼓作气，推翻满清皇朝的机会，由于战略错误与内斗，终使轰轰烈烈，曾经有望夺得天下的太平天国最后灰飞烟灭。中国历代皇朝开朝的历史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同时也是英雄造时势的历史。比较太平天国事件与中国历史上历代皇朝兴替，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并不具备一代开朝君王的胸襟与谋略，先失大权于杨秀清，而后大开杀戮，自毁羽翼，都是略短才拙之必然。纵使太平天国不内斗而推翻满清，中国也必然是战乱不断，一如民国军阀混战，再受列强操控，中国之国运将更加危难。如果洪秀全是李世民或朱元璋之类的一代明主，中国或将不会有近代的悲惨历史，马上得天下的一代明主与新皇朝更加自信，比旧皇朝更容易感悟与主动改变以适应社会之变革。新皇朝之官僚也必然以新血为主，比旧官僚更愿意学习与接受新事物，中国社会也会因皇朝兴替，一扫萎靡之气，像倒幕战争之后的日本上下精历图治，新朝盛世也是可期的。即使有甲午之战败亦不足惧，历代皇朝新创之初，皆有对外战败之事例，也皆能及时调整而适应或再战，不若旧皇朝治末期一败而一蹶不振，新旧皇朝之社会人心气数是决然不同的，这就是天时。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太平天国领袖也不具备李世民与朱元璋才能与谋略，而清廷这条掌握中国命运之破船就将就着往前漂泊，这就是潜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命运密码，以当时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与历史之沉疴，非一代英主无以安天下，悲也，命也。
太平天国运动一方面打击撼动了清廷的社会结构，而另一方面却也从外部迫使清廷权力体制做出相应调整，并使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僚与社会精英得到为清廷及社会服务的机会，一些重要洋务官员既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崭露头角的官吏，这些官员积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洋务运动，出现所谓中兴的时局，清廷统治得以在内外压迫与风雨飘摇中拖延时日。
7.8 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
积弱而内忧外患受列强欺凌，使古老中国放下文化的自大与傲慢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甲午战败无疑打破中国社会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纯技术路线改变中国的企图，仅以学习技术是不够的，洋务运动受旧文化与皇权体系的掣肘，难于及时适应社会变革，从而改变中国落后的境况。公车上书要求改变，并出现许多民间议政团体，要求学习先进的社会制度，从各方面，包括政治体制进行变法维新，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这都是受甲午战败催生，也得到清廷的回应，然而最后却落得政变收场，维新推动者或被杀或流亡海外，皇权暴力站在十字路口决定中国的命运，维新戛然而止。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原因，其一触动旧体制即得利益，激发作为统治者的满人对汉人的疑虑，导致维新带来阻力与困难。其二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狂妄无知，企图推动不切实际的‘合邦’，以及软禁慈禧的传言，使维新落为高层权斗而败落。维新党人所作所为也表现出中国维新人士与明治维新推动者的根本不同，明治维新的推动者都具有藩地管理及治军经验，计划扎实可行。而康有为等人不明国内外社会现实就里，改革设想不切实际，这也是中国传统精英重仕途，轻农工商，落下与社会实际隔离的普遍问题。戊戌政变导致维新失败加深中国社会各方面矛盾，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门，咫尺天涯。清廷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中国命运第二条路，社会重组之路只能是革命之路，以暴力重组中国社会已是不可避免。
7.9 中国道路1911-1949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中国历史最后一个皇朝，但并未等于中国从此摆脱旧文化，进入新时代。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群体记忆，绝不会因为某个社会集团退出政治历史舞台，甚至被残忍的消灭，以及革命带来的政权的更迭而改变。社会文化的改变只能是渐进而漫长的，既然文化改变渐进而漫长，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也必然带有许多旧历史的必然痕迹，即皇朝兴替之时，烽火遍神州，城头变幻大王旗，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也是华夏涂炭，黎民遭难的日子。
