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无疑是中华民族近代史最悲壮的历史，也是中国近代史最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对外的战争。日寇狼子野心对中华民族的戕害，炎黄子孙当铭记于心。抗战是中华民族近代史唯一一次全民族动员，团结一致对外，为民族存亡抗击侵略者的战争。日寇之残忍罄竹难书，抗战之艰难卓绝与英勇牺牲，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战，为中华民族迎来了胜利。蒋介石对抗战的胜利有着很大功劳，就抗战而言，就像许多在战场牺牲的将士，以及众多国共抗战的领导者，民族英雄之称号并不为过。作为中央政府领袖，坚持抗战，拒绝对日妥协，使中国不至于失去一个中央政府，中国也不至于陷入明末清兵入关，由于没有一个顽强有效的中央政府，抗清力量终被各个击破。不论抗战过程蒋实行的政策如何，以及具体战场战役的战果成败如何，情况是多么危急和困难，一个坚持抗战到底的政府，直到抗战胜利，就凭这一点，蒋有很大功劳。中共领导的日占区敌后对日抗战也是同样的重要，将敌占区的人民组织起来，不仅使人力物力不被日寇所利用，更让人民看到胜利的希望，坚持抗战，直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对日作战，国共两党都已尽力。国共两党坚持持久战，拖垮日寇也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做出极大牺牲与贡献。至于有评论认为蒋介石国民党为保存实力，不积极抗战，或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都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无知，人云亦云，成为党争舆论之工具，就是被洗脑的白痴。回想当日寇大举入侵之时，以中国社会当时之人力物力与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国民之素质，以中国之国力抗击已经工业化的日本，几乎没有胜算。与全国高涨之抗日舆论相对，也有妥协投降之声甚嚣尘上，出现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有蒋身边国民党军政要员，也有社会精英如胡适等，都是一时之选，战必败并非个人贪生怕死与惧敌，而是许多现实条件的考量，可见抗战之难之艰困，抗战所需准备之牺牲与意志之坚强。然而战争不仅是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也是意志力的较量。中国所坚持实行的持久战战略，并非某个战略家异想天开或领袖个人设想，而是根据中国国情的无奈之举，以中国农业社会之有限物力，对峙日本工业社会之雄厚物质生产力，惟有避免直接战场碰撞，减少社会物力消耗，以中国广大空间换取时间，持久战拖垮日本国力。持久战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拖延时日的战争对于处于被入侵占领与弱势的一方，其被占领区的民众，以及在占领区坚持抗战的民众，都将成为侵略者刀锯下的鱼肉。
中国幅员广阔，以空间换取时间，以空间与时间消耗日寇战力与国力资源，以时间拖垮日本经济，也一方面等待国际时势的变化，最后打败日寇。坚持持久战，无论多大代价与牺牲，坚持就是胜利，这也中国唯一可以取胜之道路。平心而论，抗战过程中出于各自利益，国共双方之间有许多摩擦与争斗，兵戎相见，可谓亲痛仇快。然而就对日作战而言，公允地说，国共双方都做到国家为重，尽责尽力，也因国共所处之地位不同，其对日寇之作战之行为也必然不同。作为中央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掌握国家资源，军队与社会人力物力，也必然成为日寇主要攻击目标。在日寇看来，打垮中国军队政府，就可以打垮中国的抗日意志，即使不能打败中国也能可以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拖上谈判桌，以结束战争，国民党军队也承受主要来自正面战场的攻击。而国民党军队也尽量避战或绝不主动发动战役，这是由两国国力所决定的，国力决定中国要的不是打垮日军，而是不被日军打垮，并最后拖垮日本，这也是持久战的战略目的。那些认为国民党拥有庞大正规军，而不去积极对日作战，甚至避战的观点是不客观不公正的，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中国军队能够组织正面作战并取胜，中国就不需要实施长期持久战的战略。
