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的书房位于客厅右侧的走廊尽头，地方约有半个教室大小。说是书房，除了房间一隅的书桌占了片不大的空间，其余地方都被一排排书架摆得满满，简直像是座小型图书馆。
闻着淡淡的书香味，邵凡穿行在一排排书架之间，这里的书林林总总、类目周全，有天文地理、文史社科、小说名著、军事杂志、自然科学、机械工学、古今哲学……一直走到书架间的过道尽头，邵凡豁然发现最里面的一座书架上贴了个“禁书及敏感类”的标签。
也许是强烈的好奇心使然，一看到“禁书”二字，邵凡便顿觉兴味盎然，随手拿起架上的一本书翻阅起来。一看才明白，原来这些书不是被当局封禁不能再继续发行的书，就是一些虽未被封禁但属于政治敏感的书。
邵凡随手拿起的是本名为《命运三部曲》的书，光看封面觉得阴森森的，像是鬼怪志异类的恐怖小说。但当邵凡坐在桌前细细翻看后，才发现当中的内容比起恐怖小说更令人胆寒。
所谓《命运三部曲》，原来是《定西孤儿院记事》《夹边沟纪事》《甘南纪事》三本书的合集，排在头里的是《定西孤儿院记事》，这本书讲的半个多世纪前和大跃进同时发生的大饥荒年代的人间惨剧，里面所描述的有关饥饿的残忍情节令人不寒而栗。由于饥饿，家人在炕上被活活饿死，剩下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尸体抬出去；一位母亲为了让孩子有资格进孤儿院吃到救济粮而在窗前自缢；另一位母亲为了活命，将亲生孩子的尸体煮了吃；寒冬腊月的夜里，一对要饭的姐弟在快要冻死的路上向牧羊人借宿，姐姐为了弟弟不冻死而被迫委身于人；一个叫秀秀的三岁小女孩，由于习惯了吃草，来到孤儿院后吃上白面，反倒肠胃不适应而痢疾呕吐，最后也没能把命保住，死前眼睛睁得大大的，怎么也合不上；十四岁的二姐实在受不了饥饿钻进生产队的地里偷吃糜子被队长发现，队长让食堂把一家三口的饭停掉，跟母亲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眼看一家子都要饿死，母亲把皮包骨头的二姐哄到窟泉底下挖槁柴，二姐听话的下去了，而母亲再没有把她拉上来……
书中共22篇记事，然而只看了几篇，邵凡便实在不忍看下去了。
带着深深的震撼和怀疑，邵凡又不禁翻看起后面的《夹边沟纪事》。那是讲的同一时期，在位于大西北夹边沟的劳教农场中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上世纪50年代后期，近三千名被打成右派的政治犯人被发配到这里进行劳动思想改造，几年之后当他们被遣返时，仅有数百人生还。
书中一个个当年的亲历者讲述着各自的经历和见闻，在那个荒谬而悲惨的时代，无尽的冤屈和血泪在那片土地上一幕幕上演，刻骨铭心的饥饿和高压繁重的劳动充斥于回忆之间，甚至出现了活人吃死人的事件……
粗略的翻了几十页后，邵凡果然放弃了读下去，不仅是出于书中人物的极度悲惨，还因为书中的内容对他以往的观念简直是颠覆性的。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自己的祖国怎么会曾发生如此人间惨剧！但那一个个残酷冰冷的事例，又绝不是单凭想象就可以编造杜撰的……
邵凡把书合上放回了书架，又随手拿起了几本一股脑的放在书桌上，想着今天倒要彻底看看，究竟是有些人在故意掩盖和粉饰什么，还是某些人在有意诋毁和抹黑什么。
窗外的院子安静无声，暖融融的阳光透过窗子洒落在书桌上，但邵凡心中却越丝毫感受不到一丝暖意，有的只是渐入心底的凄凉之感。
一上午的时间，他断断续续的翻看了《墓碑》《雪白血红》《一百个人的十年》《牛鬼蛇神录》等许多敏感类的书甚至是禁书，只感到胸口时冷时热，冷的是书中的内容实在有太多的凄惨，热的是心中渐渐积郁的矛盾和愤懑。
《墓碑》这本书堪称绝对的禁书，书中的内容是大跃进时期中的大饥荒纪实，作者通过对各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揭示了一段血淋淋的往事，在那段被称为“三年困难”或“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而当中大跃进最积极也是闹饥荒最严重的省份，甚至发生了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在饥荒最严重的某些地方，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的事时有发生。有些饥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哪里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雪白血红》讲述了政府在统一全国战争中，在那场直接决定半壁江山战略胜负的常春围城战中，以通过切断粮食供给、对包围圈内的人不放出一个的极端策略，虽然成功的将城内敌军围困至绝境，但同时也付出了饿死了十几万难民的代价。
