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之二：男孩与海
盖瑞·坦普
1942年11月，我出生在英国中部东海岸林肯郡（Lincoln shire）的小城克里索普斯（Cleethorpes）。小城北面就是格里姆斯比港（Grimsby）。克里索普斯的原有居民是古代维京人，也就是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来的人。在古代，他们常常在北海上当海盗，把其他欧洲人吓得魂飞魄散。但是，从公元六世纪起，他们就在英国东海岸定居下来。他们体魄雄壮，白皮肤，蓝眼睛。我母亲的先人来自挪威。
东海岸
我的最初记忆是关于克里索普斯的海滩。那潮湿的海滩延伸到很远很远。四岁的我穿着带帽兜的温暖外套，在海滩上奔跑。那是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在海滩尽头码头附近，有个老头还有好几头驴。老头把驴租给孩子们骑，收一点钱。我的个子很小，我总是围着驴们转。我还用双手搂着驴的脖子把身子煨在驴身上取暖。我喜欢它们的气味和它们的友善，它们一点都不讨厌我，也许我给它们的乏味生活增添了乐趣吧！
老人很快就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老一小常常坐在沙滩上聊天。游客不多的时候，老人就把我放到驴背上，让我骑着驴在沙滩上来回地走。我在家里是呆不住的，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跑过长长的海滩，去找老人和驴。妈妈起先不知道我跑到哪儿去了，很快她就发现我原来是去找老人和驴了。我们住的房子就在海边，妈妈从窗户可以远远地看到我正和老人聊天呐！几十年过去了，海滩、老人和驴已成为美好的记忆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我从小就喜欢闲逛，喜欢探险。我第一次离家探险大概要算跑到附近的电影院。从我们家走很短的一段路，就可以到达那家电影院。我很快就发现那里真是一个探险的好地方。在那个时代，电影院的年轻女服务员都穿着漂亮的制服，拿着一个小手电把你引领到你的座位。我搞不清到底是电影还是这些穿着漂亮制服的年轻女士更吸引我。当我趁着黑暗往放映厅里钻时，这些女服务员马上意识到我这四五岁的孩子肯定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
作为探险者来说，我年纪虽小，但我性情开朗，不怕生，不怯场，我会停下来与我碰见的任何人交谈。我长着金色的卷发、浅蓝色的眼睛、雪白的皮肤，而且满脸微笑，很讨人喜欢。我还是一个小话唠，总是说个不停，你简直很难让我闭嘴。
电影院的女服务员们很喜欢跟我聊天。我成了她们注意的中心。当一位女服务员悄悄地打电话给警察局时，其他的女服务员塞给我冰激凌、糖块和苞米花，还争相与我谈话来吸引我的注意力：“喂，小男孩，你真可爱啊！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知道你家住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我家住哪儿啦，我只是说不出地址。假如她们放我走的话，我自己完全可以走回家的。这些女服务员们把我放在放映厅靠近门边的一张折叠椅上。那通常是她们自己坐的地方。她们一直给我苞米花吃，还留心地看着我，直到警察到来。我真喜欢受到这样的关注。
那时的世界与现在不同。那时的管片儿警察认识他们辖区内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耐心地把我这个淘气的孩子带到警察局，甚至在那里我也成了警察们关注的中心。我坐在值班警官的桌子上，两条腿悬着，不停嘴地说着。他们为了让我安静下来不再说话，就给我冰激凌和蛋糕吃，直到我的妈妈气急败坏地赶来。
许多年以后，妈妈告诉我，每当我不放过任何机会东游西逛时，我给克里索普斯警察局、电影院的女服务员们甚至小城的全体居民带来了无数的麻烦。到了后来，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谁、我住哪儿。我们这条街和附近街道的商店和咖啡馆的人都知道“闲逛者盖瑞”了。当他们看见我时，他们总是跟我打招呼，并且领我回家。这是一些多好的人哪！妈妈总是对我一边摇头一边说：“你这个孩子呀，从小就喜欢到处乱跑，你将来一定会走遍世界的！”
鲱鱼女
妈妈是他们家最小的孩子。她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我的外祖母的一生都是在格里姆斯比港度过的。这个大渔港距离克里索普斯市仅仅2公里，你甚至分不清它们的边界线。妈妈常常带我去看望外祖母。她总是坐在壁炉边她喜欢的那张旧扶手椅里。走路的时候，她总是柱着一根多节的木拐杖。她非常爱我，总是要我坐在她的旁边跟她说话。