而中共方面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其对日寇作战之应对必然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首先中共的根据地都是广大山区与乡村，不具战略价值，日军难于找到有战略价值攻击点。其次由于没有后方，更不用说支撑战争之工业及经济，中共军队比国民党军队更困难，就共军掌握的物力资源与武器弹药而言，很难组织持久的正面作战，也不符合持久战的原则。共军所组织的百团大战后，根据地民众与抗日力量遭受日寇的及其野蛮的摧残与屠杀，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八路军主力几乎全面撤出山西。简而言之，游击战，隐蔽力量与发动组织群众以作长期抗战是最好战略。那些攻击共军游而不击的观点不是无知，就是偏见。以中国之国力，国共对日作战之策略是拖垮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中国不具备打垮日军的国力，这也是持久战之战略目的。无论如何，国共双方由于所处的境遇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对日作战的策略有必然不同，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最好的策略首先就是保护自己，发动民众，坚持发展，兼顾消灭敌人。如果出现被打垮的国民政府或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阵线，中国的对日抗战将无比困难。即便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有美国的外援，共军力量也增长，作战形势及中国战力亦有增强，然而这些战力是外援（国军）及战场缴获（共军）的结果，并非国力生产，是经不起战场消耗的，国共双方采取的避免大型战役的保守战略是由客观国力决定的。历史应该对国共双方领导中国人民对日抗战，保家卫国做出客观评价，蒋坚持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舆论及敌后根据地都功不可没。褒扬一方而贬低一方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偏见与党争作祟。
7.12 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是传统文化的必然。中国以微薄国力对抗工业化军国主义的日本，坚持艰苦卓绝的对日作战，做出巨大牺牲，以空间换时间，以拖待变，终于迎来抗战的胜利。然而中国并未迎来和平，迎来和平建国的新时期，而是重新进入战争，让人不仅哀叹中华国运之乖舛，然而细想，却有着中华文化之必然。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是文化的必然，无论是分还是合，都离不开传统战争暴力文化的牵引，分是因为暴力无法再统合，合是暴力的碾压与强迫。中国历史从来就没有和平的统一，如果是非暴力的统一，至少也是兵临城下的统一，暴力是一直是中国是非成败的最后决断者。抗战胜利之后，和平建设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国共领袖举行了重庆和谈，签署‘双十协定’，就算蒋毛都真诚为和平努力，十年内战双方军队结下的心结，抗战期间的摩擦，各自拥有逐鹿华夏的军事实力，传统的暴力统一的文化，内战的爆发实属必然，争辩谁对谁错也无太多意义。中国必然走上暴力统一的老路，社会良好愿望终归愿望，文化决定命运，国共内战是中国必然宿命。
表面上看接受美援的国军拥有绝对优势，而共军经过抗战及敌后的发展，对日军的受降与缴获，也兵强马壮。国共双方虽经多年内战，以及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蒋介石国民党从上至下，包括国民党内其他军阀派系，却从未真正了解他们的长期对手共产党，国民党宣称三个月解决共军，只能表明他们不仅对其长期对手是多么无知，甚至也不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而共产党对国民党却是洞若观火，对中国城市与乡村，社会各阶层及政治团体政党也了然于心。蒋介石国民党并未从多年的国共斗争中学到多少经验，而中共却在斗争不断成长。当年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被逐出中央苏区，几乎亡党亡军，不能简单归诸于国军围堵战略战术的成功，无疑有着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导致军事战略错误的恶果。这一几乎致命的惨败无疑也奠定毛泽东日后在党内重新崛起的基础，从而成为中共绝对的不可质疑的领袖，也印证《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共因祸得福。十年生聚，励兵秣马，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崩溃，又走到逐鹿天下的统合之路，几千年古老戏码戴着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理想革命的面具再次上演。像中国这种人治传统文化极其滞重的社会，特别是在皇朝兴替，武力征伐的战争时期，敌对双方的军事较量不仅是双方战争机器的较量，更是双方领袖才能谋略与个人领袖魅力的较量，以这点而言蒋介石国民党已未战先输。