中国人都知道这样的一句经典预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即谓每隔五百年必有一位圣明君王出现，期间也必定伴有杰出的旷世奇才相辅佐。此预言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更符合华夏历史的解读，‘五百年必有’一语道尽华夏历史周期的悲惨与艰辛，‘王者兴’乃旧王者无道，官逼民反，草头王并起，接着便是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的割据与战乱，社会生产与物质资产遭受极大的破坏，战争带来人口的大批灭绝，而此时的华夏历史也是一部逐鹿天下，建立一统皇朝之战争历史。没有统一，战争就不会终止，至少不会有太久的全面和平，统一是中华文化大一统的表现，也是根本，像血液流淌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管，统一战争会出现最后的胜利者，最后的王者，即名世者，非名世王者无以安天下。原意之名世者指王者出现，也必有大才能之士，即名世者出现安抚天下，而历史的现实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名世者常有，而王者不常有。以华夏之历史，真正的王者才是真正的名世者，炎黄子孙，谁人不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真正王者与华夏历史同在，又有几人记得在王者麾下的大才能之士。谶语乃隐语，言谶语者孟子也未必明了这一层谶，这就是谶语或隐语的吊诡，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一语成谶，民族文化决定民族命运。
辛亥革命胜利，顺利推翻满清皇朝并不意味中国必定进入和平建国的时期，未来如果不是历史的简单再现，至少也是历史的浓雾摸索前行，而像中国这样几千年历史与稳定文化传承的国家，其不断重复的历史周期也预示着难于逃脱的分裂隔离与统一战争的命运。推翻满清到新中国建立，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北洋政府，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而处在当时历史迷雾中的中国，军阀及各种政治力量众多，最有机会者，袁孙蒋毛，而袁孙蒋毛，谁是名世者，将决定未来中国的道路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命运。
7.10 袁孙蒋毛 谁是名世者
袁世凯原满清官僚，靠编练新军起家，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历史每逢皇朝兴替，社会必有大乱，袁世凯在推翻清皇朝至民国建立的过渡过程中，以军事为后盾，政治为折冲，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使中国社会不至于由于政体的更迭为外敌所乘或陷入内战，进而遍地王者兴的混乱，袁世凯是有功劳的。就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而言，袁世凯有机会成中国新时代的为名世王者，然而袁世凯或许对中国社会的误读误解，或许缺乏真正一代英主的雄才大略，为空名而急于称帝，成为历史笑柄。后人看来在民国改制称帝是及其愚不可及之事，然而当年在资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法国，拿破仑称帝是否也及其愚蠢呢，不是同样有人也怀疑革命成功的法国社会不接受一个皇帝，然而拿破仑称帝并获得成功。关键的问题不是一个皇帝的名号，而是社会大众不需要一个旧皇帝，社会需要一个新领袖，一个能够保护革命成果，对内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对外保家卫国的新领袖，而新领袖的名号，总统或皇帝，对当时备受动乱与革命恐怖的社会而言，并无关宏旨，而拿破仑满足了法国社会大众者最根本最重要的愿望。拿破仑的军事胜利及一系列措施不仅捍卫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也唤起法兰西民族的极大自豪感，拿破仑法典不少法条沿用至今，说明拿破仑是一个跨越所处时代的政治领袖。在新皇帝的领导下继续革命，无疑是绝无仅有况世无双的，也仅有法国文化才拥有的法兰西式英雄浪漫。
袁世凯不是拿破仑，在一个受尽列强欺凌的国家，没有取得任何对外战争胜利以及社会认可成就，而其作为权力基础的军事集团内部也并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仅通过对社会的军事威胁与政治压迫，以及贿赂而称帝，这对当时已普遍接触与认知西方新文化思想的中国社会各界无疑是难于接受的。如果袁世凯能像拿破仑一样在对内安定社会，对外取得一定的军事胜利的基础上称帝，历史也许有不同结局。也许有人对此种评论不以为然，然而中国社会数千年之传统文化，新皇朝绝非不无可能，与拿破仑不同的是，拿破仑先建功而后立业，袁世凯想先立业而后建功，无功无德，无于使社会信服，社会也不给他建功的机会。袁世凯称帝也许是只有旧中国传统社会才会有的中国式笑话，袁世凯也终成笑话，说明袁世凯尽管洞察时代变迁，积极推动维新，亦有成效，本质仍然是一个旧式政治人物，眼睛看见了新时代，也经历时代的变迁，而思想还停留在旧时代，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无疑是中国许多近代政治人物的普遍特征，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何等之滞重，中国传统社会接受新时代是何等之艰难。袁世凯谢世之日，据说书案上留有亲书‘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也曾以一代英雄自许，冀望带领华夏抗击列强，尤其是狼子野心的倭寇，而一朝失策，回首已是百年之身，亦惟望中华再造共和。英雄也罢，枭雄也罢，袁世凯是满清垮台后中国的第一个王者，可惜个人才略所限未能成为名世王者，而他是当时中国最大军事集团，北洋军阀的共主，袁世凯称帝失败，北洋军阀也出现分裂，虽有其他领袖，不论是谁，都不足于成为北洋共主，中国军阀混战都势不可免，中国又进入皇朝兴替过程的至暗时期，军阀混战。后人应站在当时历史环境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不应该用后世标准，更不应该以意识形态标准苛责历史人物。
