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功成万骨枯，独尊权霸百臣屠。官衔级别难持久，政治区分永异途。
再观《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英語：The Secret Dragon in the Abyss）2018年中国大陆古装剧，故事背景为三国时期。日本卫视播放题目变为《三国志》（英語：The Secret of Three Kingdom）。
日本顶头上司KY，中国分野职员XY，日本上司曹氏，中国职员荀彧,同在一个公司理念完全不同。
荀彧早年被称为“王佐之才”，初举孝廉，任守宫令。后弃官归乡，又率宗族避难冀州，被袁绍待为上宾。其后投奔曹操。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封万岁亭侯。因其任尚书令，居中持重达十数年，处理军国事务，被人敬称为“荀令君”。后因反对曹操称魏公而为其所忌，调离中枢，在寿春忧郁成病而亡（一说服毒自尽），年五十。获谥敬侯，后追赠太尉。
彧在战略方面为曹操规划制定了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曾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方针而获其赞赏，包括“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迎奉天子”；战术上，曾面对吕布叛乱而保全兖州三城，奇谋扼袁绍于官渡，险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奇袭荆州等诸多建树；政治上，为曹操举荐了钟繇、荀攸、陈群、杜袭、戏志才、郭嘉等大量人才。荀彧在建计、密谋、匡弼、举人等方面多有建树，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
如果将日本某公司的KY比作曹氏，那么勤奋努力的 职员XY就是荀彧式人物了。
荀彧之于曹操的作用堪比诸葛之于刘备。而曹操见了荀彧之后，自己的说法是“吾之子房也”。KY氏尚未做大时，对XY说等我出人头地了你就是我的“总参”了。KY与XY从此联手，XY给KY出谋划策，鞍前马后，为了中国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任劳任怨，那认真态度和荀彧的勤勤恳恳，如履薄冰的精神如出一辙。
就像司马懿和阳平（刘平）的早年，杨平却笑着说司马懿是做大事的人，他只要做个百里之才当个县令就行了，两人谈论着天下之事，司马懿分析局势，言语之间意气风发，杨平笑着说司马懿胸怀抱负，天底下只有一个位子适合他，那便是皇帝。
后来二人虽然一个部门，一上一下，而各自一方开拓市场共打天下，一起出谋划策、遥相呼应，同吃同住，你中有我我中国有你，KY的地位连跳升迁，这时还勉励XY，二人的印鉴相互使用，二人被认为是“两人三脚”拼打江山的时候，中国市场和印度市场风生水起，后来越做越大，KY马上就要成为一人之下数千人之上的专务了，这时他眼里有很多职位需要人才补上。
KY与XY第一次有了分歧，KY认为应当从其他公司引进人才，就好像魏国从其他地盘上挖人才似的，XY认为公司文化土壤不同，应该将本公司的人才逐渐推上重要岗位。KY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地位了。就像曹操要进爵为王的时候，荀彧意识到，要变天了。这时候的曹操随着实力的壮大，野心也在不断壮大。汉高祖刘邦时期定下的“异姓不得为王”。这个时候，荀彧的选择是，屈服现实还是继续带着自己未竟的理想离去。而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文化，有坚持的人，哀莫大于心死，况且曹操也容不下一个掌握大权，德高望重却背离自己路线的人，由此，他选择的是，带着自己的理想，离开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大概他想的是“待到大汉中兴时，家祭无忘告乃翁”吧。
历史上的名臣心中有“匡扶社稷”的大理想，但这不代表他们不注重现实利益的考量。
曹操是魏国公，魏国是汉朝册立的邦国，汉朝则是它的宗主国，合并并州，幽州为冀州，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独立公国，这是荀彧不愿看见的——一般的谋士，只不过帮助君主实现理想和目标，以君主的抱负为抱负罢了，但荀彧在三国众多谋士中与众不同，他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大公无私以降服豪强，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这是荀彧给曹操提出的三大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存本之思”，“本”就是国本，封建的说国本就是皇帝。而这样的抱负唯一可以与荀彧相提并论的，就是孔明先生。
但曹操并没有矢志不渝地按荀彧提出的纲领做。建安元年，兖州牧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从此征袁术，杀吕布，降张绣，平袁绍。这在荀彧看来，是应该且必须的，所以鼎力相助。
建安十三年，曹操罢三公，设立丞相且自领，可以说是大权独揽，荀彧也无反对，为其南征刘表献策。甚至到建安十七年，曹操“赞拜不名，如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等待遇，荀彧都能接受，毕竟萧何是忠于汉朝的。
当曹操暗示董昭等人建国时，荀彧如此敏感的人，立马反对，因为曹操一旦建国，就是代汉而立，这突破了荀彧的底线。