外祖母的一生非常辛苦。我没有见过外祖父，家里人很少提到他。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外祖母含辛茹苦带大了七个孩子，这损坏了她的健康，但是她从来不抱怨。坚强的意志使她长寿。她一直活到98岁。直到她去世之前，她每天都喝三瓶爱尔兰黑啤酒。我后来甚至想，是营养丰富的爱尔兰黑啤酒延续了她的生命。
妈妈的两个姐姐都嫁给了渔民。尼尔（Nellie）嫁给了艾伯特（Albert），一位拖网船船长。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体魄健壮的男子。他几次带我到格里姆斯比的码头，登上他的拖网船。我记得，我站在驾驶室里，在艾伯特叔叔的指导下，慢慢地驾驶着拖网船去码头边的加油站加油。我为自己能够驾驶拖网船感到骄傲。
艾伯特叔叔经常驾着拖网船出海。他们要迎风破浪一直在北海上往冰岛和挪威海方向行驶。在酷寒与狂风中，他们撒出长长的渔网，以便捞上鲱鱼。大洋里的鲱鱼群往往由成百上千的鲱鱼组成。人类捕捞鲱鱼的历史开始于史前时期，因为争夺鲱鱼曾经发生过无数场战斗甚至战争。直至今日，各国的外交官们仍在为鲱鱼的捕捞权，不停地斡旋谈判。
小鲱鱼往往被制成罐头，也就是沙丁鱼罐头。英国人喜欢在早餐时，就着烤面包和茶，吃热了的沙丁鱼罐头。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些沙丁鱼罐头得来多么不易啊！周围的许多妇女都在格里姆斯比港的鲱鱼罐头厂工作，人们叫她们“鲱鱼女”。我的外祖母年轻时就是一名“鲱鱼女”。她们把一条条小鲱鱼开膛破肚，清洗干净，像一本本打开的书一样，拌了盐放进大木桶里腌起来，然后再放到小房间里用烟熏。她们的工作又脏又累，最糟糕的是，不管你回家以后怎么洗，你身上的鱼腥气还是去不掉。这些“鲱鱼女”的工作条件直到自动化实现以后才有所改善。
我母亲不想再去当吃苦受累的“鲱鱼女”了，她想过更好的生活。17岁时，她考进护士学校，毕业之后曾在伦敦一家医院工作。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加入陆军运输军团，在军队的医院里工作。她还曾教授其他女孩驾驶军用卡车。我母亲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在大街上常常引来很多男子的目光。
空中雄鹰
我的父亲是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人人都管他叫“本”（Ben）。父亲不常回家，但是对我很好，有时还给我带回礼物。他1921年出生。在他十几岁之时，希特勒耀武扬威地以“闪电战”横扫欧洲，又于1940年夏天用五个星期占领了法国，然后开始对英伦三岛发动了强大空袭。英国人在新上任的首相丘吉尔的领导下，全民动员。英国皇家空军顽强战斗，给了希特勒的空军毁灭性的打击。纳粹德国自知更加难与英国海军抗衡，入侵英国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
这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纳粹德国遭遇到的最重大失败。没有这一失败，纳粹德国将完全占据西欧，苏联将不得不孤军奋战，后来的第二战场将无法开辟，希特勒将不知要横行到几时，人类历史将不得不改写。正如丘吉尔所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做过这么大的贡献。”
这句话听来有点绕弯，但字字确凿，并非自吹自擂。这是英国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而我的父亲正是这些大无畏的英国人之一。在抵御纳粹时，英国皇家空军首当其冲，损失非常惨重。父亲就在20岁那年，也就是1941年，偏偏要求加入损失惨重的英国皇家空军，并被选拔为轰炸机飞行员，送到加拿大培训。返回之后，他的任务是驾驶英国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轰炸德国的工业和军事基地。
在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他的飞机被敌人的高射炮击中，四个引擎坏了两个，方向盘严重损坏，他身边的战友——枪手中弹牺牲。他却顽强地驾机返回基地，强行着陆。等下了飞机，他发现自己的飞机被打了九十多个洞。战友们都很惊讶，他怎么可能驾驶这样浑身是洞的飞机飞越大西洋返回基地？在那种时刻，假如他有片刻的畏缩，他的飞机早就葬身大海了。他的勇敢是惊人的，他的沉着也是罕见的。他屡次获奖受勋，后来，他被提拔为轰炸机中队长。