而《一百个人的十年》和《牛鬼蛇神录》，则讲述了大饥荒时代的五年后，那场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中一个个亲历者的血泪和冤屈，既令人感叹于那个时代的扭曲和荒诞，也让人不由庆幸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更后怕那个时代有可能卷土重来。
粗略了读完了这几本书，时间已是到了中午。午饭时，邵凡望着桌子上可口的菜肴，搁在平时早该大快朵颐了，然而想起《定西孤儿院记事》中那些饥饿凄惨的故事，胃里只涌起一阵干涩的酸楚，于是只简单挑了几根青菜就着吃了个馒头，吃完饭和大家话也没说几句便起身钻到了书房中，令不知个中缘由的白琳娜有些莫名其妙的皱了皱眉头。
下午的时光，邵凡没有再读那个饥荒和文革时代的书，而是挑了些现代和古代的书来读。
开卷的第一本便是《商君书》，这是本薄薄的古文典籍，但此中的分量读起来却格外沉重。
此书相传为商鞅所著，围绕着“如何使国家强大”这条主题思想，商鞅对国家、人民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做了丰富的阐述，形成了一套集法家之大成的驭民五术，堪称历代专制统治者必修的帝王之术。
一、壹民：统一思想。民愚则易治也。
二、弱民：民弱则尊官。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三、疲民：为民寻事，使民疲于奔命，无暇顾及他事。
四、辱民：民，辱则贵爵。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五、贫民：贫则重赏。匍匐生计，人穷志短。
（五者）若不灵，杀之。
看完《商君书》，一种深沉的无力感在邵凡胸口久久郁积，当中的驭民五术，尤其是疲民之术，更是令他觉得有如置身书中。“使民疲于奔命，无暇顾及他事。”这不隐隐有一种当下社会上人们像工蚁一样早出晚归的劳累奔波、学校里学生们夜以继日的辛苦学习的生动写照！
古今往来，历朝历代专制制度最黑暗的统治核心也莫过于此了，说是专制统治者们密不示人的统治秘诀也不为过。所谓儒家的仁义道德只是统治者们光鲜的包装而已，这种驭民之术才是几千年来真正的统治内核。
想起自己的祖祖辈辈正是在这种统治之术下世代艰辛劳作和生活，邵凡心中便一阵难以遏制的悲哀。而我们现在呢？现在又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邵凡不禁自问，当即感到脊背透出丝丝的凉意。
他把《商君书》放回书架，又挑了几本书回到书桌前看，似乎在寻找心中那个渐略明朗但仍未确定的答案。
当连着翻阅完《饥饿的盛世》《简读罗夏史》和《罗夏国民性演变历程》三本书之后，邵凡寻找的答案已然确定无疑了。
在《饥饿的盛世》中，他明白原来古代所谓的盛世，不过是帝王家的盛世，是被历史粉饰后的太平浮华，是当权者们的珍馐盛宴，而属于人民的，却只是满桌狼藉的残羹剩饭、满目赤贫的辛劳困顿。统治者不仅亲手打造了等级森严的专制体制，不断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对异见思想的极尽压制，还主动抗拒外部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坐失国家和民族跟上时代发展的历史机遇。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愚民、弱民而利于自身的统治，把全体国民都驯服为自家的奴才，发展到极致便是干脆彻底闭起国门不再看世界，一门心思幻想着自家江山的千秋万代。
而在《简读罗夏史》和《罗夏国民性演变历程》两本书中，邵凡顺著作者的叙述，无比痛彻的领悟了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世世代代被专制体制所塑造所驯服，乃至一步步退化为精神孱弱、头脑麻木如被圈养的羊群一般的生物，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才能站直站稳，不得不寻求于千方百计的抓住权力才能像握住救命稻草一样填补内心的那份苍白和无力。
接着，邵凡又陆续读完了《走出帝制》和《血酬定律》，书中那些借古讽今的意味和剖析，令他不得不思索很多东西，而随着思索的逐渐深入，他心中的答案也已然确定无疑。
没错，古代也好，现在也好，其实都是同一种统治模式的一脉相承，都是一言堂的独裁专制。只是统治者由家天下变成了党天下，只是加了个“人民”的名字，换了身“共和”的衣服，到头来依然是实行权贵专制统治的老套路。