曹操何其聪明，便派董昭去试探荀彧的口风，荀彧又何其正直，告诉董昭“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之后便是“太祖由心不能平”。后来大家都知道，曹操罢免他尚书令职务，荀彧来到寿春，神秘去世，享年五十。
荀彧眼中，曹公应永远是那个兴义兵，除暴乱，秉持忠诚，坚守谦让，匡扶朝廷的义士。
KY最后走上"极右"之路，最后和YK分道扬镳。幸好时代变了，三国时期的荀彧不得不以身谢国，民国时期的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失望一样自我了结，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XY和KY不是臣与君之关系，虽然最后XY被冷冻、被“雪藏”，那些猥琐不堪、无才无学的“外来”者取代，外来者反而被捧上XY的上司位置，明显是对XY的羞辱。靠边站后只能忍辱负重等到定年退职的那一天。之前就像徐庶进曹营，不与设一谋。道不同，不予为谋也。只要不翻脸就各自东西最为妥善。
古往今来君臣之间，一旦翻脸臣就不得善终。何况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呢。君会让臣之间相互打斗，狗咬狗自相残杀，作壁上观，左右丰原，最后渔翁得利。伟人之下，让高岗反刘少奇、周恩来，后高岗死，又有刘少奇反彭德怀，反刘少奇的林彪最后只有选择逃离“自杀”的另一种赌博形式。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田家英（1922—1966），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仅仅40岁。周小舟（1912—1966），1936年春奉中共中央指示赴南京，秘密与国民党宋子文、陈立夫的代表谈判国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8月，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旋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上周小舟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撤销职务处分，被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接受改造。1962年6月，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批斗，1966年12月26日在广州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
“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君领袖百臣屠，一尊君临万人奴”。上世纪后期，中国政治人物自杀名人：
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1966年5月17日自杀身亡。
田家英，曾任毛泽东秘书，1966年5月23日自缢身亡。
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被姚文元称为“阎王殿大判官”，被康生的秘书恐吓后于1966年7月23日自缢而死。
舒庆春，笔名老舍，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被北京女八中（现北京市鲁迅中学）红卫兵批斗，1966年8月24日深夜于太平湖畔跳湖自杀。
黄绍竑，1966年8月31日用剃刀自刎身亡，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周小舟，曾任湖南省委书记，1966年12月26日服毒自杀。
李立三，1967年6月21日服毒身亡，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陈昌浩，1967年7月30日服毒自杀，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陈琏，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常委，1967年11月19日坠楼自杀。
张琴秋，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常委，1968年4月22日坠楼自杀。
阎红彦，解放军上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9年1月7日服毒身亡。
于会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免职后审查逮捕，1977年8月31日自杀身亡。
李震，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1973年10月20日自杀身亡。
王宝森，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95年4月4日，外出至怀柔，开枪自杀。
江青，1991年5月14日（77岁）在北京其保外就医的住处自缢身亡。
姬鹏飞，国务院原副总理、外交部原部长，2000年2月10日，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药自尽，终年91岁。（略）
三国读曹荀，现代解毛林
曹操比荀彧大八岁，曹操需要荀彧，荀彧也需要曹操，几十年出生入死相追随。曹操的人生许多危机都是荀彧给予解围。
