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173）难忘“跑月票”的那些日子
1967年，我从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短训班结业后，分配到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中学当语文老师。蹉跎十年，已为人父。适逢恢复高考，1978年，跟着知人善任的安大庭校长调到区重点中学武汉43中，执教文科重点班兼班主任。当时还是住在水厂路中学教工宿舍，两个学校相距三四站地，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1979年春节期间，在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口，邂逅母校总务主任王仕良，他劝我回华中师大一附中工作，并邀我过完春节回母校见袁校长。1965年，袁校长是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兼管高三年级工作，比较了解我的情况。他热情欢迎我回母校工作。当即决定，让我在高一年级试教一周。不是没有本科文凭吗？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有师范大学文凭的调动工作，只需要试教一节课。为了服众，袁校长请学校所有领导和语文组全体老师听课一周后评课。写出的结论是：李培永同志完全可以胜任重点中学高中语文教学工作。
可是，武汉市教育局拒绝华中师大人事处的商调涵，表示可以将我调到市属武昌实验中学，被我婉拒。
武汉市43中安校长坚决支持我回母校工作，在我完成文科重点班的升学指标后，他决定让我先回母校上班，慢慢办理调动手续。
于是，1980年秋季我回母校上班了。因为还没有正式办理调动手续，不能享受分房福利。因此，从开学那天起，我就成为武汉市“跑月票”一族了。
骑自行车上下班，或住在单位宿舍上下班的人是不能体会“跑月票”那个“跑”字蕴含的丰富内涵的。
我跑了几天月票后，才略知一二。
所谓“跑”，是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段，人多，公交车就显得非常少了。车一来，大家蜂拥而上，离车远一点的，得跑步赶到上车门那里，尽力往车上挤。一个“跑”字，尽显那个年代人们为了生活的辛酸历程！
华中师大一附中最人性化的管理，就是在那个年代，已经开始实行教师“弹性坐班制”。规定教师三个时间段不得迟到早退或缺席，即课表上规定你上课的时间；教研组集体备课时间；每周四下午政治学习时间。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所以，我每周只有三天时间必须在高峰时段乘车，语文老师一、三、五早自习必须到教室辅导学生早读。更人性化的是教导处排课，在不违背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尽量满足老师的个人需要。如我的语文课一三五就接着早读后上，既有利于课堂教学，又给我留下大块的时间好做事。因为跑月票，二四六三天上课时间就不排在上午课间操之前，这就避开了公交车的高峰时段。人们不是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吗？这也许就是当下，中国百强高中第一的华师一附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但是，华师一附中的人性化管理，出不了校门。我走到社会上还是得与民同甘共苦。
继续说后来“跑月票”的苦与乐。
武汉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那是农耕社会对全国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共交通，远远不能满足武汉市人民的需要，只有一座长江第一桥，还有一座连接汉口和汉阳的江汉一桥，每到上下班高峰时段，从武昌大东门经汉阳到汉口航空路的十路公交车，还有从汉口六渡桥经汉阳到武昌水果湖的一路电车，往返最繁忙，当时它们是穿越武汉三镇的两条公交线路。哪像如今已经有三条地铁，几分钟就从江底隧道穿江而过；还有从江南到江北已经架起了十几座大桥，真正是“天堑变通途”了啊！
所以那个年代，尽管机动车辆远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遇到天气恶劣，长江第一桥必定堵车。记得1982年2月5日，大雪纷飞，下班途中，长江大桥堵车，我在车上触景生情，仿《唐·张打油》的“雪”写了一首打油诗：“江城一笼统，桥上一条龙。‘晴川’顶上热，三镇春意浓。”（汉阳晴川大厦是当时的高20层的酒店）。