正是这套数千年以来的驭民之术，概括起来就是以愚代智，以疲除逸，以弱去强，以奸驭良，才造成了如今的社会现状。在这种流氓政治、小人政治的治理下，试问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难道最后的结果不就是黑社会吗！
然而愤怒之余，邵凡只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对于改变这种现状的有心无力。但是转念一想，难道古人只给我们留下了如此黑暗的东西，没有留给我们相应的破解之道吗？
带着这种念头，他又返回书架前挨个寻找着，一排排、一本本，仿佛和书架上的书赌气似的不停的拿出来又放回去。
忽然在书架不起眼的角落里，一本被牛皮纸包裹的书籍引起了他的注意，打开一看，原来是两本包在一起的小册子，一本名为《梨洲传》，一本名为《禁思录》，作者是同一个人。
由于被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两本书看上去都近乎崭新，而且与众不同的是，它们都不像是正式出版发行的书籍，有些朴素简陋的装订倒像是作者私印的书籍。
这下邵凡彻底来了兴致，因为这也等于表明，这些都是禁书中的禁书，连正式的出版途径都不可触及。
但当翻开那本《梨洲传》，邵凡却不禁有些失望，这算哪门子禁书，不过是一本传记加随笔，长篇累牍的介绍了一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的生平经历和思想轨迹，以贯穿历史的视角重新诠释了一番其朴素民主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草草翻完了《梨洲传》，邵凡又漫不经心的接着翻开了《禁思录》。
这本书的开首便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来，我们的历史究竟是总体在前进还是在后退？社会精神是一直在走向文明还是在一步步沦向黑暗？
作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引入了黄宗羲的《留书》来切入这个主题。
《留书》第一章的“文质篇”开头便引用了苏洵的一段话：“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
“文”与“质”，文中即略为文明与野蛮之意，苏洵以为，社会由野蛮向文明发展，是犹如水往低处流一样的趋势。变为文明之后，再反过来回归野蛮，就像让水往高处流一样难了。简而言之，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以趋“文明”、去“野蛮”为总的方向。
然而下文中黄宗羲却出人意料的表示：“余以为不然。”
他认为：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吾见世运未有不自文而趋夫质也……天下之为文者劳，而为质者逸，人情喜逸而恶劳，故其趋质也，犹水之就下。
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话，黄宗羲的观点应该是：趋向于野蛮而非文明，属于人之常情……我所见闻的世道从来都是由文明步步趋退于野蛮……由野蛮转入文明是辛苦不易的，而由文明转入野蛮则轻而易举，人们喜欢轻松安逸的事而不喜欢辛苦不易的事，所以社会的趋势才是由文明趋于野蛮，就像水自然而然往低处流一样。
显然，黄宗羲想表达的是，社会的发展趋势之所以是由文明沦为野蛮，原因在于人们的好逸恶劳。
而作者却认为，此时的黄宗羲还未像后来那样意识到这个社会之所以一再向野蛮倒退的根本答案，但却不偏不倚的切中了问题的关键，有意无意中点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实，每个人大约心里都明白，人之情多喜文恶质，而非喜质恶文。人们向往文明的生活，就像人之爱美一样，是最自然不过的天性。文明和谐共存的生活，才是一种与你与我与大家都方便轻松的生活。在一个文明社会，野蛮的行为往往会得到沉重的制裁，绝不是种轻易安逸的事。而在一个崇尚野蛮的社会，只会是纷争和欺压的沃土，只是一种对统治者轻松而老百姓艰难度日的生活，大多数人们不可能喜欢这样的生活。历史的大趋势也应该是由野蛮向文明而发展。
但为什么明明道理是如此，在黄宗羲眼中却出现了“社会发展总是步步由文明沦入野蛮”这种道理上截然反常的现象？在作者看来，此中的缘由才是更足以令人深思的问题。
所谓人之常情，的确有好逸恶劳的一面，但同样也有趋富逐利的一面，而后者对于前者甚至是压倒性的。人们通过辛勤劳动来获得收入，贫穷的人不会不想着怎么去赚取足够维持生计的收入，而越是富足的人越会想着怎么去赚取更多的收入，越不可能让眼前任何一丝钱生钱的机会轻而易举的溜掉，这才是人类的天性，金钱的本性，也是贯穿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决定性因素。