孙中山，袁世凯之后，孙中山无疑是最有机会统一中国，带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孙中山致力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海内外奔波，唤醒国家民族，无论其革命生涯，社会人望还是革命之思想都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众望所归不二人选，而中华时乖运蹇，孙中山竟在多年努力，生聚教训，改组国民党，联俄容共，办军校，南方广州终成进步青年及志士之革命圣地，有望以武力胁迫或北伐，统一中国之时，天不假年，竟撒手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中国走出皇朝兴替过程之战乱再遭破灭。孙中山之后，谁可能成为中国真正的王者，名世者。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几个领袖人物都无担当大任之能，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许崇智都被汪精卫蒋介石联手排斥出局。最可笑的是汪精卫，汪精卫无疑是中国近代史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却也是最糟糕的政治人物，年轻时谋刺清朝摄政王，抗战最艰难之时判国投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表现其人的意气用事以及政治上致命的短视，正是这种短见为蒋介石成为中国军政独裁者扫清道路，也使与他结盟共同反蒋各式人物恨之入骨，这是政治才拙视短，反复无常所致，最后落千古骂名。
蒋介石是孙中山之后，孙中山革命事业与政治遗产的全面接盘之人，孙身边的几个国民党要员都是靠大树的乘凉者，也惟有蒋能完成他统一中国的遗愿，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意愿全面接受孙中山的政治理想。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进而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时也运也，也应验了一句古语，‘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此处并非指蒋无英雄之雄才大略，而是孙中山走后，国民党原有几个领袖皆政治才能平庸之辈，不仅使蒋成为领袖，更使蒋的权力失去掣肘，一意孤行，蒋性格之偏狭与不足表露无遗，私心刚愎自用，终使中国再次陷入内战。
北伐胜利使中国看到和平建国的曙光，然而蒋介石想一心独大独裁，借裁军独吞北伐胜利成果，酿成中原大战。公平而论，孙中山病逝后留下的政治遗产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民党班底的几个领导者，无论历史评价如何，蒋介石无疑是唯一可担当领导北伐与统一大业的军事领袖。国民党阵营虽然有几大军事集团，除蒋介石的中央派系，其他都是外来加入的军事集团，也远在外省，而近在一侧且能征善战的桂系李白，在国民党党内资历及军事力量都不如蒋，蒋无疑是国民党内最有朝气与魄力的政治与军事领袖，他也领导北伐，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蒋介石对北伐胜利与统一中国是有功劳的，不论蒋冯阎之战原因如何，蒋桂大战明显蒋系预谋在先，设下圈套，让桂系去跳。蒋桂大战爆发之时，桂系头领李宗仁白崇禧皆不在桂系驻军所在地，李宗仁在首府，其任职地南京，白崇禧在天津，桂系之部队零散于各省驻地，无法形成有效集中集群之战斗力，开战之前，还有意给桂系军队送情报，中央军有异动，并提醒远在南京已受监控的李宗仁有电报，赶快跑，分明下套给桂系钻，至于为何不直接抓李白，那太过明显抓捕在先，于法无据。蒋要桂系担挑动内战之名，更重要的是蒋认为已稳操胜卷，戏码演足，党内外也无非议。如此情节如非历史真实发生，令人难于置信，惟有电视剧可以编设出来，蒋介石却做到了。桂系仓皇应战，也自然败北。从此埋下中国地方政治及军事集团对中央或蒋介石集团的极度不信任，中原大战接着爆发，而蒋冯，蒋阎之战谁是谁非，谁先开战，已无关宏旨，至少作为中央的蒋绝不会吃亏。中国从此军阀内战不断，耗尽国力，为倭寇所乘。中国的军阀混战也为中国红色革命力量创造生存与发展的时空，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应该成为从政者必读的政治分析教科书，并非意识形态，而是条理清晰剖析透彻的社会政治分析文章是训练基本思想方法的极好范本。
民族文化决定每个作为文化载体的社会个体的行为，从而决定民族的性格与命运。在孙中山的离世之后，国民党无法产生一位足于让全党信服的领袖，高层及各种派系明争暗斗，北伐胜利带来不同军事集团的力量膨胀，以中国的文化传统，国民党政内部必然走向分裂，各个政治与军事派系合纵连横，罔顾国家民族利益，为私利互斗，也必然走上传统暴力文化的老路，内战，以军事实力决定是非成败。国民党已从一个为理想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革命政党堕落成为政客及新军阀的工具。孙中山的救国理想与坚韧不拔的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之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孙中山的病逝对中华民族之国运乃一劫数，以中国之文化命运，只能以最传统最暴力的方式来决定，谁是掌握中国命运的最终的王者，名世者。然而二十世纪的世界已不是中世纪东西方隔离的世界，中国已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拖入西方资本生产模式的世界体系已一个世纪，中国已不可能隔离世界之外，独自玩逐鹿中原的老游戏，列强环伺，随时找机会从中国身上撕下血淋淋的一块，而推翻满清的中国也一直在内战与列强的压迫之下艰难的前进。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必然把工业化与社会转型失败，内战不断，积弱不堪的中国作为其争霸世界的第一个目标，这就是中国近代的必然命运。袁氏误国，推翻满清到北伐，中国失去十余年（1911-27），蒋介石偏狭，容不得人，又才拙无法迅速统一中国，以旧军阀手腕统治中国，各方离心离德，北伐之后中国仅是名义上的统一，而非达成实质统一，北伐胜利至抗战全面爆发，连年内战，中国又失去十余年，国家积弱也激发日本觊觎中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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