1944年5月，他率领自己的轰炸机中队，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此后，他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不断获得奖赏。他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次战斗，则是1945年4月25日，率领他属下的16架兰开斯特轰炸机飞到阿尔卑斯山，参加了轰炸希特勒的别墅——“鹰巢”的战斗。不过，那天，希特勒正躲在柏林的地堡中。后来，父亲又指挥自己的轰炸机中队，给被困的荷兰人空投食品，营救战俘。
父亲的许多战友牺牲了，然而他活了下来，迎来了胜利与和平。这段时间，他驻防的空军基地就在格里姆斯比港附近，离我与妈妈住的地方不远。
我记得，后来我们从海边的房子搬走，搬到父亲分到的一所较大的房子里。这所房子离父亲的空军基地很近。我常常骑着小自行车去父亲的基地玩。基地大院里有处偏僻的大空场，堆放着一些飞机残骸。父亲曾经把那架有九十多个洞的飞机指给我看。我好奇地发现，有一个洞竟像窗户那么大，我就钻进去在里面爬来爬去。
对于父亲的勇敢，我一直念念不忘。多年之后，我从英国皇家空军网站找到了一些有关父亲的资料。2012年的一天，我与我的妻子楣在悉尼家中看一部讲述二战时英国空军的电视纪录片，我让楣注意，说也许能看见父亲。结果，我们真的看到了父亲的镜头。他穿着军装，站在黑板前给其他军人讲课。
我3岁半时，妹妹凯瑟琳(Catharine)出生了。妹妹稍大一点儿，妈妈就经常让我照顾妹妹。我就把妹妹放在肩膀上，驮着她到处走，还带她到海滩上去玩。要吃饭了，妈妈就到海边把我们兄妹俩喊回来。妹妹从小被我驮着到处跑，因此打心眼里崇拜我，喜欢我。
一天清晨，5岁的我朝妈妈的卧室伸头一看，爸爸回来了，床上有两个脑袋，我很高兴。我回屋穿上衣服，又穿上橡胶雨靴，腰里别上剑，头上戴着用报纸做成的帽子，把自己打扮成海盗模样。这样扮演了一会儿海盗，爸爸妈妈和妹妹却还没有起床。我想，爸爸好不容易回来了，我要给爸爸妈妈各冲一杯热茶，送到床边，给他们一个惊喜。
我得用电壶烧水，我曾经看见妈妈这么做。我到厨房一看，电壶还插在插销上。那种老式插销是没有开关的，我必须把插销拔掉，才能把壶拿到水池边往壶里灌水。但是，我的力气小，插销怎么也拔不下来。作为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五岁的冒险者，我决定用一把黄油刀来撬插销。
只听啪地一声响，我的全身感到一阵剧痛，然后就完全失去了知觉。爸爸妈妈听见响声，穿着睡衣跑下楼来，正看见我从椅子上滚下来，手上冒着烟，衣服也烧着了。我昏迷了两天才苏醒过来，除了浑身难受肚子剧痛外，手上和脖子上都包着纱布。我看见妈妈和一位陌生男子在我床边。陌生男子说：“他会恢复的，我明天再来。”然后，他提着小箱子走了。
两周之后，我才慢慢恢复了。妈妈把烧坏的水壶插销和黄油刀给我看，它们烧融成一团，完全看不出原来的形状了，恐怕是我的橡胶雨靴救了我的小命。这一下，我可知道电的厉害，再也不敢去动那没有开关的老式插销了，甚至连走进厨房我都害怕。
作为空军军官，父亲经常调防，我们就跟着他搬来搬去。我记得，我在青少年时代大概一共进过14所学校。这对我的学习当然是不利的，何况，我又不是一个在学业上很聪明的孩子。除了科学与化学，我对其他科目不大感兴趣，成绩也不佳。这样频繁地变换学校，也使我很难与同学们建立稳固的友谊。但是，我没有选择，我们是空军家属，我们得服从调动。
有一次，爸爸又要调防，妈妈决定把7岁的我送到一所天主教修女管理的寄宿学校去。我至今都记得，那些修女冷酷病态，学生们的日子痛苦难耐。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我对老师说，我想回宿舍休息，那位修女却对我破口大骂，指责我逃课。我实在忍受不了她的责骂，逃出教室，想去找校长，结果一路走一路呕吐。这次感冒，因为得不到休息与治疗，一直延续几周，后来转成了严重的慢性鼻窦炎，跟随我终身。我因泻肚子，有时弄脏了被褥，这当然也常常遭到修女的责罚与毒打。
每天清晨6点，不管你有病没病，你都得起床，去做清晨的祈祷。假如我稍微晚了一点，或在便桶上坐的时间稍长，那就要挨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宗教，它决定了我以后终生对宗教的态度。我很快就感到，人们编造出来的宗教并不适合于我。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约不到一年。谢天谢地，1950年年中，上级调父亲去马耳他的英国空军基地服务，父亲决定带全家同行，我才得以逃出了那些修女们的魔掌。
马耳他