蒋以其个人性格本质就一军人，这也符合其年轻时读军校，投身革命以及当敢死队长的经历，而当枪手暗杀政敌，及陈其美遭暗杀，蒋不避险，载尸归其私寓，经纪丧事，都颇有古侠客之风。然而他效仿法西斯，组织特务机构监控政敌，对对手采取贿赂分化收买利诱暗杀，特别是对媒体及学者等社会批评人士的暗杀，就太过于下流，也毁誉于社会。或许暗杀社会人士非他授意，至少也是特务机构揣摩上意，不受节制恣意妄为，作为领导者绝对有责任。国民政府官员极端腐败，贿赂成风，虽有中国社会长期战乱，政府组织与法制缺失等诸多的原因，而他作为社会领袖，刚愎自用，挟私护短，私心国事，狭隘报复，都有着极大责任，难逃其咎。他虽追随孙中山，接受革命思想，以革命军人自居，并以其鼓励学生与部下，也成为国家的政治与军事领袖，其许多思想观念及手段仍停留在旧时代。戴三民主义新思想的帽子，练的是旧军阀的武功，就政客的歪门邪道，属于旧式军人与政治人物，他的这些缺点最终也酿成恶果。从北伐胜利到国共内战彻底失败，虽然也取得多次内战的胜利，就是无法达成统一，战乱彼伏此起，这与他的军人性格本质有关，政治谋略不足，要么以阴谋手段贿赂收买，要么以军事手段强势碾压，甚至以军事暴力手段解决党内政治歧见。蒋玩的是中国老一套传统文化专制加暴力的把戏，纵横捭阖，逐鹿中原，如果中国还是处于与世隔绝年代，也许能成功，然而再列强环视之近代，蒋玩这种古老的手段过于陈腐，最终丢了江山。
毛泽东是一个站在二十世纪并超越时代的政治领袖，而蒋仅是一个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政治军人。蒋过于依靠军事力量，而不善于使用政治力量，也不具备政治折冲的手腕，要么公开杀人，要么特务暗杀，从这方面而言，蒋是一个以军领政的政治领袖，本质还是军人，这也符合他的个人经历，他对党内党外都是强力压服。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推翻满清的中国，各种社会政治势力与政党如雨后春笋，社会舆论也形成一定社会压力，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是无法处理像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与人口庞大的国家的，需要政治的折冲与妥协，而蒋无疑不具有这方面的政治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北伐胜利之后，历经二十余年，蒋仍然无法使党内外真正臣服，最后众叛亲离，丢掉江山。客观地说蒋的政治能力还不如同党的李宗仁，更遑论毛泽东，毛在政治与军事都是世界级一流玩家，洞悉二十世纪政治情势，及其善用政治与军事的两手，并交互使用，毛无疑超越二十世纪，超越他的时代，毛蒋两者不在同一水平。
据说蒋熟读中华人文经典，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及历史，而中共党内可与其比肩者，唯有毛泽东。这无疑有八卦之嫌，中国文人有读书的传统，精通典籍的文人自然也不计其数，而真正读懂能有几人，读懂又有能力运用于社会现实的，更是凤毛麟角了，无疑毛蒋对中国历史的皇朝兴替都是了然于胸，但最终能抓住机遇而成为时代兴替的名世王者，蒋不如毛。
抗战胜利，蒋成为抗战英雄，长期战乱磨难的中国人民终于看到和平建设国家的机会，回应全国人民的和平希望，国共两党领袖展开重庆谈判，也互相做出妥协，据说中共亦准备在离南京不远处觅一驻地便于参政，毛泽东共产党似乎已准备参加政府运作，这也许符合社会之共同愿望，却不符合天无二日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是民族记忆与性格，决定民族的命运。无论国共两党领袖的真正愿望是什么，中国逃不出传统文化设定的命运，以军事暴力，战争决定中国的未来，这是中国的宿命。
共军失去四平，中国失去和平。在国共双方一系列摩擦谈判攻防的事件中，边谈边打，中共保卫四平之战无疑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死守一城一池从来都不是处于兵力弱势共军之作战模式，而死守四平却是毛下达的死命令，毛泽东在保卫战中亲笔拟稿发给林彪的指示电文‘化四平街为马德里’,不惜代价守住四平。也许对毛而言守住四平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是是政治战略意义，用军事胜利造成即成事实，增加和谈的筹码，四平以北的区域归中共管辖，这是后续国共和谈的基础。也还有军事意义，向蒋证明共军有阵地战守城的力量，国军无法用武力解决中共，毕竟在兵力与装备上，国军有绝对优势。然而林彪守不住四平，国军是成建制三十万，含有美式装备正规军的部队，而共军是各解放区抽调接收东北，临阵组军十五万，也缺乏重武器，以共军的军力也守不住四平，也不符合共军游击战运动战的传统，这也是中共将领都反对守四平的原因。毛认为守四平是政治战，守住四平，就是守住和平，非死守不可。最终守不住，避免被围歼，只能放弃，溃不成军，‘能跑多快跑多快，能跑多远跑多远’，据说是林彪语。共军能跑，世上无人能比，这也是他们长期处于弱势而仍能得于生存之道。等到国军追上来，等待他们就是运动战与歼灭战。中共失去四平，中国失去和平。林彪如果真能守住四平，将国军阻挡于四平以南，中国就会有和平吗？以两党的政治本质与领袖人格，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恐怕很难，历史也不能重演。四平保卫战是国共战争的分水岭，蒋认为已做好围歼共军的军事准备，共军也回答以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传统套路。四平之战也许给蒋以误导，之后共军虽获得多次战役胜利，蒋仍认为共军可以轻易打败，次年一月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方面三月宣布三个月消灭共军。