而好逸恶劳只是少数或浮于表面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大环境的普遍“质”化而令人产生随波逐流的行举。一种是环境的不如意而导致的自暴自弃，轻则来说，是付出与收获极度不成正比，是社会制度的严重不公导致人们丧失了努力的积极性；重则来说，就是明知自己的付出是给别人干的，因为全天下所有之物都是属于皇帝一个人，都可以被某些人利用特权尽情的占有夺取，因此原本积极的人也可能变得沉沦消极。这点曾经大跃进时生产公社化的彻底失败就是类似的例子，当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以所谓人民的名义归于公社所有，人们怎能不偷懒？怎能不好逸恶劳！因此可以说，正是统治者和统治制度的不堪，才造成了民众在被制度驯化下的精神退化，才导致了社会不停向野蛮退化。
这两种原因，在“文质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彼帝辛使男女倮（裸）逐，厉王发龙漦（尿）而使妇人裸而噪（澡）之。
荒淫的统治者们带头腐朽沦丧，产生的破坏效应无可估量，一个国家的君主既如此，他的群臣们又该如何？群臣若是上行下效，普通的百姓又该如何？试问如此这般，世风如何不日下，人心何以不沦落，此其第一种原因的典型诠释。
昔者由余之语秦缪公曰：“……君子皆知文章矣，则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呜呼！由余之所谓道，戎狄之道也，而缪公以为圣人。
从由余和秦缪公的对话来看，最先向秦国提出以野蛮治国思想的由余堪称后来商鞅推行极端法家思想下驭民之术的先驱和铺垫。
正如黄宗羲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中，他愤而写道：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此时的黄宗羲在惨痛的反思明亡的教训后，才真正看清了历史的答案，明白真正的天下大害，正是在于独断专制的统治者。专制君权“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正是由于顶层统治者的原因，才使得天下没有安宁之地，使得社会不断在权力纷争中倒退沦落，因为专制君主把天地之大所有的东西都当做自家的私产。人民肝脑涂地、子女离散，在其看来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产业的手段，丝毫不感到悲惨。人民被驱使着，被利用着，在对明君治世之梦的幻灭中，在明白天下之大已然被专制君主当做了自家私产后，这个世道的一切便围绕着天下大权的争夺而展开。而专制统治者则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大权被夺，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不停完善巩固着手中大权的统治之术，热衷于像增加自己的私产一样不停扩张着手中的权力版图。
《留书》中由余和秦缪公的那段记载，便是上述恶果的一种印证。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野心和统治，一门心思的寻觅和设计着别有用心的统治制度，试图以野蛮倒退的制度和手段激发人民的原始生存动力来达到强权、强国、争天下的目的。在这种顶层制度的设计下，人们只有听命服从的份，听命服从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连同自己都难逃被野蛮塑造的命运。而一个社会越是趋于野蛮，便越会倒退至类似猴群似的原始状态，越利于也需要于一个猴王式的领袖来统领一切。而老百姓们，只会像猴王治下的猴群一样，越来越渺小卑微、噤若寒蝉。
正因为有了由余和秦缪公打下的基础，商鞅推行起自己的极端法家思想才水到渠成，也可以算作这种制度基础由起初简单的粗暴野蛮转为精密的极权专制制度的一种进化，就像猴王开始懂得了赏罚分明、笼络欺骗、纵横捭阖一般，对猴王来说这是一种统治手段的巨大进步，但对猴群来说，却犹如置身于一座越来越牢固的囚笼。而随着这种统治进一步进化为控制思想的专制机器，对不利于统治的各种思想进行压制、禁锢和阉割，当中的个体更是连挣脱囚笼的希望都看不到了。