马耳他(Malta)位于地中海中部，是大西洋通往地中海东部与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因为战略地位重要，英国早在1800年就把它占领了。二次大战时，德国与意大利为了毁掉英国在马耳他的军事基地，把全岛轰炸得遍地废墟。马耳他人仇恨英国的统治，恨不得英国人立即滚蛋。这一点连我这个孩子都充分地感受到了。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马耳他时，那里仍然到处是二次大战残留下来的废墟。我们住在兵营的单元楼里，喝的是带苦味的淡化海水。早上和晚上，我和大妹凯瑟琳及其他孩子被放在军用卡车上，由武装的士兵陪伴，保护我们上下学。我的小妹妹那时刚出生不久，妈妈的注意力几乎全放在她身上。
马耳他天气非常炎热。有一天，我想去海边游泳，大妹要跟着一起去。海滩比较远，妈妈给了我们一点儿零钱，让我们坐巴士往返。
我俩正在海滩上玩，来了一群马耳他男孩。这群马耳他男孩一拥而上，把我扔进水里，又骑在我身上，按住我的头，不让我吸气。等我终于挣脱，游上了岸，这群男孩又把大妹扔进了水里，还拍手大笑。我急忙把大妹从水中托起，连跌带撞逃离海滩。我身上的钱也丢失了。我们两人只好长途跋涉走回家去。那次以后，我们当然再也不敢去海滩了。作为哥哥，我深为不能很好地保护妹妹而内疚。我感到马耳他的孩子恨我们，非常恨，但是当时我不明白这仇恨从何而来。
我们军队小学教室的旁边就是操场，士兵们经常在烈日下长时间地操练。我不禁想，这样做多么枯燥乏味啊。1952年初，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来驻地视察检阅，父亲被任命为典礼官。战士们在骄阳下长时间列队等候，但是女王的丈夫却来晚了。我亲眼看见至少10名士兵晒得晕倒了。我觉得，这样做太愚蠢了，对可怜的士兵太不公平了。（多年之后，父亲已经去世，大妹凯瑟琳找出那天菲利普亲王在马耳他检阅的照片，寄来给我。看见这张拍摄于几十年前的照片，看见站在菲利普亲王旁边的父亲，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悲伤。）
在马耳他的三年，对我们全家来说一点儿都不愉快。我们生活在充满敌意的恐怖氛围之中，两个妹妹接连生病，妈妈烦不胜烦。当我们得知，父亲要调回英国去了，简直高兴得忘乎所以。1953年初，全家终于回到英国。那时，我11岁，凯瑟琳7岁，小妹只有3岁多。
西海岸
这一次，爸爸的驻地在英国南部西海岸的康沃尔郡(Cornwall)。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是我少年时代最幸福的日子。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每天上学，放学回家，周末有许多时间玩耍，特别喜欢周日晚上与家人共进晚餐。没有寄宿学校，没有冷酷的修女，围绕我的是蓝色的大海与绿色的荒原。
在康沃尔仅仅两年，我们大概就搬了四五次家。房子是空军租赁的，都离爸爸的空军基地不远。大概，每个房子的租期只有6个月，所以，我们总是搬家。作为空军家属，我们生活在很浓的军事氛围里。各种型号的战斗机、运输机整天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作为男孩，我对这些飞机当然充满兴趣。爸爸妈妈也念叨着将来要把我培养成飞行员。
那时，朝鲜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冷战的阴影依然浓浓地笼罩在英国民众心里——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不断地较量，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时时存在。12岁的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生活在军事氛围之中。不过我想，打仗是大人们的事，我这小孩子玩还玩不过来呢！
有一次，我和妹妹们与其他小孩玩捉迷藏的游戏。紧急之中，我和凯瑟琳决定把小妹藏在院子里的煤窖中。那是一个大约两米长、半米高的大箱子，顶部有盖。送煤的人每月来一次，打开盖子，把煤放进去，妈妈则是从底部的小门取煤。我们打开顶部的盖子，把小妹放了进去，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各自跑开躲藏起来。
我们没有想到，盖子一盖上，里面漆黑一片，小妹吓得大哭大叫。她四处乱闯，想要出来，可是打不开盖子。我们当时躲得太远，没有听到她的哭叫。还是妈妈发现了，打开煤窖的盖子把她拉了出来。小妹完全像一只大熊猫，她的后背和四肢粘满了煤末，脸与前胸却是白的，十分可笑。我和凯瑟琳自然挨了妈妈的一顿臭骂。在这种时候，凯瑟琳从不背叛我，她坚持站在我这一边与我一起受罚。
