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写的怀念表叔一文中专门写了一句我奶奶屋前的两棵枣树。高大超过房顶。要想收获脆枣,要拿着竹竿上房打枣。
1966年的五月一日我上三年级,代表北京东城体校乒乓球队和另外两个女孩在景山公园与少年宫队的三个同龄女孩比赛娱乐游园的人们。这是全市庆祝五一活动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活动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下午回到家看到了放在桌上的报纸,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半版?照片。我突然看到我爸爸就站在毛刘的后面。那时候我隐隐约约的知道爸爸是干重要事的因为家里有两部电话。一部红电话是谁都不许动的。晚饭的时间到了,爸爸走进了餐厅,妈妈却一把拉住了我,关上餐厅的门对我说过“要是你爸爸出了什么事,你一定要坚强。你爸没有被被捕過,所以他不会是叛徒”。我心砰砰的跳起来。什么都没说出口,眼泪就出来了。除了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猫在窗口给吓了一跳,我妈的这几个字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惧。这种恐惧随着文革的展开,伴随我至今。
父亲作为黑帮分子被隔离关押,所有亲戚朋友都不见了,妈妈很快也不回家了,找不到她了。我一个9岁独生女就在66年8月的一天突然一个人生活了。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就是那个时候写到北京儿童医院找妈妈的。我的从美国留学返国的三姑在1967年的某一天突然出现在我被轰到小雅宝胡同里一个大户人家车库改的房间,我的新家。她把我带走了,不顾姑父不但身染肾炎还被商务印书馆审查,批斗的状态,把我带到了他们家。一下子和三个出生在美国的表哥们生活在一起了。除了晚上一听到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马上赶回学校参加当晚的庆祝游行,其他时候就由表哥们给我瞎写病假条,不去上学也不用受老师的白眼。三个表哥虽然幼年就回到了中国但绝对不是一般常见的青少年。天生的自由个性和爱好吃喝玩乐。也不像我所熟悉忧国忧民的“红二代”。记得二哥冬天每晚必去什沙海冰场,三哥不停的在计委大院和建委大院的孩子武斗中建功。
这天姑姑带着我们四个来到北兵马司给奶奶过生日。正值枣子成熟之时。他们就上房打枣。没成想,不一会前院在文革时期搬进来的20几户人家中的老人大人就涌进后院大声喝呼他们下来。然后几个工人壮汉就打他们说偷枣了。他们人多势众,吓得我和姑姑躲在一旁。这些人让三个15-19岁的哥哥弯腰鞠躬拿着语录小红本,一会又说他们侮辱了小红本因为手垂在裤裆前。要押送派出所。姑姑出面跪下道歉,保证再也不犯了,才勉强让我们离去。
这个侮辱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难以接受的。回到姑姑家,就听大哥说“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他说话的幓劲儿至今历历在目。
大约三个月后,北京深冬。他们三个夜里1-2点钟骑车出发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把打人的壮汉家了解清楚了。住在后窗临街的两间屋子里。家里有一个70余岁老人。哥哥们带着砖头,深更半夜到北兵马司把人家的临街的几个窗户都砸了。骑着车就跑回来了。
过了半个多月,从北兵马司亲戚处传来消息,说那家的老太太被吓坏了,已经去世了。
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次想起都有不同的感想。余家的院子,汪家住着枣树自然是我们这一家人的。轮不上外面挤进来的人定罪为偷。文革中的无法无天,对人的侮辱埋下了恨的种子。报复夺走了一个无辜老人的生命,也把重重的心理阴影留在了当时11岁的我心里。
自从我在DC的罗斯福公园看到墙上刻着他的名言:“freedom of fear” 我就爱上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心存感激。感激这里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