孔子的仁义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和“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本是那个时代以仁义之君、仁义之师使天下归一、人心向背、王道复兴的希望之光，尽管时间可能有些漫长，但因为极端法家思想和秦国急功近利的图强之心完美结合而成的极权专制横空出世，这一希望终至宣告破灭。在这种野蛮制度的鞭笞下，秦人的原始生存动力被彻底激发，秦国果然穷兵黩武的强大了起来，在灭掉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儒家实质上便宣告完败于极端法家，并进一步沦为极端法家思想的嫁衣和遮羞布，成为对这种野蛮制度的统治内核加以粉饰包装的门面。而随着儒家逐渐被侵蚀而变质，被法家以“三纲五常”鱼目混珠、偷天换日，使得“忠孝贞节”流于一种表面形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沦为了等级制，王道也彻底被霸道所取代。
在极权专制下如同嗑药一般横扫六国的虎狼之秦，却在药劲过后开始显露出剧烈的副作用来，原来专制制度下所谓一方面的强大，不过是以另一方面的极度虚弱为代价，最终落得个指鹿为马、二世而亡的下场。
但秦虽然亡了，皇帝的称谓却被后来的统治者们视如珍宝的延续了下来，秦的那套极权制度虽被后来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没有完全照搬，但它的核心理念却像深埋于亡秦废墟下的种子一样存留了下来，随着汉武帝刘彻使其重新如沐春风、破土发芽，一代一代、一朝一朝不停间断的发展壮大，其势大有不可遏制、重新席卷天下之日。
到了宋时，这套专制制度已然重新蜕变得相当完备，不禁有着严酷的铁腕，还戴着仁义道德的光鲜假面。
宋代是自汉武帝、隋炀帝以来，专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完善升级，君主权力和官僚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且系统化、制度化的开始了君主独裁统治！宋以前在朝堂之上，宰相面对皇帝都是坐着，而到了宋却变为站着，这种体制的退化昭然若揭，所谓的‘与士大夫共天下’跟当今的‘由人民当家做主’一样只是流于口号罢了。在当时所谓的言论宽松自由下，竟产生了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那样著名的文字狱，还大肆禁书到了李白、杜甫的诗都成了禁忌的地步……正是从那时起，相权沦落式微、君权急剧膨胀，男人变得文弱、个个头上戴花，妇女开始缠足、灌输三从四德……也是在那一时期，皇帝下令民间不得私蓄兵器，并进一步扩展到日用的刀具；文官凌驾于武官，外行指挥内行，军队开始经商；科举达到极盛，知识陷于功利，思想由此钳制；举国皆为官迷，政府臃肿无比，行政效率奇低……女子被禁足闺中，而男子则“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赵家的皇帝把国民训练成了温驯的家犬和绵羊，那时的言论宽松自由是羊声犬吠的自由而非人言的自由，是一丁点可怜的言论宽松在后人缅怀寄思中美化了的自由，但就算是这一丁点的自由，也建立在赵家对臣民的成功驯服之上，就好比歹徒打断了人质的四肢便放心解开了捆绑，皇帝放心的让被阉割后的男人做自己妻妾的仆人一样，以这种代价换来的的所谓言论自由，不但不是国家之幸，反而敲响了整个国家的丧钟。
甚至可以这样说，从宋代的皇帝完备确立起这套专制制度起，宋这个朝代就已经慢性服毒自绝了，它的繁荣活力也罢、它的苟延残喘也好，都是我们千年文明的余晖在凋零前的回光返照，是历史在我们这个文明极可能走向彻底灭亡之前那顿丰盛的断头饭。对于这样一个朝代的灭亡，后人大多是哀痛惋惜，觉得如果宋朝没有灭亡，而是一直发展下去，也许我们会比西方更早进入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根本不存在近代以来的国难屈辱。
但试问一个如此防民甚微、重文轻武的朝代，老百姓们纷纷崇文轻武变得柔弱而利于驯服，当面对强敌的入侵，让一群驯服的绵羊去保家卫国，这样的国家面对彪悍的游牧民族有何理由不灭亡？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我们当然应该为宋的灭亡感到哀痛惋惜，但站在文明兴亡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庆幸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没有跟着这样一个为了一家之私而大兴专制统治、置我们民族陷入空前危机的朝代彻底陪葬，若不是当时耶律楚才对征服者的劝谏，宋的子民极可能会像西夏一样被屠戮殆尽！