然而人性和兽性之不同就是人都有一个独立的圈子，人生活在社会群集的交往中。和“物以类聚，鸟语群分”不同的是人可以类聚、可以群分，然而人和人之间思想的交流是赖以生存的一根看不见的纽带。其实荀彧完全用不着寻死，因为曹操主演是责怪荀彧在刘家和曹家之间站队站“错”了，尽世间的交道中虽然是严重“错误”也并非是为了私心杂念而损人利己。所以曹操本来打算让荀彧离开朝廷和自己远征。在这样的语境下由于感情的纠结荀彧采取了自杀方式了却了一时的恩怨。如果荀彧想开一点，离开朝廷失去的只是一群文臣的亲密关系，然而只要他不倒还能有所建树。当然谁也说不准，是在战场上被敌军杀死还是以不尊帅令的理由而死。崔琰、孔融、杨修等儒生之死所需要的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许多场合许涉及到人性中最隐密、最深层、最复杂的方面，任何普通人的好心肠、同情心、宽宏大量的理解都是无济于事的。
当年的毛高关系也是如此，毛对高的最初评价还是很高的，因为没有苏联的支持整个事业都会崩盘，起码不会如此壮大。然而在后来的权力分配过程中为了制衡刘周坐大利用高岗的权欲摆排场的心理，去压一压那些不把毛放在眼里的人，高就真的去暗中活动了，然而这一切又返回到毛的耳朵里，觉得胜算不多，以少胜多太费事，只能舍小求大。便有了后来的对高的群起而攻之，刘周陈邓更是落井下石，如果高岗不死，本来毛已经打算将他放任某省副书记过度，毛也托人带话（但据说汪没有转达到本人的耳里），还是自我决绝了。
如果高岗能想通一些，离开京城失去的只是一群上下级的亲密关系，然而只要他不倒还能有所建树。当然谁也说不准，说不定在某个环节又出事，例如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倒批臭或被打死等等，对于高岗来说可能会有“生不如死”的屈辱。君要你死所需要的、不缺的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自高岗事件以来，党内高层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劣，出于高层政治生存的需要，林和左的一派学会了一种通过迎合领袖的左的政治倾向来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存之道”。
毛在庐山会议上把林彪当作救兵，他就从隐居状态前来会场讲台，高调赞颂毛。当他这样做时，得到领袖更大的信任与巨大的利益回报，他由此而当上了国防部长。这也让因长期病患而处于边缘状态的他，由于重新回到聚光灯下而深受鼓励。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建议领袖在党内进行自我批评，毛在大会上为三年大饥荒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在此关键时刻，毛再次请林彪出来救驾，林彪用比在庐山会议上更高的调子，赞颂领袖的丰功伟绩与伟大英明。他说：“我们在大跃进中所犯的所有过失，都是因为没有听领袖的话，只要我们听了领袖的话，就不会犯现在这些错误了。”林彪的出场，再次语出惊人，原先已经形成的党内反思与纠错气氛，被他一扫而空，领袖对他的感激是可以想见的。毛后来对身边一些高级干部说：“林彪这样好的发言，你们谁能做出来？不能就好好学嘛。”
领袖对林彪再次投桃报李，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因严重病患不得不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人，这种荣耀感，往往如同强心针一样，使他重回人生的高峰体验。
庐山会议后，毛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林彪检查，但林彪就是不检查。任何人劝他也没有用。在林彪看来，毛已经对自己不再信任，毛就是要通过要他写检查，来让他靠边站，他就是不给毛这样的机会，看毛怎么办。
毛对林彪不愿意检讨越来越不耐烦，于是采取“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方式对林彪施加压力，林彪仍然不为所动。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1970年10月下旬，毛患病，且病情越来越重，并转成肺炎，因为他的保健医生在外地，周恩来派了另外3名专家级的医生来诊断，毛火了，就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毛用双拳锤击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脏烂掉。”
毛曾谈林彪出逃：“只要不跑 政治局委员还他当”。然而明明知道一个有严重生理与心理疾患的病人，对世俗生活的无趣，对政治的厌倦，以及常识理性不断在内心的呼唤，也让他难以接受毛的激进政策的人最终的归路是什么毛比谁都清楚。就像曹觉得荀不会自杀一样，毛也绝对不会相信林会坐飞机外逃。
然而习惯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被捧上天很舒服，然而一旦当作“自由落体”地掉下恐怕是无法经受人类思想上的折磨罢了。
1971年9月13日深夜12点20分，在山海关机场的寒风中，林彪秃着头，喘着气，爬上自己的256号三叉戟专机临时放下来的软梯，飞机起飞后二个小时就坠落于蒙古温都尔汗。这就是“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50周年了。
荀彧死后不久曹操头风病发不久就死亡，林彪出逃实际上也是毛早死的诱因之一。古有史家说曹荀，今少证据论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