高峰时段在公交车上，车被堵，人在车上动弹不得，但思想是自由的，思维是堵不住的。而且一二个小时时间，可以思考许多问题。当然如果有同事一起“跑月票”那就更好啦！
当我历经千辛万苦，在许多好人贵人的大力帮助之下，终于如愿调回母校工作之后，在学校安排我的住房之前，我每天要从硚口水厂路中学，到武昌大东门华师一附中往返奔波。下班后，先坐公交10路，从大东门到航空路，再坐1路车到水厂路。上下班时间人特别多，少则一个多小时，多则二个多小时。没有想到，我们办公室的甘晓星老师居然与我一路同行，我到水厂路下车后，她还要坐几站才到湖北省公安学校教师宿舍，她的爱人与她同时毕业于华师大中文系，分配到该校当老师。
现在实在想不起来是在哪一次等公交车时碰到的，只记得我刚到语文组就分到她所在的备课组，还有恩师刘友三、詹恩平，我们四个人在一间办公室。初来乍到，备课、批改作业之余，即兴聊天，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大家知道我住硚口水厂路中学，我还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于是，我就问她：“甘老师，你住哪里？”
她说：“李老师，您别客气，大家都叫我小甘，以后就叫我小甘吧。我跟您同路，住得比您还要远，在省公安学校。”
“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回家，你也可以沿路给我多说说学校的情况，好让我尽快熟悉现在的母校啊！”
“好高兴与您同行！其实，我也是刚来不久，我们一起慢慢了解吧！”
从此，我们下班就一起乘车回家。只有一个座位，她一定请我坐下，她就站在我身边，两个人都站着时，他总是让我站在有依靠的一边，听她说当天的校内新闻、组内的大事小情。有时即兴聊天，东扯西拉，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到站了。
当时“跑月票”上下班，最难受的是夏天。武汉夏天是名副其实的“火炉”，所有太阳下的东西不是“热的”，而是“烫的”！特别是公交车，在挤上车时，不小心触着车门，真像碰着火炉一样烫手！人们还不知道那时国外早就有空调车了！夏天室内也有空调了，可是，那时我们武汉人一到夏天，还是要把竹床搬到室外睡觉纳凉！当时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只想家里有一台电风扇就舒服了！就满足了！
更难受的是挤上车后，车子启动之前最难闻的是人体散发出来的汗臭、狐臭等刺鼻气味，加之满身是汗的人贴人，那种失去尊严的煎熬，没有亲身体会是难以想象的！更让女性难以启齿的是，偶然遇到的“咸猪手”，趁热下手占便宜。可恶之极而又无可奈何！
“跑月票”之苦，武汉那些一辈子跑月票的人有许许多多说也说不完的故事。如最惊险的是，一路电车在大桥上为避让对方突然逆行的车辆，急拐时冲断桥栏杆，车体四分之一悬空挂在桥边，幸亏电车的“辫子”还紧紧地连着电车缆线。司机沉着冷静只打开后门，让全体乘客安全下到桥上了。否则，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跑月票”之乐，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作为语文老师，一个人乘车上下班，“偷听”乘客谈话也是一乐。乐而思之，即有所得。
有一次，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孩子问他的妈妈：“我们坐在这里怎么比坐在前面颠(簸)得高些啊？”他们当时坐在最后一排，妈妈随口就说：“路不平！”那个孩子回头看看，说：“路是平的呀！”
“刚刚开过的那个地方不平！”
“那前面的人怎么没有我们颠得高呢？”
“你烦不烦人啊！”
小孩不再问妈妈了，但看他那样子，似乎在问：“怎么多问几句，大人就烦了呢！”
我在想，小时候我们都喜欢问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怎么长大了就不敢问了呢？也许是受教育环境使然。
还有一次，几个年轻人上车后就在我身边聊天。一位正在与他朋友说话：“喂！‘规啦规矩’地说啊，他那个人，‘规啦规矩’太呆板了，‘规啦规矩’灵活一点，早就搞定了！”。我注意听听他说话的意思，原来这“规啦规矩”是他的口头语。正像我们很多领导做报告时，“这个、嗯、啊、”之类的口语一样！我们的领导、我们年轻一代的语言贫乏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触目惊心。
1981年12月25日，在时任武汉市长黎智的批示下，我终于正式成为华师一附中的一员后，搬到学校教工宿舍。从此，我结束了那一段短暂的跑月票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