国共内战的发展无疑超出人们的预期，蒋介石国民党方面认为三个月肃清共军，而雄才大略毛泽东预期五年打败蒋介石，中共党内看来这无疑是过于乐观，中共亦有高级将领认为国共双方谁都不能获胜，最终将处于僵持。而中共仅用三年时间打败蒋介石，历史的发展无疑颠覆了所有人的预想，再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无限可能，却又在社会的现实物质条件允许的情理之中。国民党的惨败速败，蒋负有绝对责任，这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他刚愎自用，独断专横，使党内不同势力离心离德，惯用的收买分化手段对党内政治力量与军阀派系也许无往不利，而对付中共这种以意识形态理想为目的政治军事集团无疑毫无用处，而特务手段与恐吓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更是遭社会唾弃与反感。总结蒋失去大陆的原因千条万条，归根结底也仅有一条，即人心背向，这与党内外的唾弃不无关系。内战进行三年，简而言之第一年是国共两党的内战，第二年是国民党内蒋介石派系对中共的作战，国民党各派系作壁上观，第三年是蒋介石一人对中共的战争，可谓众叛亲离，刚愎自用，狭隘私心，容不得党内其他派系所致，就是他的嫡系与学生也出工不出力。内战三年从国共两党战争，最终演化为蒋介石一人对中共的战争，蒋介石被迫下野，又反过来拆李宗仁的台，不论北京和谈结果如何，李宗仁不垮，蒋就会被中国历史抛弃，以蒋的性格非搞垮李宗仁不可，国民党就在党内的不合作与相互拆台中被中共打败。中国人相信邪不欺正，然而中国历史尽是大邪欺正之历史，蒋干的也都是大邪压正之事，以军事实力干政，豢养只听命于他的军警特务，与北洋军阀并无不同，被中共打败，也是应验天道，大邪不欺大正，为大正所败。
国民党速败，蒋难咎其责。当中共挟军事胜利与民气席卷中华神州，人心思变，顺天时，应天命，兴人间正道，引沧桑巨变，此其时也。表面上中共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是意识形态的胜利，民意的胜利，本质却是中华传统文化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胜利，中华民族百年累遭列强的屈辱，终于看到中华民族王者的归来，名世者的归来。
中共的军事胜利结束了中国推翻满清皇朝之后近乎四十年的战乱，奠定了国家统一的暴力基础。就历史现象而言，中共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中国历史周期性皇朝兴替与武力统一的必经阶段，在此所用皇朝兴替一词，并非指替代满清之政体是新皇朝，而是指这一替代，尽管是新生共和政体替代旧皇朝，它仍然是中国周期性兴替的再现，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运之必然。从实质上，中国社会不仅从权力结构层面，更是从社会的每一阶层从上至下，乃至社会草根组织，完成了社会的重组。这一社会重组起始于十九世纪的鸦片战争，中国受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不得不开展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走向工业化，走入近代史的进程。然而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绝非简单的工业知识的学习与技术的引进，而是社会权力结构，亦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组，更艰难的是社会文化思想的重组，社会各阶层吸纳接受适合工业化与现代社会的文化思想意识。
在传统文化极其滞重与排斥变革的中国，传统专制暴力与旧文化的压力，使中国工业化步履维艰，这也是为什么最终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落后于日本，从而遭遇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危机。甲午战败，表面是武器装备与人才训练投入的不足，本质却是中国传统社会皇朝周期已进入末期，整个社会萎靡腐朽的不仅是皇权与朝廷官员，而是整个社会各阶层，到处是陈糜之气。社会受制于皇权暴力，皇权为私利瞻前顾后，压制变革。这种格局不打破，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犹如在汪洋中缓慢飘荡徐行的航船，永远跟不上世界变幻的步履，进入工业化的西方与日本，出于抢夺市场与资源，以及地缘政治，绝不允许中国以自己的步伐进行工业化，中国逃不脱被拖入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漩涡与战争。不打破旧有权力格局，中国社会就不能重组，即使工业化有所进展，中国也会被列强瓜分，成为列强附庸。以军事力量为手段重组中国社会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宿命，亦是国际社会现实政治不可避免之唯一手段，也是中国社会用战争与血泪洗涤旧皇朝乃至腐朽官僚体系与社会长期和平的糜腐之气，重新唤醒沉睡于民族文化之中的集体与英雄主义的基因，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在走，最终在1949达成这一目标。内战统一是文化决定命运的必然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