有一阵儿，我们住的房子就在小镇纽肯（Newquay）的海边，面对沙滩与港湾。两道长堤像手臂一样，合抱着港湾。有些船只停靠在港湾里。天气不好狂风吹来时，海浪很大很猛，有几米高，一个螺旋接着一个螺旋地向岸边涌来。
天气好时，我和凯瑟琳经常跑到海滩上玩。我们惊喜地发现，长堤下的一个涵洞边，海浪带来了许多宝贝。我和凯瑟琳耐心地用小筛子筛沙子，竟然筛出了硬币，还有手表。手表自然坏得不能用了，可是硬币擦洗干净还可以花。我们把硬币攒起来，去电影院买票看电影。每周六下午一点钟有儿童专场。幸运的是，没有人认为我们的硬币有什么问题。我们还用硬币买了苞米花甚至冰激凌，兄妹俩坐在电影院里真是得意非凡。
在康沃尔，我的冒险精神又惹来大祸。我们住的有一所房子大概住过一位药剂师或是化学家，院子里有些大瓶子，车库里有一些大桶的粉末与液体。我与一位小朋友商议做个实验，我把一些粉末和液体倒进一个空果酱瓶，然后盖上瓶盖使劲摇晃。摇晃之后，我本应将瓶子放到地上并立即跑开，但我却愚蠢地弯腰伸头去看。
就在我伸头看时，瓶子爆炸了，紫色的浓稠液体喷溅到我的脸上。我本能地闭上双眼，但是已经晚了，我的眼睛火辣辣地疼。那位小朋友吓得跑开了。我疼得在地上打滚，尖声叫妈妈。妈妈从房子里跑出，起先她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在我试图向她走去时，因为双眼全盲，我在跨过车道的边沿时绊倒，竟然沿着房前的斜坡滚下去。
我当时什么也看不见，终于我闻到妈妈的气息了，她架着我把我往斜坡上拖。我赶快向她招供，道出原委，妈妈立即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救护车鸣着警铃，向着医院呼啸而去。只有这一点，让我稍稍得到安慰。我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是被救护车鸣着警笛送走的。但是，我马上就被剧烈的眼疼压倒，不想当什么重要人物了。
在医院里，谁也搞不清那紫色液体是什么东西。最后，一位年轻医生想出绝招。他们把我的头部固定住，把眼皮翻开也固定住，然后往我的眼睛里滴液，做冲洗。这滴液的时间非常之长，我甚至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这种“古代酷刑”终于起作用了，我能看见一点点光了。
在医院里的那些天，我最怕护士来给我打针，我总是又踢又打地反抗，我现在很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当护士长皱着眉头向我解释打针的必要时，我坚持打针只能使我病情加重。我撩起衣服给她看，我浑身出现了一些小疙瘩。她们一检查，原来我出了轻度水痘，需要隔离，只得允许我回家。我在家里一直休息了四周，眼睛起初还是看不见，大概几个月后，视力才慢慢恢复了。水痘也渐渐消失了。
妈妈越来越厌烦围绕孩子们转了。她年轻漂亮，正是尽情享受生活的好时候。她已经逃脱了做渔民妻子的悲苦命运，现在军官太太的条件这么好，丈夫对她又这么宽容，她难道不该好好快活一下吗？这次，爸爸调防，她决定把12岁的我和8岁的凯瑟琳都送得远远的，送到伦敦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去。她和爸爸一商量，他就同意了。
一听说要离开家住进一所很远的寄宿学校，我和凯瑟琳都着急了。我俩反复恳求妈妈，要她准许我们住在家里。但是妈妈一步也不退让。她严厉地说，你们必须去，你们必须去。我俩除了听妈妈的话，准备离家，准备离开每日都可以玩耍的海滩，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我出生在英格兰东海岸的小城，随后跟父母去了马耳他的海边，然后又搬回英国的西海岸。在我12岁被送到伦敦附近的寄宿学校以前，我几乎一直生活在海边，一直被四季变幻的壮阔海景滋润着。我以为，世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们都生活在海边。我做梦也没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飘洋过海，会离开英国，会到大海的另一边闯天下。当然，我更没想过我的生活会与出生在大海那边的一个中国女孩有什么关系。
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约黄昏》
照片说明：1，小盖瑞
2，1952年，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前左二）到马耳他的英军驻地视察，盖瑞父亲（前左一）任典礼官