到了明代，相位被废除，大臣对皇帝行跪礼，被称为权力野兽的明太祖实行了一系列杀人不眨眼的铁血政策和对人民思想和自由极端禁锢的高压政策，八股文章、职业世袭和户籍隔离便是他的得意之作，这种比宋代更专制的统治手段赢得了一时的得意，却给不远的后世留下了一片狼藉。
明代土木之变，皇帝重臣被虏、京师被围，若非于谦力挽狂澜，大明几乎要重蹈靖康之耻的覆辙。这距离大明开国才八十年，而宋即使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幽云十六州，开国一百六十年才遇到靖康之变，真正的一代不如一代。从宋到明、从明再到清，宋的子民成了亡国奴，明的子民不仅成了亡国奴还要剃发易服，一个剧本比一个剧本耻辱。
到了清代，撤掉内阁设立军机处，君主专制更为极端，思想控制的文字狱也盛极一时，但由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连续出现三位文韬武略的帝王，才开创了一番小农社会的太平盛世，却根本无法与同时期的工业文明相比，这也只是延缓了原定的剧本，并没有改变历史走向，代价是后来在列强坚船利炮下更不堪的百年国耻。
由此可见，每一个专制朝代的兴衰剧本，都是一次次刷新国耻记录的悲惨轮回。每一次专制朝代的没落衰亡，都伴随着人民一次比一次更悲惨的流离失所、血泪成河。甚至可以这样说，专制集权制度就像皇帝龙旗上的那条恶龙，在不停的完善自身的统治手段中，必须靠反复的吞噬人命和鲜血才能存活，在一个又一个王朝反反复复的覆灭和兴起间，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华丽蜕皮、借尸还魂。每一个朝代的动荡纷乱都是它对人命的一次血腥收割，都是一次吞噬千万条人命的饕餮盛宴，待吃饱喝足之后消停一段时间，留给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繁衍，然后再随着又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乱饥荒而一顿饱餐。所谓每个专制朝代难以逃脱的兴亡周期律，无非是如此一种残酷的真相；所谓专制集权统治下经过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老生常谈，无非是这条恶龙在天下大乱中吃饱了人肉、喝足了人血之后重新焕发的活力与生机；它所谓的千秋万代和丰功伟绩，都是靠反复吞食我们这个民族的骨血才得以延续！
曾经我们面对外敌的侵略，面对樱日国发动的那场堪称百年以来最大的战争浩劫，直接和间接死于战争的军民总数将近2000万，损失了当时二十分之一的人口，而历史上，由于专制朝代的内乱更迭所造成的纷争浩劫竟能连这个残酷的数字都相形见绌。
据史料考证，东汉后期的人口达到了近6000万，经过东汉末年的战乱和饥荒，到了三国时期，只剩下了2300万；隋朝的人口高峰是4600万，到唐代建立时只剩下2500万；安史之乱前，唐的全国户口数达到891万户，安史之乱后只剩下130万户；南宋和金的人口超过了1.4亿，到南宋灭亡后，全国人口降为7500万；明代人口最高峰时突破2亿，到清初时只有1.2亿；道光三十年，全国人口达到了4.3亿的新高峰，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战乱，人口还剩下3.3亿，直接损失了一个亿！当然，某一时期这些巨大的人口损失不可能是均匀的，所以当时部分地区的人几乎已经死绝了，比如历史上大规模人口灭绝最为悲惨的川地。
看着这些血淋淋的数字，邵凡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古时以来就有“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和“易子而食”的说法，明白了古人的那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绝非夸张的事实。
读到这里，邵凡胸口隐隐一阵颤栗，我们的民族都经历了些什么……都经历了何种地狱般的血泪和惨绝……
他不禁想起了《定西孤儿院记事》中的那个年代，想起了三岁的秀秀临死前那双怎么也合不上的黑眼睛……想起了被母亲抛弃到窟泉底下等死的二姐那绝望而声嘶的哭喊……想起了死去后被亲生母亲煮了吃的扣儿那剩下的一对在水缸上搭着的毛辫子……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一次次反复所经历的炼狱般的苦难吗？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明明不是我们犯下的错，主导着一切的明明是那些统治者，最后却要由我们去承受这些罄竹难书的惨绝人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